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思想中的“天理”和“人欲”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存天理,灭人欲＂是他的重要思想主张。＂天理＂是终极的善,而＂人欲＂遮蔽了人们对＂天理＂的探求;只有抛开＂人欲＂之私,才能达到＂天理＂的至上境界。     

论程、朱天理、人欲之辨的合理内核及其价值嬗变

在程、朱的观念体系中，人的一切正常合理的生理欲求因符合天理而得到肯定，超过正常合理之度的欲求即为人欲，亦即私欲，必须加以摈除。因此，天理与人欲之间的对立实质是公与私、正与邪的对立，就形而上的层面言之，“存天理、灭人欲”是一个包含合理内核的命题。然而，在实践层面，程、朱将名教纲常等伦理要求视为天理的真实内容和永恒表现形式，从而使这一极富合理性的命题变成吃人、泯灭人性的工具。从道德到非道德、合理到不合理的这一价值嬗变，并非程、朱个人历史和思维的局限性使然，而是整个儒家理论体系固有缺陷所必然导致的结果。     

从“孔颜之乐”到“君子之乐”——孟子幸福观的四重向度

与孔子以"孔颜之乐"、"曾点之志"为典范的德性幸福观有所不同,孟子提出了以儒家君子为指向的"君子之乐"、以内在心性为指向的"心性之乐"、以君王诸侯为指向的"君王之乐"、以庶民百姓为指向的"民生之乐"。四重向度的幸福观始终贯穿着德性幸福、功利幸福之间的对峙与融通。其中既包含着道德精英的幸福理想,也包含着社会大众的幸福追求;既涵盖着幸福的内在向度,也涵盖着幸福的外在层面;既有理想的幸福境界,也有现实的幸福生活。孟子理想幸福的多重向度为构建现代社会的幸福观提供了有益的思想资源。     

对张立文先生关于“天理”与“人欲”研究的意见

文章认为：朱熹关于“存天理、灭人欲”的理论思考,是对于杜会发展规律的一种艰难探索,而不是单纯的伦理道德问题。但是,他的这种理论思考,在后来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地遭到人们的误解、歪曲和利用,直到今天一些著名的学术著作仍然对此一理论误解很深。这关系到对于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展。本文作者对张立文先生关于“天理”与“人欲”问题的研究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     

戴震“人欲肯定”论与“无私”主张的思想意义

戴震虽然在肯定人欲这一点上与宋代新儒家的思想有所差别,但他这种有意回避欲望的冲突以及由此而可能引发的社会问题的倾向,又与黄宗羲主张的"自私自利"有所区别。戴震思想的特征是他不仅肯定了人生理上的欲求,而且对生活上的欲求在个人问题的层面上也给予了充分肯定。在他的思想里,人欲不仅是个体的欲望,甚至是扩展到社会层次的欲望。但在解决从中所可能发生的欲望冲突时,他强调了"无私"这个概念。这一方面反映了明清时期小商品经济的成长,另一方面说明他意识到了当时经济关系中诉讼的频繁发生以及官商相连、社会阶层的分化等当时一系列社会矛盾的复杂性和深刻性。也就是说,他注意到了"富民"成为经济弱势群体新的加害者,因此主张通过调节对欲望的追求从而达到调和社会矛盾的目的。在这个意义上,在近来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导致的贫富两极分化在世界各地引发抗议示威的形势下,戴震的主张对今后市场经济正确方向的探索具有深刻的启示作用。     

论孟子“利”思想之辨

“义”“利”关系作为孟子思想的重要内容,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对孟子究竟是侧重“义”还是“利”争论不休。其实,孟子对“利”的认识有自己的独到之处,表现为其不但将“义”看作最大的“利”,并希望人们能够确立符合自身特点的利益观,而且也告诫大家不能将“利”仅简单视为形而下的“利”,应该进行形而上的思考,因为这一层面的“利”才有可能是最大的“利”。     

“君子爱财”与“君子固穷”:孔子“义利观”的现代启示

孔子即不反对“君子爱财”,但又主张“君子固穷”,这两种看似相悖的观点如何在孔子那里共存?这实际上就会涉及到孔子的“义利观”,在孔子看来,“君子爱财要取之有道”,若非,君子宁可固穷,也不愿取非“义”之财.孔子合理取财以及安贫乐道的君子风范和“见利思义”思想,在物欲横流的社会可作为人们的座右铭和清醒剂.不仅有利于协调市场经济,发展义利关系,还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有着重大的启示和推动作用.     

谈孔子的“君子”理想人格

孔子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和传统产生了无可估量的影响,研究孔子是我们的现实历史责任,但是,任何人的研究、学习都是局部性的,都只能是一个层面、一种视角的研究。本文旨在展示孔子关于人的存在、价值和意义的永恒启示与生命力。     

孔子的“君子”人格论

孔子平生教书育人,以培养造就"君子"为宗旨。君子一直是人们区分人的道德品行好坏的标准,君子是人们追求达到的理想人格目标,小人是人们所鄙弃的无德行者。君子人格的内涵、特征或者标准,大致说来,应该有10种:仁、义、礼、智、忠信、勇、中庸、和而不同、文质彬彬与自强不息。孔子及先秦儒家汲汲于"君子小人"之辨,目的在于扬善抑恶,塑造仁德的理想人格。     

印度《欲经》之“欲”的多元文化阐释

印度始终有“性”文化传统,其中古典名著《欲经》最具争议。原因主要在于对书中“欲”的解读见仁见智。《欲经》之“欲”虽然重在写世俗性事,看似与宗教无甚关联,但由于个体性爱是群体文化中的一种元素,最终会在信仰里找到归宿。     

说孔子的“君子观”

"君子"一词在《论语》全书中总共出现107次,其中有84处"君子"乃为孔子所言,孔子的"君子"作何解直接关系到解读《论语》全文,而孔子的"君子"作为贯穿于《论语》全文之中的线索,是深刻反映儒家思想和厘清文本脉络的核心所在。通过分析《论语》中84处"君子"在该篇章中的释义,可以归纳概括出《论语》中"君子"一词的多种内涵,有助于把握儒家经典文本《论语》中所反映的儒家思想,揭示出孔子"君子"学说的价值所在。     

戴震的“理”、“欲”思想析论

戴震认为,宋儒"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造成了后世"以理杀人"的现象。为了对此进行批判,他重新诠解了"理"和"欲"这对概念。他指出,"理"就是事物的条理、分理,而涉及人事行为的"天理"则是通过以情度情而来的定然之则。这种以情度情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人人都有相同的欲望,"欲"才是一切"理"的基础。这一思想突出了"理"的客观性,对人的自然欲望进行了肯定。但是他把一切价值建立在"欲"的基础上的做法,使"理"失去了规范"欲"的作用,因此,并不能真正实现批判宋儒"天理人欲"之辨的效果。     

孔子的“君子”人格理论探析

孔子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产生了无可估量的影响.儒家的理想人格就是孔子提出的"君子"人格.以"仁"为核心的君子人格理论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试论“渐修顿悟”与“格物贯通”的异同

程颐和朱熹都曾论及“格物贯通”的问题.他们的这一观点常被用来作为理学吸收佛教尤其是南宗禅理论的证据.通过分析“格物贯通”和“渐修顿悟”的异同,可以发现,尽管二者的思维模式有一定的相通之处,但在讨论的重点、渐顿的关系、是否包含理性认识等方面却有着明显的区别.程颐主要是在西晋杜预的“涣然冰释,怡然理顺”的启发下才提出了“贯通”理论.因此“格物贯通”与“渐修顿悟”之间不存在明显的理论继承关系.     

朱熹对性善论与性恶论的“统合”

朱熹既赞同程颐所言"荀子极偏驳,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又赞同程颢所言"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恶","善固性也,然恶亦不可不谓之性也"以及与之相关的"善恶皆天理";既讲孟子言性善"论性不论气,不备",又讲荀子言性恶"论气不论性,不明",从而建构了兼性与气的人性论。这种对于孟、荀既有吸取又有批评的方式,可以为今人"统合孟荀"所借鉴。     

“狂人”高二适的“君子之学”

20世纪书法史上,高二适在章草方面的造诣和研究至为深刻。他不仅著有《新定急就章及考证》,还开创了狂草新体,自命为"草圣"而被贴上了"狂人"的标签。考察高二适的书学观念,可发现其理念及方法与理学家曾国藩极为相似。高二适对章草的研究和传习,严谨而率性;在对书家的评论和审美趣味的追求上,他抑怀素而褒杨凝式,推崇的是"中和"的观念,可以说,高二适的书学之道并不是"狂",而是"君子之学"。     

从孟子“寡欲”说到荀子“养欲”说——儒家新义利观之形成及其意义

以伦理(义)统辖功利(利)是儒家自孔子以来一以贯之的核心价值及原则,荀子同样坚守。然而,正是这种价值及原则的一致性掩盖并从而使人们忽略了荀子与孔、孟在义利之辨问题上所存在着的细微但深刻的差别。事实上,在共同的价值坚守之下,由荀子发展而出的是一种与孔、孟有着不同理路、不同义蕴的儒家新义利观。与孔、孟的义利观相比,它带给人们的是别一样的视角、别一样的效果和别一样的心态与生活方式。     

“君子”与“完人”两种理想人格学说的比较

理想人格是中西古代人生哲学所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本文从理想人格的品质、修养方法和人生实践三个方面,对孔子和亚里士多德的理想人格学说进行比较研究,力图使人们对中西古代理想人格学说有大致了解,从而为新时期理想人格的建构提供理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