认同差异与"复流为土"——明代广西改土归流反复性原因分析

明代广西的改土归流出现较大的反复性,许多土州、县在改由流官治理之后不久又恢复了土官的世袭统治,个别土州、县在土、流之间反复更替.就其主观原因而言,当属明代封建中央王朝、壮族土官和各族民众彼此间在改土归流问题上出现较大的认同差异所致.广西明代改土归流出现较大反复性的深层意义在于,它在明代广西改土归流条件尚未完全成熟的情况下,为封建中央王朝与壮族土司政权在国家与地方认同关系上提供了持续调校的契机,为清代在广西成功实施大规模的改土改流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     

试析改土归流与湘西政治格局变动

清代改土归流前,湘西民族区域政治格局表现为土司政治下的"以土治土"、"以土制苗";康熙年间对湘西苗疆生界的开辟,使得土司的地位和作用发生变化,促进了湘西改土归流的顺利进行;改土归流后,湘西形成了"土苗分治"的新格局,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同时也存在明显的历史局限。     

论清代凉山彝区的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

本文论述了清代凉山彝区的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问题。作者认为，从清初至康熙年间，清王朝在凉山彝区保留了土司制度。到雍正年间，伴随改土归流在相邻地区进行，在没有弄清凉山彝族社会状况下，在凉山也宣布实行改土归流。而事实上，在凉山改土归流并未实行，只在凉山边缘浅山坝子地带推行州县制度。雍正以后，针对不同的情况，清王朝在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问题上采取了比较灵活的政策，从而一部分土司仍被保留下来，而另一部分土司被革除，使凉山边缘某些地方走上了封建制道路。到清末，为达“筹边援藏”的目的，清王朝在凉山腹地又宣布搞改土归流，并有废奴之议，但终因黑彝奴隶主势力的反扑，未能如愿。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视阈下改土归流的历程、原因及作用

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实施的改土归流,不仅彻底废除了土司的政治、经济、军事、司法等特权,将国家版图内的人事权、财政权、军事指挥权、行政管理权、文化教育权等悉数收归中央,而且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由“自在”向“自觉”过渡的关键环节。明清改土归流经历了一个长期、艰巨、复杂的过程,其中既有土司利益与王朝利益的矛盾、各地土司与辖区民众的矛盾,也有中央王朝通过改土归流以增加税收、朝廷命官与乡村民众要求改土归流等现实动因。改土归流实现了国家“大一统”的目标、凸显明清国家治理能力的进步、加快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速度。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由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四者构成的命运共同体。改土归流的实施,不仅是推动共同体由“自在”向“自觉”迈进的关键步骤和重要举措,而且使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诸方面发生巨大变化。     

清代广西的改土归流

历史上,土司制度在广西西部的少数民族地区推行过很长的时间。明时,广西土官叛服不常,影响了王权的尊一,曾有改土设流之议,但因条件未臻成熟,终被弃置。随着民族地区政治经济的发展和中央王朝统治力量的增强,清王朝在我国西南地区大规模地进行“改土归流”。这对广西西部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发展,对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统一和安定,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由于各地区、各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在“改土归流”的过程中,有的快,有的慢;有的改流较彻底,有的则遗留不少问题。     

清初广西壮族地区习俗改造与政治认同

清初中央政府通过改土归流及相关基层机构的设置,稳固了国家权力在广西土司地区的统治。随着国家权力的进入,清政府加强了壮族地区由上层到民众的文化教育,从而稳固了中央统治的思想基础。壮族地区在长期的边缘地理位置、政治构架与环境适应的过程中,形成了稳固而别于内地的文化模式。清政府致力于该地区各族群习俗的改造,搭建起服从、适应与利于中央政府统治的政治认同。     

凌云壮族七十二巫调与岑氏土司

广西第一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凌云壮族72巫调音乐"中的"72巫"与当地麽公使用的<灵坛诸官员名谱簿>中的"诸官员名谱"基本一致,既突出了岑氏土司,又体现了当地众多的壮族头目.该巫调音乐形成于泗城被改土归流之后,反映的是当地的现实生活,具有壮族传统文化的特殊性.如能对其进行系统地研究和开发,迟早会被提升为中华民族艺术殿堂里的一朵奇葩.     

清代广西少数民族的户口统计与汇总制度研究

在清代不断加强对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背景下，广西许多少数民族被纳入王朝的户籍管理系统，官方根据少数民族的住居形态和编户形式分别采取了不同的统计和汇总方式。在桂东地区，有将少数民族与民户混合统计者，有以族别为单位进行统计者，但最后在汇总方式上都将少数民族人口数据汇入民户的人口数据。在桂西地区，尽管改土归流地区和许多土司辖区都对少数民族进行了保甲编户和人口统计，但在少数民族人口汇总方式上则略有不同：改土归流地区从乾隆三十二年(1767)开始，其人口数据被汇总纳入民数黄册一体造报；而土司辖区的人口数据则因未纳入民数黄册，没有成为每年一次督抚上报朝廷的民户数据。     

改土归流对壮族社会的影响

改土归流之后,壮族核心居住区逐渐朝着多民族聚居的特点发展;壮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开始与中原地区划一;壮、汉民族之间既有融合,也有同化,但是壮融入汉是主流;大约从明代起,壮族逐渐对壮、汉文化抱等距认同的态度,并在族际交流中维持自己的族群边界.改土归流的结果是使壮族看起来与汉族无异,但却实在又是一个特点突出的民族.     

试论清末川边改土归流

清末川边改土归流,是继雍正西南改土归流后又一大规模改流运动。但它的改革范围,则超过了历次改土归流。即不单是政治上的改革,而且对于与土司制度相适应的封建农奴制的社会经济基础,以及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也进行了广泛的改革。这在我国近代史上,也是藏族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本文拟就清末川边改土归流的历史背景,清政府经营川边的最初措施与改土归流经过,改革内容和改流后的设施,以及川边改土归流的历史意义,加以论述。     

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对中国多民族国家建设的关键作用

历史观是记忆的出发点和认同的基石,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设中发挥关键作用。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强调“四个与共”的结构一体性和“四个共同”的过程延续性,为中国历史政治基因的延续性、合法性提供了理念维护,为多民族国家整合、建设提供了思想基础和意识形态素材,也是对外部挑战的理念回应。问题史观通过修改历史认知坐标系和思维方式,销蚀政治认同与意识形态合法性,而二元史观、多元文化主义史观等问题史观冲击了中国历史主流话语的延续性、一体性、主体性和本土性。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以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为价值立场,以强化中华民族史观认知、凝聚“五个认同”历史情感、坚定历史自信为关切,引导受教育者形成符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求的历史认知和历史评价标准。     

论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法律地位问题

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自治法规 )是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一项自治权。自治法规的效力等级高于一般地方性法规而具有法律性质 ,但其适用范围仅限于本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上级国家机关要尊重和保障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自治权 ,但自治法规不能规定和约束上级国家机关。制定机关和批准机关对于自治法规都享有“半个立法权”的说法 ,实际上是把报请批准自治法规视同提请审议自治法规案 ,把自治机关享有的自治法规制定权等同为拟定权。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法规报请省级人大常委会批准后生效的规定 ,是一项宪法原则 ,这是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立法体制的一大特点。在自治法规的效力等级和适用范围问题上的分歧 ,源于如何正确认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民族及其发展规律的理论--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民族理论研究之一

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民族及其发展规律的理论的基本观点包括民族有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客观规律,其过程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时期是各民族繁荣兴旺的时期,民族特点和民族差异将长期存在;多民族的存在是我国的基本国情,等等.     

试论噶当派的兴起原因及历史影响

噶当派是11—15世纪藏区影响较大的一个佛教教派,其兴起原因主要在于它适应了当时藏区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以及藏区佛教的发展方向。本文强调指出,噶当派在教理教义、寺院经济制度等诸多方面影响了其他教派的产生与发展;独具特色的藏传佛教的形成也与其作为藏区第一个佛教教派的历史地位密切相关。此外,噶当派对藏区社会的其他方面亦有影响。     

一多辩证中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

基于共同性意识构建的铸牢要求命运共同体意义上的吸附力和统摄力,一多辩证的基本问题关怀容括了人群社会之中“一”和“多”问题的共同存在。费孝通所提多元一体格局有着范围上的伸缩性,从个人到民族,再到世界性的存在,这种伸缩范围所体现出来的是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过程。共同性意识的建构需要基于多元一体的理解来构造出一体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未来世界将会朝向一种互惠共荣的文化自觉,这需要从中国文明立场上看世界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的多元价值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构建的可能。从人之向善的共同性追求上寻求共同体价值的实现,这种文化自觉将会有助于以共同性意识构建为基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当下的构造与铸牢的实践。     

关于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若干思考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衰落是必然的,要做好保护工作,就要发掘其自身的生长要素,从而采取相宜的措施。这些措施主要有提高民众的自觉意识、实现可能的功能转换、政府的重视和支持等几个方面。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要防止只做“搭台”的角色、搞“官员工程”、脱离群众、不看对象搞“一刀切”、过度开发和文化造假。     

《元朝秘史》版本流传考

《元朝秘史》是一部重要的蒙古学文献,相关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学术领域,长期以来研究成果不计其数,涉及历史、语言、文学、宗教、社会学等诸多领域。其中,文献学方面的研究开始得最早,取得的成绩较大,受关注的程度也较高。然而《元朝秘史》文献学方面的研究仍然存在继续扩展和深入的空间。例如在《元朝秘史》版本流传的考订方面,随着客观环境的逐步改善,某些方面已经有条件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前进和完善,有必要对以往的研究做些修正和补充。     

黄帝陵地名考

本文在借鉴近年来考古学、历史文献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多学科新成果的基础上 ,对陕西北部黄帝陵地区的诸多地名进行了梳理 ,阐明了上古神话、传说、记载与历史事实之间的错位与吻合     

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理论--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民族理论研究之四

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民族关系理论的基本观点包括我国现阶段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是社会主义的新型民族关系;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进步;在我国民族关系上汉族与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之间"三个离不开";"三个离不开"是经济社会发展和民族进步的客观需要和必然趋势;社会主义时期各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矛盾基本上是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项重要原则,等等.     

梁国王墓志铭文初释

辽代梁国王石鲁隐术里者是秦国太妃之夫萧和的第三子萧孝诚的第三子,汉名萧知微,其妻是惕隐司仲父房查懒瑰引宰相第四女、耶律仁先四妹涅睦衮别胥.在出土的契丹文铭文中有自阿古只以来历代子孙的详尽记载,其史料价值非常珍贵.这些墓志的出土,可将萧和一系六世子孙中之一部分厘清,对研究辽史和契丹史有很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