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政治与利益冲突：桂系与两广事变

1935年蒋介石成功改造黔局后,桂系面临中央势力的严重挤压。为因应时局,桂系试图与蒋介石展开合作换取对贵州的控制权,但在龙云反对下,最终难以实现,同时陈济棠与蒋矛盾激化,再起反蒋之心,最终粤桂联合反蒋。两广事变爆发后,其他地方实力派持观望态度,日本又强烈反对,两广深陷经济困境,且彼此猜忌。随着粤系土崩瓦解,蒋故意撤换李宗仁、白崇禧,桂系进退维谷,意图联络张学良、刘湘另立局面。此后局势逆转,桂系被迫接受和谈,但仍作为独立的地方政治势力得以保存。     

陈济棠与两广事变的发动——兼论两广事变的性质

两广地方实力派在策划两广事变的过程中起了什么作用 ,当事人有不同的说法。本文认为 ,陈济棠是事变的发动者之一 ,但事变的发起者是李宗仁、白崇禧 ,是他们的策动才使得陈最后下反蒋的决心。从他们发动事变的过程可以看出 ,两广事变实为一次国民党内部中央与地方的冲突和斗争     

共产国际的影响与中国共产党对两广事变的策略

1936年6月1日,国民党广东军阀陈济棠和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等,为反对蒋介石削灭异已的政策,打出抗日救国的旗号,公开反蒋,发动了两广事变。这是继福建事变后,国民党内部的又一次大分裂。中国共产党对于这一事变的态度前后有一定的差别,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差别,否认中共自身依据形势的变化而作出政策的调整是不当的,然而,忽视共产国际此时对中共的影响,更有背于客观历史事实,本文就此问题作一阐述。     

论十九路军的重建及影响

福建事变后，蒋介石对十九路军进行整编。十九路军番号被取消，部队被编遣，已有研究视其为十九路军的终结。然而，蔡廷锴、蒋光鼐等将领一直没有放弃重建十九路军的愿望，两广事变为十九路军重建创造了机遇，并一度付诸实现。虽然不久再次被取消番号，但此次重建对宣传抗日、两广事件和平解决以及壮大抗日军事力量都有重要影响。同时使我们认识到“抗日”与“反蒋”旗号下南京政府、十九路军、两广政权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薄弱军事联盟基础上的不稳定性与多变性以及反蒋与抗日的无力与失败。     

1927至1929年李济深的政治态度及其与桂系、蒋介石关系之演变

在1927年至1929年间,李济深的政治态度是稳固自己在广东的地位,实行"分治合作".据此,他先是欢迎汪精卫到广州,随即因为汪精卫集团企图驱逐他而竭力剔除该集团,为此调停蒋桂关系,支持蒋介石复职.蒋复职后,他力促"蒋桂相安,共同北伐".在蒋竭力取消政治分会时,他与桂系一道坚决反对.湖南事变发生后,他主张妥协解决,认识不到蒋已经决计对桂系动武,自信与蒋介石的关系可以调停.由于蒋辜负了他的信任,他对蒋的感情破裂,从此逐渐成为著名的民主主义者.     

论“两广事变”的和平解决

论“两广事变”的和平解决王静“两广事变”又名“六一运动”，是由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领袖陈济棠和李宗仁领衔，以逼请国民党中央领导抗日为名而于１９３６年６月１日发动的一次反蒋事变。事变历时三个半月，终以蒋介石与广西地方实力派签订条约而和平解决。自国民党开展“...     

两广事变和平解决原因探析

1936年5月,蒋介石企图撤销两广籍以与中央政府对峙的西南政务委员会和西南执行部,以结束两广割据独立的局面。以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粤桂当局不甘坐守待毙,于6月1日电呈中央,要求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领导抗日。次日,又以同样内容通电全国,随机将军队改称“抗日救国军西南联军”出兵湖南,发动了两广事变。对于两广的这一举动,蒋先用重金收买了陈济棠手下将领迫陈下野,接着集中力量进逼广西,李、白也毫不示弱,双方秣马厉兵,大有兵戎相见之势。但由于全国舆论沸腾,利弊得失又各有顾忌,经过各方斡旋,事变终以和平解决。对于这一事变,史学界似乎仅注其性质的探讨,而对其和平解决原因尚无专门研究,在此,我们谈谈对这一问题的几点看法。     

胡汉民与30年代西南政局关系探论

20世纪 3 0年代 ,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的言行举止对西南政局的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 ,胡汉民被扣 ,引发了宁粤对峙 ,形成了西南半独立的状态 ;其次 ,胡汉民作为精神领袖 ,与两广实力派互相配合 ,维持了西南半独立的局面 ;复次 ,胡汉民猝死 ,引发两广事变 ,最终瓦解了西南半独立的态势。胡汉民颇深的政治资历及国民党内部反蒋势力、西南实力派的大力支持 ,是他能够左右 3 0年代西南政局的主要原因     

如何正确评价“两广事变”

1936年6月1日,由国民党两广实力派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操纵的广州国民党中央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府委员会开会决定,通电吁请国民党中央领导全国,一致奋起对日本侵略军作殊死战.同一天,陈济棠、李宗仁分别以第一、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名义,通电全国要北上抗日,收复失地.两广随即动员军队,向湖南进发.一时间,全国都为两广之举所震动.这就是“两广事变”,又称两广的“六一运动”.一对于这一历史事件,目前不少人都发表了评论,基本上认为是一次爱国进步的反蒋抗日运动.对于这种观点,本人不敢苟同,现就所掌握的资料谈谈自己的看法.两广实力派与蒋介石集团之间为争夺两广统治权的斗争激化,是导致事变爆发的根本原因.两广及蒋介石集团,它们作为国民党新军阀,曾经围绕两广及全国的统治权,前后斗争了八年多,抗日战争爆发后,才表面平息下来.1928年,当北伐军基本扫清北洋军阀之后,两广与蒋介石的矛盾首先爆发出来,基本原因是两广的强大已危及到了蒋的统治权.这只要看当时全国的军事部署就可明白;李宗仁控制着两湖,白崇禧部驻守天津——北平——山海关一带,属新桂系的张定藩控制着上海的军政大权,与新桂系有密切关系的李济深则控制着广东.与蒋有矛盾的冯玉祥扼有陕、甘、豫、鲁;阎锡山占据晋、冀、绥、察;     

论新桂系从“反蒋抗日”到“拥蒋抗日”的政策转变

早在1933年,新桂系就表示了反对妥协,抗日到底的政治态度。从“两广事变”到“七七事变”,新桂系的抗日政策经历了一个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拥蒋抗日的转变过程。研究新桂系抗日政策几经变化的原因,对于我们正确评价新桂系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及作用是很有益处的。     

论福建事变、两广事变、西安事变的关系

福建事变、两广事变、西安事变是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逼蒋抗日的三部曲,毛泽东等称之为“鼎足而三”。本文拟对这三次事件的内在联系作一初步探讨。 国民党营垒破裂的开端──福建事变“在日本炸弹的威力圈及于全中国的时候,在斗争改变常态而突然以汹涌的阵势向前推进的时候,敌人的营垒是会发生破裂的。”福建事变就是一个最明显的标志。它代表着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首先进行抗日反蒋的双重斗争尝试。它成为一股强大的冲击波,削弱了蒋的制约抗日机制,打开了国民党营垒的缺     

李济深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贡献

1936年12月12日,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爆发。远在广西的李济深获悉后,完全赞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12月15日,他通电全国,指出:“惟际强寇压境,危亡即在目前,至盼号召全国所有力量,一致对外,方足以挽救危亡。若再另起纠纷,豆萁相煎,是真使国家民族陷于万劫不复之境矣。”16日,他与李宗仁、白崇禧等联名发表通电,申明西安事变要用“政治解决”。18日,李济深再次通电,反对讨伐张、杨,要求当局“顾念大局”。为了避免内战。确保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李济深曾致电张学良,希望他保护蒋总裁的安全,以达到一致抗战;他又分别致函宋庆龄、何香凝,希望她们必要时到西安一行,以促成事变的和平解决;他还给张群、吴稚晖写信,陈述保蒋安全以免内战的利害。张群读了李济深的信后,说:“李济深在福建事变和两广事变中,都演了主角。但从今天这个态度看来,他对委员长还是关心的,以抵御外侮为重,这是值得重视的”。     

试论中国共产党与“两广事变”

“两广事变”(又称西南事变、六一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这次事变,以1936年6月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向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蒋介石请缨抗日开始,中经大规模内战一触即发的紧张局面,前后历时3个多月,最终以和平解决为结局,对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五十多年过去了,在对“两广事变”研究不多的今日,研究中国共产党与“两广事变”的关系,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党对“两广事变”的分析和认识“两广事变”的发生是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有机交织的产物。     

李宗仁逼蒋抗日的历史作用应予充分肯定

中国抗日战争的发动,是由各种因素促成的,它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伟大胜利,是全国主张抗日的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共同努力的结果。其中,桂系首领李宗仁在逼将抗日中的历史作用,不容忽视。但过去史学界对此论述较少,而一提到李宗仁等发动的两广事变,就说他们是“打着‘抗日’的旗号”,或说是“假抗日,真反蒋”;或说“两广事变以失败而告终”。实际上否认或贬低了李宗仁在“七七”事变前为发动抗战所起的历史作用。值此纪念抗战爆发五十周年之际,就李宗仁在两广事变、西安事变及联共抗日诸方面对发动抗战所起的重要作用,作以简述,以纪念对民族解放战争有过贡献的人们。     

两广文化差异杂谈

据说两广改革开放前,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不多。再往前追溯,广西有人自豪地说,桂人曾经一度治理过粤。 改革开放后,广东无疑比广西步子跨得更大一点,取得的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成就大得多。于是人们很自然地要探询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 大多人共认,两广近20年发展差距急剧拉大的根本原因至少有两条,一条原因是,商品经济原生状态的差别。就商品经济的发展而言,改革开放前,两广均得不到正常的发育。但相对于建国前,或建立“计划经济”体制前,改革前的两广相比较,从整体一般说,广西属原生型不发育,广东则是抑制型不发育。中国改革从一开始就是以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为取向的,一旦对商品经济发展的束缚条件开始松动、解除,广东从抑制下解放出来,商品经济自然迅速发育、     

“商团事变”前后广东商人的心理变化

1924年在广东发生的“商团事变”,与这前后大多数广东商人的心理、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政治态度的变化有一定的联系。然而,对两者的联系,尤其是商人的心理变化,过去忽略了。其实,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不仅能更为合理地解释“商团事变”本身,而且有助于认识当时广东资产阶级的状况以及社会形势的发展变化。一、喁喁望治:广东商人的心理祈求辛亥革命后的十年间,封建专制制度虽然大势已去,但真正的共和制度并未建立起来。谋求实业、发展资本主义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来说,依然可望不可及。于是,阶级的领袖与阶级的主体之间出现严重差异: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     

从反蒋抗日到促蒋抗日再到拥蒋抗日--论冯玉祥在蒋介石和抗日问题上的思想演变

"九一八"事变后,冯玉祥在处理蒋介石和抗日问题上,走过了从反蒋抗日到促蒋抗日,最后拥蒋抗日的曲折历程.力图实现其发展个人势力与救国救民的双重目标,是这一串复杂变化的思想动因.     

蒋介石解决西安事变之条件研究

通常认为西安事变中蒋介石未能主动提出自己的条件,而是处于被动中,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承诺联共抗日。但依据有关文献和档案却可得出结论:蒋在事变发生后不久就主动介入解决危局具体条件的探寻中,但影响蒋提出条件的关键因素并非是抗日本身,却是中共和红军问题,故而,蒋并未放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是以"改编红军,受蒋指挥"为先决条件,在完成所谓"安内"的目标后方承诺联共抗日的;而中国共产党出于民族大义作出了让步,才使西安事变和平落幕。     

西安事变研究中的几个有争议的重要问题

事变前 ,张、杨之对蒋 ,一直是软硬两手准备 ;事变前 ,中共中央不赞同扣蒋 ,张是扣蒋的主谋 ;发动后 ,张、周亲密合作 ,使蒋深信中共事前“毫无所闻” ,感激中共“救驾” ,这出好戏对蒋做出“联红抗日”的承诺起了重要作用。 1937年春 ,周对张与西安事变的批评 ,不过是政治宣传 ,这是当时尽快实现举国抗日这个大局的需要 ,也展示了周善于运用政治艺术为国家民族谋取最大利益的高超本领     

清代粤盐销滇研究

清代云南由于盐产地分布不均、移民人口增加及落后的交通运输条件等原因,食盐产不敷销,于是借销邻盐,粤盐即其中一种。清代,粤盐在滇省的行销可谓贯穿始终,其运销方式、运销量及运销区域在不同时期或多或少发生了一些变化。期间,更是出现了近乎以货易货贸易形式的铜盐互易。粤盐销滇,尤其"铜盐互易"在滇、粤两省的贸易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缓解了滇东南食盐不足以及广东余盐积压问题,加强了云南与两广的经济交往,促进了沿途地区城镇和商品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