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悬浮”社区的治理进路：从脱嵌到嵌入

“悬浮”的社会组织难以在社会治理中有效发挥“社会协同”功能。模糊性行政发包对组织公共性生产的弱化、追逐市场分利导致的对地方治理网络的游离、复杂的街区权力关系对组织专业承诺的消解、陌生人社会与自治困境对关系构建的挤压是社会组织“悬浮”社区的主要诱因。社会组织“回归”社区必须因应现实,实现双重嵌入。要上下统和促进社会组织的结构性嵌入,在政策组合上给予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更充分的支持,并注重地方政府治理理念与行为的调试和优化。要内外联动推进社会组织关系性嵌入,通过社区场域的协同再提升充分释放社会组织专业活力,并推进社会组织自治的再完善以不断提升扎根本土情境的能力。     

社会组织参与企业社会责任治理的若干思考

由于企业社会责任缺失造成的环境危机与经济危机,以及政府干预经济而失灵的现实,西方学术界开始探讨政府、企业与非政府组织三方之间的现代治理.现代治理一方面要求政府转变职能,划分政府与市场经界限,政府适度界入市场,制定企业社会责任标准;政府的核心职能是保护产权;另一方面要求政、社分离,非政府、非营利组织积极参与治理,参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实施,同时要求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治理转型中我国地方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培育

实践证明 ,中国已进入治理转型期 ,新治理理念的引入将会对中国的政府改革与实践产生重大作用。建国至今 ,中国地方政府社会治理经历了政府‘管制’、政府‘解制’、传统行政管理恢复、现代公共行政改革与公共治理萌芽 4个阶段。在当代中国 ,地方政府必须培育其社会治理能力 ,才能应对治理转型的挑战     

支持型社会组织:社会协同与地方治理

近年来,社会管理陷入了高成本、低绩效和信任危机的困局。协同治理理论为解决该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本文运用协同治理理论研究政府创办的支持型社会组织的功能和政府在协同治理中扮演的角色。研究发现支持型社会组织发挥着再造理念、建立支持网络、动员整合资源、提高多组织协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等功能,政府通过扶持、创办支持型社会组织吸纳社会资源,以一种新的方式主导和梳理社会。然而,支持型社会组织存在着行政化、内部化、成本高、责任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为此,必须优化社会组织的培育机制、优化政府的赋权授能机制、优化组织规模的控制机制、优化责任与成本的分担机制以及收益的分享机制等问题,从而实现从行政吸纳向社会自主治理的转变。     

中国人的社会行为与关系网络特质——一个社会网的观点

文章首先梳理了社会网理论的架构,合理的治理机制、社会结构是要在密网与疏网、结构洞与密封团体、耦合与脱耦、自组织与层级治理之间取得动态平衡。以本土化的社会网视野来看,中国人的社会行为与关系网络是"差序格局"和"情境中心"的,"差序格局"中的"人情交换"将工具性行为与情感性行为加以平衡,它是拓展信任网络与取得社会资源的重要来源;"情境中心"则反映出中国人善于依情境不同动态变换圈子边界的特点,分圈里和圈外进行自组织与层级的组织运作。"熟人关系"(人情交换)、"圈子"和自组织的治理机制正是理解中国人组织形态与社会结构的关键所在,社会网分析可以为此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科学的分析工具。     

以社会治理为导向推进社会组织发展

多元主体共治的社会治理模式是西方发达国家现代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产物。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只有当社会组织得到充分发展,具备承担主体的实力和能力,多元主体共治的社会治理模式才有可能实现。社会治理是我国党和政府适应社会发展趋势而主动选择的改革新思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组织的不断发展为我国社会治理转型创造了条件,但与作为社会治理主体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应以社会治理改革思路为导向,大力发展社会组织。通过加强法制建设、独立性建设,确保社会组织的主体性地位;通过推进政社分开,谋求社会组织发展的主体空间;通过加强社会自治,发挥社会组织的主体作用。     

社会矛盾化解中的政社“复合性关系”及其治理效能

专业性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矛盾化解,从根本上突破了党政系统独揽信访工作的传统框架,真正将政府与社会组织融汇于蕴含中国式现代化科学内涵的“治理场域”之中。研究发现,在社会矛盾化解这个“限制介入型”治理领域,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互动关系非单一理论范式所能描摹。为凸显社会组织中立优势的策略性身份脱耦、肩负合法性赋权与行政调控功能的体制吸纳、渗透于治理行动中的政社协同互构,共同构成政社复合性关系的连续统及完整表达,如何进一步将政社间的“复合性关系”转换为社会矛盾治理的结构性优势,并充分释放其治理效能值得深入研讨。     

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乡村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了深刻变革,在社会结构上体现为开放性与流动性、在权力结构上体现为自主性与多元性、在农民身份角色上体现为职业身份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在乡村社会治理层面,开放流动的乡村社会现状与“封闭排他”“城乡二元”和“计划行政”等传统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形成了明显张力,需要以多元主体协商对话机制、农村经济体制模式和“契约性整合理念”为进路,构建转型期乡村社会治理机制优化路径.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社会基础,乡村社会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参照,在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准确研判社会问题,并在国家治理层面推进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     

试析当前我国公共权力腐败社会治理的运行机制

社会治理腐败是发挥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社会组织和力量,对公共权力进行自下而上的制约和监督,以期实现"善治"的权力腐败治理的重要模式,在制约监督公共权力方面有着传统监督模式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治理腐败存在社会组织受政府制约、参与机制不完善以及舆论监督作用难以有效发挥等现实障碍。有效实现社会治理腐败的关键在于建立健全社会治理腐败的法律保障机制,完善社会治理腐败的行政公开听证参与机制,强化社会治理腐败的公众监督制约机制。     

善治之道:草根社会组织参与下的社区治理

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民主化浪潮对传统的行政理念和模式提出了挑战,催生了社会对善治的诉求。而社区治理为居民提供的非物质公共产品———社会资本,是善治的基本组成成分,社会中社会资本的存量与社区中草根社会组织的数量成正相关,因此,草根社会组织参与下的社区治理是推动善治普遍形成的重要路径。本文首先对社区治理中草根社会组织的运行状况进行了分析,提出草根社会组织的参与促进了社会资本存量的增加,而社会资本的增加是实现政府善治的必然要求。     

社会治理中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转型与困境

我国在持续推进社会治理过程中,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面临重要的转型,“大政府,小社会”的政社关系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当前我国社会的发展。在推进社会治理过程中要不断实现社会治理参与主体、决策主体以及社会矛盾纠纷解决主体的转变,推动政府的角色从管理者转向服务者、从管控者转向引导者。但是在政府与社会关系转型过程中,地方政府的需求与社会治理的效能之间存在错位以及社会组织的生存和发展困境对这种关系的转型构成了挑战。     

选择性支持与合作式发展：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互动行为模式分析

社会组织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是影响社区治理和公共服务的重要变量。就地方政府来看,“评级制”和“项目制”是治理社会组织的主要方式,它通过一系列政策设置与制度安排,使社会组织的发展既符合政府职能转移和公共服务社会化趋势的需要,又实现了对社会组织功能发展的分化与选择性支持,体现着政府的发展思路和导向。就社会组织而言,无论是主动的利益契合,还是类组织外形化的组织再造,都是通过与地方政府的合作实现自身发展。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互动合作的背后是权力资源支配—控制关系、复杂的制度规范以及利益取向交互作用的结果。对此,要以“优势主导的权能重塑”为核心理念,为参与社区治理和服务的各主体协商共治提供法治化保障,对具体社区服务场域中的治理主体行动进行有效限定,保证社区服务资源的有效供给。     

社会治理的基本内涵和实践启示

社会治理是社会建设的核心任务,建构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践行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以达至社会治理的最终愿景。社会治理以多元治理取代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以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社会化为特征,在社会生活领域实施现代治理。在治理过程中,社会治理通过优化公共服务、创新公益事业发展、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夯实治理的基础,以标准化建设、幸福感评价、新媒介平台、企业社会责任增强治理的能力,在不同领域共同增强社会治理的成效,对推进社会建设工作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论"十大行政伦理关系"

在以政府为核心的社会治理领域中,政府组织内部之间,以及政府组织与外部环境之间相互作用形成了复杂的行政伦理关系网络。这一关系网络表现出十大存在形态,即政府与自然、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第三部门、政府与公民、政府与学府、政府之间、政府与其成员、政府成受上下级的伦理关系。研究行政伦理关系的意义表现为:第一,充分发挥道德的社会治理作用;第二,对“行政关系”进行道德规范。     

新中国成立后侗款与侗族地区社会治理的历史变迁

新中国成立后,侗款组织(老人协会)与侗族地区现代社会治理主体(村支两委)发生了历史性的嬗变:从社会主体层面来看,绝大多数村寨中村支两委处于领导和支配的作用,而老人协会起着配合和协助的作用;从社会治理制度来看,现代政府社会管理制度在乡村社会治理中起着主导和支配的地位,而村规民约在村寨社会发挥着非常重要作用,弥补了现代社会制度在乡村社会管理中的不足;从社会治理主体互动方式来看,主要有乡村社会村寨治理主体间的互动和乡规民约制定主体间的两者互动方式;从社会治理效果来看,老人协会(村规民约)与村支两委(现代制度)有效互动,社会治理效果良好。     

论我国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互信合作关系及其构建

我国在改革开放前期形成的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防范性管理关系不利于生成社会资本,因而无法破解现阶段的社会矛盾。我们只有根据社会资本理论,在政府与社会组织都恪守法治原则、培养合作意识的前提下,通过政府培育治理理念、政府引导社会组织发展、社会组织提高治理能力等措施,构建二者之间的互信合作关系,才能增进社会公共利益,才能更好地推进我国的社会建设。     

构建新型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路径辨析——以四川省为例

加快创新和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是构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组成部分。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中重要的主体之一,要充分激发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活力,必须首先理顺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关系。     

和谐架构下行业协会的性质定位及立法表征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其核心内涵在于社会关系、自然关系的协调.行业协会作为一种介入政府与市场的社会中间协调机制,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中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其性质在和谐社会背景之下演绎出了新的内涵,立法应予以明确并完善相关制度,回复其独立市场治理主体的本质.     

改革以来农村基层社会组织研究的反思与整合

农村基层社会组织是指那些在农村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非营利性、非政府性和社会性特征的各种组织形式及其网络形态.对农村基层社会组织的研究,从研究内容上看,主要有“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研究、“乡村治理”研究、“农村非正式民间组织”研究、“第三部门”研究四种路径.从理论视角上看,主要有理性选择理论、历史制度主义理论、社会资本理论三种角度.新形势下农村基层社会组织发展的复杂性要求学者整合相关的学科视野与理论范式,增强研究的科学性与系统性,有必要尝试从综合性视角来构建一种新的研究农村基层社会组织的框架.     

中国社会组织的历史演变及其发生缘由

在竞争与比较的国家建设背景下,国家治理需要怎样的社会组织与公共服务作为合作对象,国家权力在社会治理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都是当前中国亟需研究的命题。比较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历史演变及其发生缘由,我们发现,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过程中,国家权力与社会组织应当实现分治基础上的合作,国家要提供相应的法律制度,社会组织也应增强其自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