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困境及价值选择

“反人类中心主义”理念的提出与自然中心主义并无本质的差异。其理论依据均为人类社会在发展进程中,人类中心主义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带来了生态危机。但“反人类中心主义”尚构不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保护自然,爱护环境固然重要,但消解了人的主体性,也等于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面对“反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困境,需要重新审视“反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价值,进行新的价值选择。     

人工智能对异化劳动的消解及其限度

人工智能在生产领域的应用使得人们的劳动形态出现自“同质性劳动”向“异质性劳动”的转变,异质性劳动在劳动本性上具有消解同质性劳动机械式分工带来的劳动异化的可能。信息类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排斥了资源的私人占有,为异化劳动向自由劳动的回归提供了契机和条件。但是,人工智能技术本身并没有否定或消灭私有制,其对异化劳动的消解是有限的。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关键节点,不仅要以人工智能等高新科技的发展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增加社会财富,为最终消解异化劳动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还要以探索建立“信息资源公有制”、推动建立更为合理的社会分工体系为关键路径,通过系统的社会变革促进异化劳动向自由劳动的回归。     

理解传播革命的三个视角———现代性视野中的传播简

从“个人与社会”的角度看,传播是包含着“自我意识”这一心理机制的与他者交往的过程。从“记忆与认同”的角度看,传播是强化记忆、消解记忆以寻求自我认同的话语争夺场。从“时间与空间”的角度看,传播改变着时空矩阵,以时空分离、时空消解、时空重构的方式作用于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     

社会组织“悬浮”社区的治理进路：从脱嵌到嵌入

“悬浮”的社会组织难以在社会治理中有效发挥“社会协同”功能。模糊性行政发包对组织公共性生产的弱化、追逐市场分利导致的对地方治理网络的游离、复杂的街区权力关系对组织专业承诺的消解、陌生人社会与自治困境对关系构建的挤压是社会组织“悬浮”社区的主要诱因。社会组织“回归”社区必须因应现实,实现双重嵌入。要上下统和促进社会组织的结构性嵌入,在政策组合上给予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更充分的支持,并注重地方政府治理理念与行为的调试和优化。要内外联动推进社会组织关系性嵌入,通过社区场域的协同再提升充分释放社会组织专业活力,并推进社会组织自治的再完善以不断提升扎根本土情境的能力。     

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乡村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了深刻变革,在社会结构上体现为开放性与流动性、在权力结构上体现为自主性与多元性、在农民身份角色上体现为职业身份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在乡村社会治理层面,开放流动的乡村社会现状与“封闭排他”“城乡二元”和“计划行政”等传统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形成了明显张力,需要以多元主体协商对话机制、农村经济体制模式和“契约性整合理念”为进路,构建转型期乡村社会治理机制优化路径.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社会基础,乡村社会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参照,在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准确研判社会问题,并在国家治理层面推进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     

制度韧性：不确定性风险下市域环境治理的逻辑转向——基于H市黑臭水体治理的“过程—事件”分析

作为风险社会的典型场域,环境问题由于治理制度割裂和治理结构离散的人造风险以及环境风险的流动性、扩散性和易反弹性而呈现高度的弥散性和不确定性,抵御不确定性环境风险的关键在于探寻制度“秩序”与“活力”间的“黄金分割点”。“过程—事件”分析法遵循“制度设计—制度执行—制度监督”的事件发展脉络,能够揭示H市黑臭水体治理由反弹反复走向根本改善的制度肇因和隐蔽机制。伴随环境风险周期规律紊乱等现象的持续产生,制度刚性与制度弹性在H市黑臭水体复黑复臭的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加剧了因利益博弈和目标冲突而发生的“拆台”和“掣肘”现象;而制度韧性则依循风险预防原则,在事后监督阶段展现出强大的适应性,并合理化解黑臭水体事件愈演愈烈之势。循此思路,对现存环境制度进行变革有必要以“米字型”制度体系的搭建、完善和实施为基本模型与总体运行方式,实现市域环境治理从“刚性”“弹性”到“韧性”的现代化转型,以阻断环境风险并消解市域环境治理“有组织的不负责任”。     

消解与回归:《水浒传》忠君观念新论——兼论《水浒传》的民间性

《水浒传》是一部怒书,其忠君观念同封建正统忠君观念有差别。书中,作为封建伦理纲常核心的忠君观念在社会行为层面上受到侵蚀和消解。第一步是绿林之“义”对君臣之“忠”的破坏,第二步是个体的生存和发展的需求又进而消解绿林之“义”。这种消解在更深层次上又是向先秦儒家人文精神的回归。《水浒传》成书过程的独特进一步使忠君观念呈现出十分复杂的形态     

"法轮功"邪教存在的社会心理基础分析

邪教是人类社会发展中不可忽视的现象,社会心理学把人的心理置于背景社会的环境中,研究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关系。改革开放出现的社会过渡性失衡,民族心理素质缺陷,信仰多元化导致的观念冲突和无序状态等社会心理现象构成了“法轮功”存在的社会心理因素。邪教已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毒瘤,不但需要运用法律手段治理,还应该通过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等方法和途径教育群众,抵御邪教侵袭。     

基于社会资本提升的收缩型城市“后单位”社区的治理创新路径——以黑龙江省S市L社区为例

当前，全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核心要义之一即是市域社区治理创新的有效达成。随着部分收缩型城市遭遇人口流失、产业衰退、社会要素消解的持续挑战，其原本依托单位组织的“后单位”社区治理也随着单位制解体而产生诸多困境。作为社区动员和治理实践的关键因素，“后单位”社区的社会资本由高度凝聚于单位到重新扩散至社区，其内在的变迁逻辑恰与单位制度变革下城市基层社会的治理机制变迁同步。基于此，当前社区治理创新就需要动员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社区活动，通过内外部的互惠、信任和互动的社区行动提升社会资本。通过创新社区管理机制、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社区公共精神和优化社区软硬件环境等举措协同推进社区治理创新的实践进路。     

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社会治理的公共性困境与重建

公共性是社会治理的目标和基础所在。近年来,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发展与问题共存,社会治理的公共性陷入困境。主要表现在:重经济发展轻社会治理、重政绩指标轻公共利益、重行政方式轻社会参与、维稳大于维权等。公共性的生长环境、现有制度的技术理性以及参与主体缺位,都是制约公共性发展的重要原因。新型城镇化中社会治理的公共性重建,需要加快社会治理理念的转变,促进价值导向回归公共性;提升城乡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服务于公共利益;培育社会力量,促进公众参与共同治理;完善参与机制,保障多元治理的长效性。     

论文学创作对社会环境的影响

<正> 谈到社会环境与文学创作的关系,除了必须说明社会环境怎样制约文学创作之外,还要说明文学创作怎样影响社会环境,说明发生这种影响的特殊方式和途径。以“精神实践”的方式创造世界文学创作究竟怎样影响作用于社会环境、作用于人类总结的文化系统呢?我们认为这首先表现在,文学创作活动本身,除了对社会环境进行反映之外,同时也对社会环境进行创造。当然,这种创造是以特殊的方式和形式进行的,即以“精神实践”的方式创造世界,创造社会环境,从而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特殊力量。     

消解与重塑：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中的共同体意识

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但是在转型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长期以来“共同体意识”作为关键要素在我国基层治理中不可忽视的作用。基层“共同体意识”,从“精神认同”、“参与动因”、“信任基础”三个方面为我国基层治理提供了有效支撑。而数字信息技术在基层治理中的广泛应用,在带来巨大治理红利的同时,也产生了“数字壁垒”、“治理黑箱”和“成本失衡”等问题,客观上对基层“共同体意识”造成消解。因此,需要通过吸纳多元社会治理主体参与数字化治理、祛除基层数字化治理的“技术面纱”以及运用完善统一立法依据等措施,对基层“共同体意识”进行重塑,以保障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平稳进行。     

“饭圈异化”的生成逻辑、意识形态风险及其化解

作为流量时代特有产物的“饭圈”,是数字媒介衍生出的独立文化圈层。在这个圈层中,基于粉丝对明星偶像的狂热喜爱而产生了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消费行为和文化。在“饭圈文化”形成与出圈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饭圈”乱象,使得“饭圈文化治理”成为一种必然。对此,我们要看到,数字技术的发展和资本意志的不断侵入,导致了以偶像崇拜为社会依据、以组织架构为内在依据、以情感认同为价值依据的“饭圈异化”的产生。在资本意志的影响下,“饭圈异化”产生了物化和削弱偶像榜样引领、消解粉丝理性思维和价值认同、以资本意志弱化媒介平台正向引导等风险。要打破“饭圈异化”导致的文化圈层壁垒并消解其带来的风险,需要深入分析“饭圈异化”的生成逻辑,看清“饭圈异化”在意识形态安全领域呈现的新样态,进而基于思想引领、现实需求和主体规训等施以有效化解与治理。具体来说,要坚持党对青年工作的全面领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青年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坚持人民至上,以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为创作导向;规范资本行为,建立健全文娱行业监管体系以破解资本逻辑的操控,完善行业规范章程以强化治理“饭圈异化”的制度保障,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与文艺氛围。     

解析马克思社会发展"以人为本"之"本"

“以人为本”是马克思构建社会发展理论的一个根本原则。马克思社会发展“以人为本”之“本”的基本内涵包括社会发展以人民群众的主体创造活动为本;社会发展以绝大多数人的需要和利益为本;社会发展以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本。     

从"控制"到"治理"--解读"县政乡治"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以“控制”为标志的“乡政村治”模式不仅不能有效抑制政府公共权力的异化,而且也不能有效推动乡村社会全面进步和协调发展。因此,建立以“治理”为标志的“县政乡治”模式不仅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而且是一种适合于当代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环境和治理规律的理想模式。该模式不仅具有一系列重要特征,还具有一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价值。     

社区“微自治”的两种逻辑及其优化路径——基于苏州市S街道的案例分析

社区“微自治”作为一种微单元内的精细化治理模式,是对社区治理的延伸与发展。苏州市高新区S街道在推进社区“微自治”过程中分别采用了居委会主导(行政逻辑)与社会组织主导(自治逻辑)两种不同的方式,体现了国家创制社会与国家培育社会两种不同的治理意图,相应地形成了不同的治理效果。与此同时,社区“微自治”也出现了异化效应：如治理精细化导致社区居委会结构“复杂化”,指标驱使导致社会组织“形式化”,社区精英主导导致治理“寡头化”,多元利益掣肘导致力量“离散化”。社区“微自治”不同效果及异化效应揭示了行动结构与功能输出之间的因果性关联。因而,需要从体制、机制层面,优化社区“微自治”的运行环境,提升其治理效果。     

数字治理中公平原则的遮蔽与解蔽——对数字治理效率优先的批判

数字治理是数字技术嵌入社会治理形成的一种新型社会治理形态。数字技术以科学理性和工具理性重构社会治理方式,即在治理中高效处理数据信息、优化升级治理过程、提供系统化解决方案以及实现多场景应用。数字技术对效率优先原则的追求和强化,使数字治理的生发和走向受到技术逻辑的控制和主导,遮蔽了其价值内核：公平原则。这表现为,数字技术“窄化”治理数据信息、“非中立化”治理决策行为、抑制人的主体性发挥、扩张政府和企业的权力等。公平作为内嵌于数字治理之中的伦理价值和社会性内核,是数字治理的应然目标和实然追求。因此,要想真正“解放”数字治理的“生产力”,需要通过完善治理数据信息、规范治理决策过程、推动人的主体性建构和限制权力无序扩张等途径,追求数字治理中效率与公平的“互构”,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发展。     

"人诗意地栖居":论审美向生活世界的回归

"向生活世界回归"是当代审美的大趋势.这一趋势反映于现象层面,显现为艺术活动领域内"美的消解"和日常生活领域中"美的泛化";反映于观念层面,亦有主张审美与生活经验相结合、倡导"环境美学"以及鼓吹人的"审美化生存"等不同的取向."审美回归生活世界"与时下流行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之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后者属"审美回归"的重要表现,而由于其孳生于消费社会与消费主义文化的土壤中,有着明显的商业化运作与传媒控制的背景,又常会给"审美回归"带来某种程度的"异化",需要加以警惕.审美向生活世界的回归,具有多方面的重大意义.它拓展了审美活动的领域,改变了审美活动的方式,而最根本的乃在于凸显了美的本原,对审美与生活世界的关系给出了正确的答案,进而为审美化人生的构建创造着前提,且预示着人类文明的一种新型态的到来.     

回顾与展望:民族团结教育的研究进展

民族团结始终是关系国家统一、国家安全、国家治理的大事。民族团结教育的使命、实践路径等有利于促进“五个认同”,有利于解决民族问题,有利于国家和社会治理。“民族团结是一个过程,是一个社会治理、国家治理的过程”,中央提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思想和实践有助于消解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失序的问题。     

现实形塑与科学回归：社会工作“嵌入式发展”的规范图景及其超越

新中国社会工作经历了几十年的曲折发展，逐渐形成了以“嵌入”“脱嵌”和“互嵌”为核心向度的本土社会工作“嵌入式发展”规范路径图景，并以此为中心建构起以目标、动力与空间为系统的规范性研究范式。重新梳理与归纳规范意义上的本土社会工作“嵌入式发展”路径体系及其塑造逻辑，可以为超越长期“嵌入式发展”的经验视角、以生存为导向的专业发展复杂解释路径，以及重新思考“嵌入式发展”在本土社会工作发展中的理论定位问题提供必要的经验基础。规范化的嵌入范式只有结合日益更迭的时代与发展需求，找到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日常生活范式之间的共同点，才能使社会工作在符合既有发展环境的基础上，重新回归到专业性与科学性所定义的发展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