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宪法上的人格尊严保障

人格尊严的规范被誉为现代宪法的核心价值,保障人格尊严既是"规范宪法"的必然要求,也是判断宪法正当性的重要基石。规范宪法要求涉及人格尊严的宪法规范必须完备、充分,并积极吸收国际条约中的人格尊严条款;宪法的正当性可以通过人格尊严保障的主体广泛性、标准复合性以及方式多样性等途径加以体现和证明。     

人格尊严保障与宪法正当性的判断

人格尊严的规范被誉为现代宪法的核心价值,保障人格尊严既是“规范宪法”的必然要求,也是判断宪法正当性的重要基石。规范宪法要求涉及人格尊严的宪法规范必须完备、充分,并积极吸收国际条约中的人格尊严条款;宪法的正当性可以通过人格尊严保障的主体广泛性、标准复合性以及方式多样性等途径得以体现和证明。     

价值与规范：人格尊严的宪法地位

＂人格尊严＂是基于人本主义哲学立场而形成的概念,它表明了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应该享有的最起码的社会地位和他人的基本尊重。人格尊严是宪法的最高价值和基本权利的核心规范,立宪主义在理念上必然是为人格尊严这一绝对价值所拘束的＂自由民主的宪政秩序＂。     

论宪法隐私权的法理基础及其终极价值--以人格尊严为中心

宪法隐私权的保障一方面是为了维护人格尊严,另一方面亦通过建构个人自治的隐私区域,规范和约束公权力.尽管各国宪法保障隐私权的法理基础可能不同,但大都借助于制定法和宪法解释加以澄清和扩展.我国宪法应当秉承大陆法系宪法的文化传统,以人格尊严为理论基础构建宪法隐私权的保障机制,并将人格尊严作为宪法隐私权的终极价值.     

和谐社会下人格尊严权的民法保护

人格尊严,是一个人作为人最起码的社会地位和应受到他人或社会最起码的尊重,是人的一种基本需求。加强和完善民法对人格尊严权的保护是减少冲突,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协调的保证,是创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当前大量侵害人格尊严权案件发生,民事主体的人格利益得不到充分的保护,建议在未来民法典中应将人格尊严权独立为一种具体人格权,进一步明确人格尊严权的内容和范围,并完善人格尊严权损害赔偿制度。     

福利权的底线及社会保障权的扩张解释新方案——以人格尊严为视角

欧债危机实质上是福利权的危机.福利权、社会保障权与人格尊严有密切联系,作为福利权原初意义的社会救济制度即是为保护人格尊严,人格尊严的自主决定权内涵也决定了福利权的界限应以人格尊严作为福利权的底线.人格尊严还可作为社会保障权扩张的工具,提出基于中国宪法人格尊严条款的社会保障权扩张具体解释新方案,该方案以“可能性”概念为核心,包括“程度上可能性”、“范围上可能性”、“存储上可能性”三方面内容.     

人格尊严权的基督教论证

从教义,特别是从以《圣经》为代表的经典来判断,基督教为现代社会的人格尊严权奠定了基本的理论框架和价值论证：人之所以具有人格尊严,是因为人是上帝在尘世的投影,是最宝贵的被造物;上帝不偏待任何人,在他眼中人人平等地享有人格尊严,因此人格尊严权的主体是普遍的人,具体到每一个个人;基督教宣称世上没有义人,侵犯他人是人难以抑制的冲动,因此上帝立下种种律法来保障人的人格尊严。可见,基督教从来源、主体、保障三个方面对人格尊严权进行了堪称系统的论证。在这种意义上,现代各国所谓的“人格尊严神圣不可侵犯”,表面上看来自宪法的宣示,骨子里却来自基督教不厌其烦的论证和教徒发自内心的信仰。     

人格尊严的特征及其与社会进步的关系

本文论述了人格尊严的概念、基本特征、人格尊严与社会进步的关系等内容。认为 ,社会进步是人格尊严得以实现和保障的前提 ,人格尊严在法律上所受到的充分保护则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动力     

“自证无罪”与人的尊严——兼论我国宪法人格尊严权利救济

人的尊严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项重要权利,既是人权的核心,也是宪法追求的最高价值。非经正当途径要求公民自证有罪或无罪实际上是对人格尊严的隐性歧视和不公平对待,会造成了公民社会评价降低的后果,与宪法保障人的尊严精神相悖。把人的尊严确立为我国宪法人权保障的终极目标,是对公民人格尊严进行保护和救济的基础。     

异化劳动视角下人格尊严的缺失与重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建设的全面进步,个人价值和人格尊严得以实现和保障日益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核心利益诉求之一。温家宝总理提出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加有尊严的命题既是对这一诉求的反映和体现,同时也是政府向人民做出的庄严承诺。如何让这一承诺由理论变为现实,成为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马克思关于劳动异化的理论通过对劳动异化的分析和说明,指出了人本质的异化,即人格尊严缺失的过程和原因,也为我国恢复和重建人格尊严指明了方向。     

多维视阈下民法与宪法关系略论

民法与宪法关系问题在我国已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的焦点问题,出现了＂泛宪法思维＂＂超民法思维＂等倾向。本文从性质层面、价值层面对宪法规范私法效力问题及对民法与宪法的关系进行比较分析,以期对我国实现二者关系的正确定位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论宪法隐私权的法理基础

隐私权已经或正在成为一种国际社会和各国广泛承认与保护的基本权利,保护个人隐私是维护人格尊严和促进个性发展的基本条件。宪法隐私权之法理基础在于维护人格尊严。     

论宪法中的人

宪法是人摆脱神权、王权和其它桎梏的革命产物。近现代宪法的形成过程,也是人对自身的认识和反省过程:从资产阶级革命所倡导的“人人生而平等”成为立宪指导思想,到当代确立的“以人为本”的制宪观,人始终是宪法的灵魂和目的。宪法中的人是自由的人;宪法中的人是享有人格尊严的人;宪法中的人是享有权利的人。充分保障和实现人的自由、人格尊严和权利,是近现代法治的一项重要原则。世界宪政史就是一部人的自我发现史,也是一部人维护人的自由、人格尊严和权利的斗争史。     

人格尊严视角下代孕技术的伦理审视

目前我国对代孕技术采取全面禁止的态度是伦理学界争议较大的问题之一。生育和人类的繁衍作为人类基本的一项权利,应当在社会中得到尊重,得到法律的保护。文章从“人格尊严”的视角出发,对代孕技术中涉及的委托父母、代孕母亲进行伦理审视和研究,从其人格尊严的价值层面寻找对代孕技术在计划生育政策条件下有限开放的伦理论证。     

宪法第38条“人格尊严”之用语探析

宪法上＂人的尊严＂是宪法的最高价值,对于宪法具有价值指引作用。我国宪法第38条中用了＂人格尊严＂一词来表述＂人的尊严＂这一理念。就其名称而言,＂人的尊严＂这一表述更为恰当。＂人格尊严＂条款有不足之处,应作修改。     

宪法调控民法的路径与意义——以中德相关案例为基础

德国宪法法院用案例法的形式规定了宪法进入民事领域的四种情形:即当民事案件涉及民法一般条款;涉及普通法律无法规范的基本权利;现行民法无法适应现实生活;私主体权利实现需要国家积极作为等。这不仅从规范层面上解决了宪法第三人效力问题,更从实践层面上解决了宪法诉讼与民事诉讼的衔接问题,同时也约束了民事法院法官的法律解释权。在我国,宪法与民法关系问题的讨论也分为规范和实践两个层面:在规范层面上,探讨宪法基本权利效力、宪法与民法在法律体系上的关系;在实践层面上,探讨民事立法中的宪法标准问题、民事司法中的宪法适用问题。宪法与民法在法律体系上的关系指导民事立法中宪法问题的解决,宪法基本权利效力指导民事司法中的宪法适用。以案例为基础,更能了解中国与德国在民事司法中宪法适用的差别,更能理解为何我国宪法并没有能真正调控民法,但在现实中,相关案件的审理却又呼唤宪法对民法的引导。     

人身自由作为一般人格权价值基础的规范内涵

《民法典》人格权编第九百九十条第二款与《民法总则》即《民法典》总则编第一百零九条一样,以人身自由作为一般人格权的价值基础,有别于之前其他制定法如《婚姻法》《劳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在具体人格权意义上所使用的人身自由概念。对作为一般人格权价值基础的人身自由,应将其作为通往人格尊严这一目的的桥梁,在与同是一般人格权价值基础的人格尊严的规范关系中加以把握,从而将其理解为可以涵摄人之行为的所有表现形式的一般自由,在具体适用上构成其他自由形式如《民法典》第一千零三条的行动自由、第一千零四十二条第一款的婚姻自由的补充,从而为现实生活中新出现的以人格尊严的全面实现为目的的人格自由发展提供保护依据。     

论民法与宪法的关系——兼论民事权利与宪政的关系

正确理解宪法与民法的关系对形成法治精神和健全法治秩序乃至宪政非常重要。通过从历史实证角度、公法私法区分角度、法律规范角度以及法制统一的角度考察后证明,民法至上论、平起平坐论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实践中将有害于法治和宪政建设,应坚持宪法至上论。     

宪法财产权的性质及其与民法财产权比较研究

宪法学中所界定的财产权概念有其特别含义,并非是对民法中财产权概念的复制及确认。从宪法财产权的主体角度看,宪法财产权是一项基本人权;从私有财产权入宪的角度看,宪法财产权具有普遍性、不可让与性、不受侵犯性;从权利保障的角度看,宪法财产权是对人格尊严的尊重;从权利属性的角度看,宪法财产权表现出由消极性向积极性的转变。宪法财产权和民法财产权无论是从权利属性、设定目的、权利侧重点还是保障方式上看都存在着明显差别。具体而言,宪法财产权和民法财产权分别以基本权利和具体权利为出发点,在对公民财产权的保护中承担着不同的职能,共同构筑财产权保护的坚实体系。     

民法典中居住权规范的宪法意涵

《民法典》中的“居住权”规范蕴含着浓厚的宪法元素。宪法社会主义原则和基本权利条款是民法居住权保护的价值基础,也构成民法居住权解释的背景规范。遵循基本权利处分、基本权利限制、基本权利冲突等宪法原理,居住权的处分受到除当事人约定之外的一定限制和宪法“济弱性”的保护。法院在处理公民居住权与其他公民权利冲突的民事案件和国家基于公共利益对财产实行征收征用的行政案件中,应从宏观层面上培育宪法意识,并在微观层面上区分宪法在“裁判依据”和“裁判说理”中的不同效力定位,准确地以宪法基本权利原理解释和指导民法居住权规范的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