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山—太行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财政扶贫支出效率评价——以河北省22个县区为例

燕山—太行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以下简称“燕太片区”)是中国扶贫攻坚主战场之一,研究此地区财政扶贫支出的效率问题,对于提高片区及中国财政扶贫资金效率具有重要意义。通过选取河北省燕太片区22个县区作为研究对象,运用DEA-BCC模型和Malmquist指数进行静态效率分析和动态效率分析,发现各县区间效率差异较大,部分县区存在效率改进空间;运用Tobit回归模型对河北省燕太片区财政扶贫支出效率进行影响因素分析,发现第三产业占比、城镇化率、财政收入和经济发展水平同财政扶贫支出效率呈显著正相关,并从强化财政扶贫资金监管、优化财政扶贫支出结构以及财政扶贫长效机制构建等方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乡村振兴视阈下农户多维贫困测度及扶贫策略

乡村振兴的关键是打赢脱贫攻坚战。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是我国精准扶贫的重点区域,致贫因素复杂,扶贫任务艰巨。基于秦巴山区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A-F测度方法对农户多维贫困进行测度与分解,并运用Probit回归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户在厕所类型、做饭燃料、健康状况和受教育程度等方面存在严重的问题,贫困现象普遍。K=3时,农户多维贫困发生率高达90.56%,多维贫困指数为0.391 6;农户家庭65岁以上人数、耕地面积、地理位置和地理环境对农户多维贫困有显著正向影响;户主婚姻状况、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家庭人口数量等对农户多维贫困有显著负向影响。建议从生活水平、健康医疗、养老保障和教育等方面进行重点扶贫,使农户早日脱贫致富。     

新时代破除连片特困地区“贫困陷阱”的理论及战略路径研究

文章先从理论层面分析贫困户个体、生产资料、贫困属性三个维度基本特征对精准扶贫的影响,再运用新疆南部三地州连片特困地区813个样本家庭资料构建Logit二元选择模型,并进一步开展了弹性测算和敏感性差异分析。结果表明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耕地面积、贫困程度、致贫主观因素等指标对贫困户精准脱贫影响显著。致贫主观因素主要是贫困户自身发展动力不足问题,这说明传统"输血式"财政扶贫支持导致相当比例的贫困户对直接财政补助产生严重依赖性,失去自我发展、主动摆脱贫困的动力。为了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提出的"提高扶贫开发质量,把扶贫与扶智、扶志结合起来"的工作目标,精准扶贫必须转变传统"输血式"直接扶持模式,把兜底工作与直接财政支持区别开来,对具有一定劳动能力的家庭,坚持以"益贫式"发展为主,分层次、多渠道、精准到村到户,充分激发贫困家庭劳动热情,持续提高他们自我教育和自我脱贫的意识,这是新时代少数民族贫困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脱贫攻坚工作的重要内涵,具有很强的时效性、政策性和政治性。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精准扶贫机制研究——以四川少数民族特困地区为例

减贫一直是我国高度重视的工作,我国已经进入"十三五"规划实施时期,离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还有不到五年的时间,扶贫攻坚任务艰巨。精准扶贫的具体落实,成为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所在。面对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工作的难点,以四川省少数民族特困地区为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实证分析方法,探讨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精准扶贫机制和措施。     

连片特困地区致贫原因与帮扶策略研究

基于连片特困地区调研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和三支决策模型,针对连片特困地区的贫困治理问题,对致贫原因和帮扶策略的选择进行研究,构建更加准确、有效率的脱贫机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连片特困地区的致贫原因是由家庭、经济、政策、自然环境等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第二,针对贫困家庭和片区各自的脱贫制约,采用对应的帮扶策略更有效率;第三,三支决策模型为帮扶策略的选择提供更好的参考和支撑,为脱贫长效机制的构建提供新思路。     

连片特困民族地区旅游精准扶贫机制研究——以四川藏区为例

当前,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我国的扶贫工作进入了精准扶贫的新阶段。连片特困民族地区是旅游精准扶贫的重点区域。由于旅游精准扶贫在我国尚属新生事物,结合实例的旅游精准扶贫机制亟待研究。以四川藏区这一连片特困少数民族地区为研究对象,在其贫困人口旅游受益的资本、权力和能力等方面限制性因素分析的基础上,剖析连片特困民族地区旅游精准扶贫的作用机理,提出了包容性可持续的旅游精准扶贫战略思路,构建了包括启动激励、目标导向、参与共享、监测评估的旅游精准扶贫机制体系,明确了四川藏区旅游精准扶贫机制的优化方向。     

安徽省大别山连片特困地区扶贫绩效评价——基于三阶段DEA模型和超效率DEA模型

运用三阶段DEA模型和超效率DEA模型分析安徽省大别山连片特困地区扶贫绩效,判断不同环境因素对扶贫投入效率的影响,并结合具体绩效空间分布情况对12个县域2012—2016年的扶贫绩效进行时序分析。研究表明:第一,总体扶贫绩效较好,但逐渐由稳步上升状态进入转折期,部分地区遇到扶贫瓶颈;第二,不同地区间扶贫绩效存在较大差异,皖西片区扶贫绩效比皖北片区高,北部中心区域扶贫效率较低;第三,扶贫绩效综合效率值良好,纯技术效率较高,扶贫规模存在一定不合理性;第四,精准扶贫瞄准度不够,特色扶贫工作开展不到位。根据研究结论和片区实际情况,提出开展特色精准扶贫工作、加强扶贫渠道拓宽与创新、提高精准扶贫瞄准度等相关建议。     

赣南原中央苏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带致贫因素分析

赣南中央苏区是我国典型的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解决农村贫困问题是实施中央苏区振兴发展国家战略的重要目标。利用2006—2010年赣南原中央苏区13个县的经济、社会与自然等相关数据,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定量研究影响赣南原中央苏区集中连片贫困因素对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主因子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对赣南苏区集中连片贫困区致贫影响最大的因素依次为第一产业增加值、农村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农村用电量。大力发展地区特色产业、提高教育水平、加强新农村合作医疗保障和开展农村电网建设改造有利于推动赣南苏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反贫困进程。     

南方脱贫攻坚的典型模式与经验启示——基于闽粤桂黔的经验总结

我国扶贫工作的主战场在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其中南方地区贫困人口多、贫困范围广、贫困程度深,在全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中占比较大。南方几省在自然条件和人文环境方面存在着相似性,产业经济特征方面存在着互补性,扶贫工作也就存在着可以相互借鉴或相互协作的根基。本文分析了福建、广东、广西、贵州四省(区)的脱贫攻坚典型模式和经验,并在结合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对江西省的脱贫攻坚工作给出启示,即扶贫工作重视精神力量、金融扶贫助推产业扶贫的必要性、充分利用乡村旅游资源、开展省际或地区间的对口扶贫、重视大数据在扶贫攻坚工作上的作用等。     

扶贫政策与农业经济高质量增长

扶贫政策推动农业经济高质量增长是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的重要途径。基于2012年发布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市名单,将是否进入该名单作为获得倾斜性扶持政策的识别变量,采用甘肃省86个县市2009-2017年的数据以及双重差分法,分析扶贫政策是否促进了农业经济高质量增长。结果表明：扶贫政策对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农业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是,扶贫政策对农业产业结构和农业技术效率并未产生显著影响;扶贫政策在干旱地区、少数民族聚居贫困县的政策绩效要好于湿润区和非少数民族聚居贫困县;同时,随着倾斜性扶持政策的持续实施,扶贫政策对农业经济的促进作用越来越强。总体而言,扶贫政策未有效推动农业经济高质量增长,在相对贫困治理过程中需要对政策进行适当调整。     

现代贫困研究：从绝对到相对再到多维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要“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致使“相对贫困”成为一个活跃的热词。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可以从两个角度去理解：一是界定和测量贫困的两种方法,二是制定反贫困政策的两种理念。作为政策理念,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既有差别,但又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对贫困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一种发散的思维和包容的氛围,从而产生了多维贫困和多维贫困指数等新概念。在现代贫困研究的过程中,绝对贫困、相对贫困和多维贫困是随外部环境变化而在政策理念和行动策略上的响应,现在的问题是要将其落实到政策和行动上。     

后2020贫困问题初探

作为发展中大国,后2020中国仍然存在贫困问题。考虑到世界各国经验和扶贫成效,结合中国国情,应根据人的基本需求变化来确定新的贫困标准,这既符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通常做法,又能够体现中国扶贫成效。扶持对象更加关注深度贫困地区和特殊困难群体,解决难啃的硬骨头。扶贫战略应推动反贫困走向城乡一体,因为城乡住户调查一体化、低保和扶贫两项制度一体化、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能够为统筹解决城市和农村贫困问题奠定基础。后2020贫困问题的政策取向可以是区域政策解决制约深度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发展的外部约束,开发式扶贫政策提升一般贫困人口向上流动的能力,精准滴灌式扶贫政策解除特殊困难贫困人口的特殊困境,城乡一体化扶贫体系解决扶贫的“真空地带”。     

贫困与反贫困若干问题的探讨

贫困与反贫困问题是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体系。实施反贫困战略 ,首先应明析贫困的涵义、程度划分和成因类型。世界范围的贫困问题已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 ,但反贫困的行动十分艰难。中国反贫困的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但依然任重道远。广西的贫困问题在全国较为典型、严重 ,在基本完成“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后 ,巩固成果和继续攻坚都面临重大的机遇和挑战     

人文贫困的提出及其内涵

贫困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历来是学术界和政界十分关注的问题，但以往对贫困的研究更多的是注重经济层面的分析．本文从贫困主体自身的社会文化属性出发，从能力和权利的视角提出人文贫困的概念，目的是由过去单纯关注物质贫困转向关注包括能力贫困和权利贫困在内的人文贫困。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城市绝对贫困现象研究

随着下岗现象的继续增多,城市贫困问题也越来越普遍。在诸多对贫困现象的研究中,人们的视线似乎主要集中在相对贫困上,忽视了城市中的绝对贫困。我们通过对南京市建邺区的调查认为,在整个社会发展、绝大多数居民生活有大幅度提高之同时,城市尚存在着为数不少的生活几无着落的绝对贫困者。对他们可以从绝对贫困线和现实生活状况两方面来加认定。绝对贫困者已形成了城市中的特殊弱势群体,必须多方面综合加以解决。     

中国农村贫困动态特征及其区域差异

采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利用Kaplan Meier法分析农户入贫和脱贫风险率并使用离散时间Cloglog模型考察了贫困状态变化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东中西部地区农户脱贫和入贫风险函数均呈现明显的负时间依存性;家中健康人口比例对于东部地区农户脱贫和入贫的概率影响最大;中等教育人口比例对于中部地区农户脱贫和入贫的概率影响最大;户主教育年限和高等教育人口比例,人口抚养比以及家中工作人口比例对于西部地区农户脱贫和入贫的概率影响最大。     

中国反贫困战略简评

我国特殊历史背景条件下形成的以区域优先发展为核心的扶贫战略 ,存在扶贫主体的政府主导性、扶贫客体的宽泛性、扶贫方式的简单性和扶贫行为的短期性等缺陷。因此 ,未来反贫困战略的设计应着重从扶贫主体多元化、扶贫客体微观化和扶贫政策规范化 ,以及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和投资力度等多重视角进行     

贫困的定义与我国反贫困问题思考

用低收入和不能满足基本生存需要这样的词汇来定义贫困已经不能满足当前我国反贫困工作的需要。一个人的贫困,除了生存需求的保障,还应包括权利、文化等各方面的不发达状态。我国现阶段的反贫困工作,应采用相对标准,如居民平均收入的30％～50％或5％～10％最低收入人口比例而非某个人为的绝对值。反贫困工作在国家来说应是一个社会问题,即对贫困者的关切和救助。真正的反贫困行动,除了给予贫困者生存和生活保障,还应积极铲除人们陷入贫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根源,帮助他们踏上发展的阶梯。     

新世纪我国农村贫困的特征及未来政策选择

新世纪我国农村贫困现象的基本特征将由绝对贫困转变为相对贫困 ,且相对贫困将逐步成为农村贫困问题的核心和扶贫开发的重点。因此 ,必须及时转变农业、农村及扶贫开发政策 ,通过制度改革和创新 ,建立起有效的反贫困治理结构 ,提高农民在市场经济中的生存能力和农业生产率 ,在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中解决农村贫困问题     

中国扶贫战略的偏差及其修正

特殊背景条件下形成的以区域优先发展为核心的扶贫战略,存在着扶贫主体的政府主导性、扶贫客体的宽泛性、扶贫方式的简单性和扶贫行为的短期性等缺陷。因而,未来反贫困战略的设计应着重从扶贫主体多元化、扶贫客体微观化、扶贫政策规范化,以及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等多重视角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