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西人小说中的白话实验

19世纪来华的西方人出于对异质语言的敏感、华洋杂处的现实需要以及探求中国文化的兴趣,率先发起了语言变革。他们所作白话小说主要包括传教士小说和汉语读本中用北京官话改写的白话小说,其中所用白话则经历了由章回小说的旧式白话到北京官话的转变。尽管西人进行的白话实验并未带来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但在对白话文的认识与运用上表现出相当的超前性与创造力,是我们研究白话文运动的绝佳的参照系与对比物。它促使我们重新审视与评价“五四”白话文运动。     

戊戌到“五四”时期白话语体的变革

从戊戌到“五四”,是我国语体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其基本内容是从文言语体转变为白话语体。对于白话文,胡适曾作过深入细致的探源工作,他把白话文的发生推到了先秦时代,还专门著了一本《白话文学史》。他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一个:说明白话文古已有之。实际上,真正大规模地、有意识地、有系统地进行白话文写作的还是从晚清戊戌前后开始的,经过了二十年左右的发展,到本世纪“五四”时白话语体真正确立了“正宗”的地位。本文试图以史论的形式勾勒出这一变革的发展脉络。     

国语运动·白话文运动·方言文学语言——论清末民初文学语言建构中的若干逻辑

在晚清语言文字的变革中.以民族共同语为目标的国语运动得到开展,并显现出大致与之同时进行的白话文运动的互动问题:即现代白话书面体系的转型中包含着语音统一的问题,语音统一也需要合适的书面书写系统.但是在清末民初还远谈不上解决了这一问题,由此方言问题在文学语言建构中产生了不同的思路,同时也初步表明超越方言的共同语是中国现代文学语言基础的选择.     

关于文学革命中白话问题的几点思考

近年来,文学革命中的白话问题一直是现代文学研究的热点,但一些根本性的概念和问题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阐释.本文从"白话"与"白话文"、 "白话文"与"白话文学"、"白话文学"与"国语运动"三个方面入手,在文学革命发生的历史语境中分析白话、白话文、白话文学、国语的复杂性,以及这些概念之于文学革命的意义与价值,廓清了缠绕与其中的诸多历史迷雾.     

诗人视野中的“五四”语言变革——以郑敏、余光中为例

＂五四＂白话文运动一直被描述为一场有利于全社会的语言变革运动,而实际上,社会不同领域对语言有不同要求,＂五四＂白话文运动真正的目标是要为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转型打造一个利器,胡适以文学名义发起的变革恰恰忽略了文学自身对语言的要求。因此,＂五四＂以后就不断有诗人对胡适的白话文理论提出批评,进入20世纪后半期,郑敏、余光中等对这个问题做了更深入、系统的思考;在中国新文学史上诗人对＂五四＂语言变革的批评构成了一个独特的角度,由此出发可以更深入地认识这场变革的特点和意义。     

白话文运动:没有晚清何来五四

晚清白话文运动从白话理论的自觉和白话观念的演进、白话文学必将取代"古语之文学"的文学进化史观、现代白话书写的语言试验与奠基、现代白话文写作和白话文学创作的经验积累及文体试验、五四白话文运动领袖人物之陶铸与现代白话文作者之孕育、白话文(学)读者群体及接受环境之准备、文学内容革新方面的熏陶与影响、为白话文争得了至关重要的合法地位等方面,为五四白话文运动作了必要的历史积淀。     

鲁迅与胡适语言观念的差异及意义

胡适的语言观对"五四"白话文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胡适从一个学者和启蒙者的立场出发,更强调满足社会现代性需求,因此他以文学名义发动的语言变革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文学对语言的特殊要求;而鲁迅则既从启蒙者也从作家的角度看待这个变革,因此他的文学观念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文学对语言的要求。从鲁迅与胡适的比较中正好能够看到胡适白话文理论的某种缺损与不足。     

“文学革命”时期陈独秀的现代白话文倡导

陈独秀在五四时期的现代白话文倡导,主要是在于为"白话语言"建立一个现实浓厚的政治与革命的意识形态内涵,为现代白话建立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特质——这些内涵与特质对日后新文学及其语言的发展影响至深。在以白话为载体的新文学开拓的空间上,陈独秀的现代白话倡导表明一个真正意义之上现代的中国文学的诞生,并使之成为时代文化政治高度的重要事件。由陈独秀的种种观点,可以看到现代白话构成了中国社会之中的政治、经济、社会、道德等诸多方面的语言媒介,从这个角度说白话文奠定了"现代中国"及其言说方式。     

试析“文学革命”时期胡适语言文字变革空间的开拓

《文学改良刍议》在"温和"的行文之中实则是相当革命的内容,完全颠覆了中国古代文学既有的雅俗格局,为中国现代书面语的转型以及现代文学语言的诞生开拓了新的空间。《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立一个整体的文言与白话二元对立,而由白话取代文学的历史与现实的场景,必然涉及到空前的复杂性。《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思路表明胡适的白话思考与倡导的重大进展,"国语"的标出使得之前文言、白话二元对立的诸多问题都化零为整,而得到极大的超越。胡适这三篇在五四文学革命时期最为重要的论文,构成一个重要的语言文字变革的空间,并开放而不断生长。     

文学史视野下的“国语”教学——以“白马湖作家群”的教育实践与文学批评为例

中国现代的白话文运动在1917年以后取得成功,个中原因除了这一时期白话文创作上的优异成绩以及与这个成绩相匹配的思想变化以外,国语教学在教育体制内的合法化,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以“白马湖作家群”为例,他们的“新”作文观以及对现代叙事知识与语言知识的讲解,都为新文学运动的开展提供了最基本的支持。     

1903:一枝独秀与众声喧哗——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关键性年份

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1903年是一个关键性的年份.是年,新小说创作如火山喷发,高潮迭起,晚清最具影响力的新小说家几乎都在这一年亮相,竞相推出自己的拳头产品;白话文运动和国语运动蓬勃发展,白话报刊成为一种不可小觑的社会存在,白话文著述和白话文学作品蔚为大观;文坛与诗坛热闹非凡,革命派与改良派针锋相对,新派与旧派营垒分明.1903年的文学界,呈现出新小说创作一枝独秀,而报界、文坛和诗坛众声喧哗的热闹局面.1903年,中国文学在近代化的路途中继续阔步前行.     

“国语的文学”与“文学的国语”——新探胡适倡导新文学的宗旨观

“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是胡适于1918年提出的建设中国新文学的“唯一宗旨”观,但近百年学术研究尚未以科学的思维对其丰盈内涵作出详解.本文试图对胡氏新文学建设的宗旨观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予以新探.“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是胡适对其“枝叶”文学主张的化零为整的概括.国语文学与白话文学在胡氏表述中是同义语,但实质上是有区别的;而要理解国语文学的内涵,必须弄清白话、国语、方言这三个关键词的趋同性与差异性.胡适对建设何种形态新文学作了这样的理性设计,即分为“工具”、“方法”、“创造”相互关联的三个逻辑步骤,只是对“工具”(白话为利器)、“方法”(具体技艺)作了详解,而“创造”则从略了;至于“国语的文学”与“文学的国语”之间的辩证关系,胡适着重强调了后者.这样的“唯一宗旨”观,实际上成了国语运动与新文学运动并驾驰驱的理论旗帜和实践纲领.本文对其新探,发掘出不少新思想、新见解及其偏颇之处.     

“国语运动”与“白话文运动”的疏离与结合

1917年2月成立的国语研究会明确提出以"白话文体"取代"文言",与此同时,《新青年》发动了一场"白话文运动",二者相一致有进化论历史观和"言文一致"要求,"国语运动"立足于语言的"工具层面",《新青年》则主要从语言的"思想层面"出发,二者尚各行其事,两不搭界。改变这一疏离局面的,是身兼北大校长和国语研究会会长的蔡元培,而有1919年的"国语统一筹备会"的建立,"国语运动"与"白话文运动""遂呈双潮合一之观"。1923年《新学制国语教科书》收入鲁迅的《故乡》,是二者深入结合的标志之一。     

五四新文学：自我推销的文学事件

从事件的角度来看五四新文学,它首先是一个自我推销的文学事件。为了在复杂的环境中脱颖而出,它顺应民主和科学的时代潮流,将其和自己的文学观念结合起来,抨击“文以载道”传统。同时,在对待传统、西方和不同意见者三个方面都采取偏激的姿态,鼓吹新体白话,塑造自己的导师姿态。为了突出新文学阵营在白话文运动中的作用,采取多种措施,既遮蔽晚清以来的白话文运动和当时的通俗文学成就,又无视政府对白话文的支持,从而成功地将自己包装成新体白话的立法者。新文学能产生深远影响,与这些自我推销的手段直接相关。     

钱玄同的文学革命之路:在“复古”与“革新”之间

钱玄同在清末的白话文运动中,办过白话报,信奉吴稚晖等无政府主义者"废除汉字"的激进主张。留学日本后又受章太炎复古思想的影响,反对王照、劳乃宣等提倡的切音字运动,创办《教育今语杂志》,用白话普及国学。受章太炎研究方言时"古今一体,言文一致"思想的影响,开始重视白话文,并由此参加民国初年的国语运动进而成为文学革命的主将。     

清末民初语言变革中的国家意识

在清末民初的语言变革运动中,有两种对立的观点,即保守派和激进派,前者坚持继续使用文言,后者则主张废除汉字而改用拼音文字,或者至少是废除文言而使用白话。但这两种对立的观点中也有被人们忽视的共识,那就是他们都认为语言是维系一个国家统一的重要因素。正是语言变革中的民族国家想象,使得＂国语＂成为民国初年对立各方基本都能接受（达成妥协）的一种语言改革方案,并酿成声势浩大的＂国语运动＂。五四文学革命中＂国语运动＂与＂新文学运动＂的合流,使得＂国语＂被普遍接受并取得合法地位,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通用语言。     

《科学》杂志与五四现代白话文的形成——重新审视五四现代白话文的产生及其现代性意义

《科学》杂志并不以文体变革为己任,反而走在了中国现代语体文变革的最前列——最先采用横排书写方式、最先使用西式的标点,并且早在《新青年》有意提倡白话文的两年前,就已经刊发了极具现代汉语特质的白话文。《科学》杂志上的文体语言变革方向与后来汉语现代化转型的方向是一致的,它的出现标志着晚清白话文运动向五四现代白话文运动的转变。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转变完全是在无意识中完成的,这种无意识的转变恰恰显示出了西方科学思想在中国现代白话文形成中的关键作用,进而揭示出五四思想革命与语言革命之间的血肉联系。这一点正是学界一直所忽视的,由此需要我们调整对五四白话文运动的研究视野。     

工具主义·进化主义·世界主义——论晚清至五四语文运动的现代性动力

“语文”运动系指晚清至五四期间的切音字运动、简字运动、白话文运动、世界语运动以及国语运动等一系列语言变革活动。工具主义、进化主义和世界主义是这场语文变革的三大动力。在这场语文运动之中,一方面,语文运动家以工具主义、进化主义和世界主义为理论号召,实现了中国语文的现代性转变;另一方面,由这三大理论原则演绎的工具理性、进步原则和世界视野本身又成为了中国语文现代性的内在素质。这些因素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中,又与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成分化合分解,共同推动了中国语文现代化的发展。     

社会语言学视域下的白话文运动

文学的变革进化常常以形式语言的变革为突破口。20世纪的中国发生了一场意义十分深远的语言革命,即五四白话文运动。这场运动与历史上古文运动的背景、结果极其相似,对今天网络语言的产生及网络文学的发展也有借鉴意义。本文尝试站在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对有关白话文运动的若干问题作新的思考。     

近代文言教育边缘化的开端：白话文如何进入国民学校

1920年初,在政府和新文化派精英的共同“运动”下,北京政府教育部终将国民学校“国文”改为“国语”。这标志着白话文以“国语”的合法身份进入知识生产体系,同时亦是文言教育传统的衰落和边缘化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