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价收入比对育龄人群生育意愿的影响

基于2013—201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研究了房价收入比对育龄人群生育意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二孩政策背景下,房价收入比显著抑制了育龄人群生育意愿。通过工具变量方法和各类稳健性检验处理内生性问题后,研究结论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房价收入比对未婚、主观幸福感低、租房和拥有一套住房、东部地区育龄人群生育意愿的负面影响更大。此外,房价收入比显著降低了育龄人群生育男孩的偏好。据此,政府应积极调控房地产市场、倡导新时代生育观、健全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以提高育龄人群生育意愿,调控出生人口性别比。     

"全面二孩"政策下城市居民生育现状及意愿分析——以浙江省金华市调查为例

文章基于莱宾斯坦的孩子成本—效用理论,建立二孩效用和成本压力量表,在"全面二孩"政策下,对浙江省金华市育龄人员生育二孩意愿现状展开调查,通过卡方检验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找出影响生育二孩意愿的因素,以及已生育二孩的育龄者与没有生育二孩的育龄者间的特征差异.研究结果表明,金华市有35.41%的育龄者已生育二孩,生育二孩育龄者与一孩育龄者间在学历、家庭月收入、一孩的性别等多项指标上存在显著性差异.有42%的一孩育龄者有生二孩的意愿,生育二孩的动力主要是为了孩子有伴、减少教育失败、避免失独风险以及缓解养老压力等,不愿意生育二孩原因主要是经济与家庭关系压力.     

二孩生育行为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以“全面二孩”生育政策为背景,在Probit和Tobit回归模型的基础上,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实证探究二孩生育行为对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结果表明,生育二孩能够显著促进家庭风险资产投资。异质性分析结果可知,二孩生育行为对城乡家庭、高低房产约束家庭以及有无老年人口抚养负担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作用效应不尽相同;进一步细分二孩家庭微观特征发现,房产约束高、有男孩的二孩家庭会降低家庭风险资产投资倾向。最后,验证了人力资本和家庭储蓄是二孩生育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作用机制。     

城市两类育龄人群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全国12城市调查数据,对城市两类育龄人群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对现有孩子数目不满意,是两类育龄人群想生二孩的最主要原因。祖辈支持、女方年龄、丈夫文化程度等,也都对他们是否想生育二孩有一定影响。但是,所生活的城市类型、夫妻的收入水平,与"双独、单独"一孩育龄人群的二孩生育意愿无关;只对"双非"一孩育龄人群的二孩生育意愿有显著影响。研究结论提示,影响一孩育龄人群二孩生育意愿的根本原因或许既不是经济条件,也不是个人精力或祖辈支持,而是育龄夫妇内心所具有的生育需求。同时,对于以"单独二孩"政策为背景进行的生育意愿调查中所得到的一些结论,当放到"全面二孩"背景中时,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     

从意愿到行为:育龄人群的"二孩"生育抉择——基于吉林省496位城乡居民的调查分析

为解决我国日益严峻的人口结构失衡问题,2015年我国政府开始实施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以来,吉林省并没有出现预期中的生育潮.为了解我省城乡居民的二孩生育行为及相关影响因素,我们采取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的形式对吉林省496名城乡居民进行二孩生育意愿行为进行调查.在对调查结果的统计分析中,重点选取社会地位、家庭内部因素、性别偏好和情感需求4个主要变量对"有生育二孩意愿但无生育二孩行为"的居民和"有生育二孩意愿并且已经生育二孩"的居民进行比较,结果发现在从生育意愿向实际生育行为转变的过程中,这4项因素均起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其中情感需求的满足超过了其他的因素,成为影响生育抉择的最重要因素.     

公共服务感知、家庭禀赋与女性二孩生育意愿

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以结构功能主义为理论基础,基于生育行为的成本效用视角,分析公共服务感知和家庭禀赋对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及其地区差异。研究发现:公共服务感知显著负向影响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家庭禀赋整体上显著影响女性二孩生育意愿,西部地区女性二孩生育意愿高于东部地区。据此,提出提升公共服务质量以健全女性社会保障、改善女性家庭禀赋以减轻二孩生育压力、统筹资源优化配置以缩小地区生育差异等对策,以有效提升女性二孩生育意愿,从而实现人口稳定增长。     

计划生育家庭结构对二孩生育意愿影响研究 ——以重庆市为例

本文利用重庆市2017年育龄妇女生育意愿抽样调查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人口计生家庭结构特征对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进行了回归分析。研究发现：（1）育龄夫妇为“双独”“独子非独女”与“独女非独子”对二孩生育意愿影响显著且回归系数为正;（2）已有子女数对二孩生育意愿影响显著且回归系数为负;（3）已有子女性别对于二孩生育意愿影响显著且回归系数为负。文章认为有效提高二孩生育对于宏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战略意义,从供给和需求层面做好二孩生育的综合配套政策,做到二孩生育及其后期相关成本在不同层面之间得到合理分摊。     

城镇女性二孩生育与就业典型相关分析

为探讨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以来,城镇20—44岁已生育一个孩子的职业女性二孩生育和就业的相互关系,呈现部分职业女性不愿意生育二孩的主要原因,运用描述性分析方法和典型相关分析方法进行研究,发现在城镇职业女性缺乏必要的社会支持条件下,生育对减少收入的影响最大,对减少培训、提拔晋升与就业机会的影响次之,另有1/5的被访者为了工作而延迟二孩生育或不要二孩;反映生育与就业的典型变量具有显著关系,城镇职业女性的一孩怀孕、分娩、育婴越是对收入、提拔晋升和职业培训带来不利影响,越会降低二孩生育意愿,延迟二孩生育时间.为促进城镇女性生育就业协调兼顾,建议劳动保障监察部门加强执法检查,完善投诉举报机制,推广妇联组织协助政府促进女性公平就业的约谈机制,促进"全面两孩"政策和女性平等就业有效落实.     

生育数量趋同行为研究的理论架构与实证分析

生育数量趋同表现为一孩、二孩和多孩趋同。生育数量趋同受社会、家庭和个人因素影响,根据2000年福建省第二期妇女社会地位调查问卷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除了物力资本,生育政策、生育文化、女性家庭地位、家庭背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都对生育数量趋同行为产生影响。创造良好的社会、家庭和个人条件,塑造良性的生育数量趋同行为,是事半功倍地解决人口这一难题的有效途径。     

城乡、性别差异下一孩家庭二孩生育意愿的比较研究

二孩生育意愿作为了解生育二孩行为的重要指标,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复杂性导致已有研究结论的差异甚至冲突。使用广东省一个地级市的调查数据,开展定性比较分析(QCA)。对二孩生育高意愿的产生路径进行比较,发现四组人群存在明显差别,城市女性出现高生育意愿的比例显著低于另外三类人群;受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与二孩生育意愿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在不同组合下将产生不同的结果;"有老人帮助"是绝大部分人群生育二孩的核心条件,幼儿照护的压力不容忽视;"理想子女数量"是四组人群高生育意愿的必要条件,凸显生育意愿的内生性。     

论粮食价格波动对城镇居民的福利影响

粮食价格是百价之基,其波动对居民的经济福利会产生影响。运用中国1995～2010年相关时间序列数据,采用AIDS需求系统模型估计城镇居民粮食消费的收入弹性和自价格弹性,借鉴Minor＆Goletti福利效应模型,测度了粮食价格波动对城镇居民不同收入组的福利效应,粮食价格下跌10％,城镇居民低、中、高收入组的福利平均变动分别为0．52％、0．32％和0．19％。而粮食价格上涨10％,城镇居民低、中、高收入组的福利平均变动分别为一0．14％、一0．74％和一0．4％。基本结论是：粮价上涨,城镇居民福利损失,粮价下降,城镇居民福利改善。由于粮食需求收入弹性随收入等级增加而逐渐降低,粮食自价格弹性随收入增加由缺乏弹性变为富有弹性,粮价波动对低收入人群的福利影响大于中、高收入人群。因此,政府应更加关注粮价波动对低收入人群的福利影响,通过完善价格补贴制度等措施保障低收入人群生活质量水平。     

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转移收入对储蓄影响分析

本文回顾了国外社会保障制度对储蓄的影响问题的理论研究。结合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收入和储蓄数据,分析了中国转移收入对储蓄影响状况。得到的结论是,从全国平均水平来看,转移收入增加减少了居民储蓄。从不同收入阶层看,转移收入对储蓄的影响多体现在高收入阶层,对中低收入家庭储蓄影响不大。     

2018年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减税效应评估——基于CGSS的模拟测算

2018年最新的个人所得税改革在费用扣除方面作出重大调整,有利于降低税负,实现税收公平。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中的劳动者群体样本基于改革前征收办法和改革后征收办法进行了个人所得税税负的模拟测算,研究了减税金额和减税的阶层分布,对本次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减税力度和公平效应作了精确评估,得到如下研究结论:其一,本次改革的人均年减税额达到3 254.27元,相比改革前纳税人数量减少了61.56%。其二,相比高收入阶层,减税效应更多倾向于中低收入阶层。其三,住房相关支出扣除没有表现出明确的阶层倾斜性,子女教育和赡养老人支出扣除更加倾向于中低收入阶层,继续教育支出扣除基本发生在低收入阶层,而大病医疗支出扣除更加利好于高收入阶层。     

舟山市渔村居民低收入户增收问题探讨

针对渔村居民低收入户增收难的现状,从舟山市特殊的群岛型地理特征出发对舟山市渔村居民低收入户展开详细调查,通过对比分析,比较了高低收入组、渔村居民低收入户与整体渔村居民户收入的状况。在此基础上,找出导致舟山市渔村居民低收入户增收难的主要原因,并提出促进舟山市渔村居民低收入户增收的对策。     

老年流动人口的就医行为及影响因素研究

近年来,我国老年流动人口的规模持续上升。文章使用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门诊治疗和住院治疗两个方面出发,使用Logit模型和Heckman两步法检验分析老年流动人口的就医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在患小病时,70岁及以上、以家庭其他成员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家庭人均月收入水平较高、患有高血压或糖尿病的流动老年人选择门诊就医的可能性更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患需要住院治疗的疾病时,以离退休金/养老金为主要收入来源、自评身体健康的老年流动人口更有可能选择住院治疗。参加医疗保险的类型也对老年流动人口的就医行为存在着显著的影响。此外,外出务工、依靠子女和退休养老三类老年流动人口在门诊就医行为及其影响因素方面也存在显著差异。     

人口老龄化、房价与住房空置率的影响研究

利用2007-2018年30个省级行政区（除西藏外）的面板数据,在分析人口老龄化、房价以及住房空置率三者传导机制的基础上,实证研究人口老龄化和房价对住房空置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全国层面上,人口老龄化和房价均对住房空置率有正向影响;在区域层面上,中部地区人口老龄化对住房空置率的影响最大,各区域房价对住房空置率的影响均为正向影响;中介效应表明,房价确实是人口老龄化影响住房空置率的中间桥梁。     

城镇化、第三产业与房价互动关系研究

建立2004—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PVAR模型,探究城镇化、第三产业和房价的互动关系,并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三者之间确实存在完整、连贯的互动关系。一方面,城镇化水平提升促进了第三产业发展,第三产业发展抑制了房价上涨;同时,城镇化发展进程对房价上涨具有正面影响。另一方面,房价上涨推动了第三产业发展,第三产业发展则抑制了城镇化进程;此外,房价对城镇化水平提升的影响为正。     

农民工对廉租房需求的实证分析——基于苏州、无锡、常州的调查

廉租房在解决城镇低收入群体住房问题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农民工却因为身份等问题而无法享受这一惠民政策。根据在江苏省苏州、无锡、常州三市进行问卷调查与实地访谈所获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方法分析了月收入、现有住房的月租金、人均住房面积、受教育程度、年龄等因素在农民工对廉租房需求度上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农民工对于廉租房具有很高的需求度;现有住房的月租金对需求度的影响最大,人均住房面积、年龄这两个因素与需求度关系较强,而月收入、受教育程度与需求度关系不明显;在对廉租房的具体要求上,农民工对日常生活的相关配套设施最关注。     

中国住房价格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

住房价格持续快速上涨与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缓慢是转型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两个突出难题。微观分析表明,房价变化对消费的财富效应和担保效应对于不同群体是不一样的,并受到金融环境的约束。决定房价变化对全社会居民消费影响的关键因素包括人均住房资产量及其分布结构、住房价格变化的性质、金融制度安排和社会文化因素。以1999-2009年我国35个大中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的实证检验的研究发现:(1)房价上涨通过财富效应和担保效应对居民消费产生正向影响,通过收入效应产生负向影响,总效应方向具有不确定性;(2)1998年我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以来房价的长期上涨所带来的房产升值对城镇居民消费具有促进作用,并呈现出效应大小与经济发达程度正相关的区域差异特征;(3)近5年我国房价的持续加速上涨强化了房产对消费的挤出效应,削弱了住房财富效应,在住房和金融市场相对落后的经济欠发达地区财富效应的减弱幅度更大。     

农地经营权配置对农户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

农地流转是促进农地集中和规模化经营的重要手段,而明确农地经营权配置的集中程度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对于完善农地流转政策具有重要意义.运用2006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数据,利用基尼系数测算了农地经营权配置的集中程度,实证分析了农地经营权的集中程度对农户收入的影响,OLS回归分析发现,农地经营权的集中有利于农户收入水平的提高;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农地经营权的集中更加有利于高收入农户,明显地提高了高收入农户的收入水平,而不利于低收入农户.因此,应当保证农地自由流转,促进农地经营权集中,提高大部分农户的收入水平;同时,对于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低收入农户,应当制定相应的扶持政策和社会保障措施,保障其生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