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让隔代教育隔住未来

随着新时代生活节奏的加快,越来越多年轻的父母忙于工作,几乎无暇照顾宝宝.于是,抚养宝宝的重担便毫无疑问地落在了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肩上.这种由祖辈对孙辈施行抚养与教育的现象被称为隔代教育.在我国,素有“几代同堂,其乐融融”的传统家庭文化,加上“独生子女”政策以及激烈的竞争与广泛的人口流动,隔代教育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现象.     

隔代抚养对农村留守儿童积极影响的探究与教育建议 ——基于扶风县某村的深度访谈

农村留守儿童的隔代抚养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但现有关注点多聚焦于隔代抚养的负面影响。研究通过对扶风县某空心村儿童隔代抚养的深入访谈,发现隔代抚养对农村留守儿童的自理能力、劳动习惯及传统美德的培养有其积极影响的一面。研究对此进行深入讨论并提出了相应教育建议。     

性别因素与脆弱儿童的长期照顾

性别因素对脆弱儿童的长期照顾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在父死母嫁的情况下,女孩更容易被带入新的家庭,融入新的家庭中,成为其成员;而男孩则更容易被留在原生家庭中,形成与祖父母之间的隔代抚养关系。第二,在收养方面,女孩更容易被收养从而进入正常的家庭环境。以上这些状况的形成与亚洲地区男孩的性别偏好有非常重要的关系,这对于目前的社会福利政策与社会照顾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与政策。如:通过现有的社会救助体系对祖父母—孙子女的隔代抚养关系给予支持与照顾;充分发挥社区作用,为脆弱儿童提供支持与保护;充分发挥儿童福利院的作用,为脆弱儿童提供专业支持和心理、情感指导,与家庭、社区相结合,共同为脆弱儿童的成长提供支持。     

推进隔代抚养培训以促进老年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探索

近年来,随着我国人口结构特征趋于高龄少子化,“双职工”家庭数量不断增加,社会相关育儿服务滞后,导致隔代抚养情况愈发普遍。但在当前隔代抚养中存在两辈间育儿观念冲突、老年人隔代抚养负面情绪多、老年人隔代抚养能力不足等问题。基于上述背景,为解决现存问题,本文提出要加大宣传力度,树立正确隔代抚养观念;开设专业课程,定期开展多样化教学活动;建设课程资源,搭建线上线下知识体系;借助体系优势,构建以点带面覆盖网络;加强政府扶持,健全政策制度经费保障,确保使得隔代抚养培训能服务于当前家庭需要,切实让老年教育高质量发展落到实处。     

无奈职责与力不从心——基于农村老年人照料孙子女身心压力的思考

现实背景:农村老年人隔代照料现状 清华大学对全国进城务工人员的调查显示,在有效的4386个流动人口样本中,农村户籍人口占73.2％,其中绝大部分是年轻父母.繁忙的城市生活使他们没有足够的精力和经验去照顾自己的孩子,而留在农村的长辈只能代劳.因此,繁重的隔代照料任务就落到了农村老年人的身上,即基于血缘关系的隔代照料成为农村人口照料孙辈的主要方式.全国调查显示,73.29％的祖辈在为孙子女提供隔代照料,其中82.88％为农村老年人.     

应当确立经济伦理的生态理念

1　　伦理与经济的两分 ,是现代性社会结构分划的产物 ,是经济摆脱道德的束缚、经济学脱离伦理学的禁锢获得独立发展的结果。现代性经济伦理肇始于此种分离。这种分离导致了一种曼德威尔式的经济伦理“怪圈” :“个人的不道德行为产生了公众的利益”。不仅是道德上中立的动机 (如对利润的无穷追逐 ) ,而且是一些不道德的动机或行为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 ,也能转换为社会财富和公共福利。这就如同《浮士德》中梅非斯特的表白一样 :“我是那种力量的一部分 ,这种力量想做的永远是邪恶而创造的永远是善良。”这种“伦理怪圈”凸现了现代性经…     

中国能为“全球经济伦理”做什么

陆晓禾在《河北学刊》2 0 0 1年第 3期撰文《中国能为“全球经济伦理”做什么》指出 ,“全球经济伦理”指的是人们在全球经济活动中所应遵循的共同行为准则 ,它是受到多元文化经济传统支持的“交迭共识”。从中国角度来看 ,全球经济伦理应该是受到中国伦理传统支持又为世界其它国家和文化传统所认可的经济伦理。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只是忧心忡忡地旁观“朝全球经济伦理”发展 ,担心“全球经济伦理”的西方化 ,而应积极参与全球经济伦理建设 ,争取中国在全球经济伦理问题上的发言权 ,把它看作是我们不可让与的权利。同时 ,参与是必要的形式和途…     

进城护理孙辈农村老人城市生活融入现状及成因剖析——以南京市鼓楼区为例

在我国城镇化背景下,进城护理孙辈农村老人在融入城市生活过程中遇到诸多困难。以南京市鼓楼区进城护理孙辈农村老人为研究对象,基于问卷调查与数据分析,详细阐述此类老年群体的城市生活融入现状。研究发现,社会政策、社交关系网络、代际支持、个体特征是影响此类老人城市生活融入状况的主要成因。希望通过本文,帮助进城护理孙辈农村老人更适意地融入城市生活,推动建设和谐稳定的现代社会。     

科学处理隔代养育中的分歧

正在我国,祖辈参与照料抚养孙辈是一种普遍现象。不同家庭成员因为角色地位的差异起到互补的作用,形成一个生活、思想、问题解决的共同体。无论是何种家庭结构,只要有两个或以上的家庭成员,就会存在分歧和矛盾。如果分歧不及早解决,很容易影响孩子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建立,从而影响到以后的生活。面对隔代教养之间的分歧,父母该怎么做呢?     

社会网络视角下农村养老问题研究

农村社会养老的实质是依靠社会网络的生存策略。随着农村社会向城市变迁,老年人依靠婚姻关系和血缘关系的养老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机构养老因为不能提供资源获取网络而失败;“隔代抚养”与“婆媳关系倒置”造成了养老资源的逆向流动;老年人面临严重的工具支持危机;交往支持网络缺失造成精神空白。这些困境主要是由长老秩序的瓦解、父权的衰弱以及资源获取能力的衰退所造成的社会网络缩减、断裂所造成。因此,应该通过社会网络的重建以解决农村养老困境。     

婚姻家庭变迁的制度回应——以未成年子女权益保障为视角

中国在由机械团结型社会向有机协作型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婚姻家庭观念亦由传统保守趋向自由开放,如婚姻伦理自由化、婚姻形态复杂化、家庭结构多元化以及家中心理念淡化等.由此导致的离婚率上升、单亲家庭和隔代家庭增加、农村留守儿童及非婚生子女数量剧增等给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抚养、探视等带来严峻挑战.基于婚姻家庭变迁背景下未成年子女权益保障之需要,创新发展婚姻家庭和社会保障制度,对社会转型期未成年子女权益保障面临的问题适时作出理性制度回应,是当代法律制度维护未成年子女权益法律价值的必然要求.     

转型期农村抚育模式与家庭结构的变迁——以湖北省浠水县柳树铺村为例

在传统的中国农村社会,父母“双系”担当抚育孩子的重任.改革开放后,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父母外出打工,祖辈代替子辈担当起抚育孙辈的任务,他们成为孩子的“二度母亲”,出现了祖辈与孙辈共同生活的“新家庭三角”,祖孙两代形成了“跨代的拟核心家庭”.随着抚育模式的改变,家庭结构、家庭关系以及家庭生命周期都出现了新的变化.     

当代关于“经济与伦理结合的本质”探讨的困境与出路

“经济与伦理结合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结合?”或者说“经济与伦理结合的本质是什么?”这是一个在理论界颇有争议的问题。从现有的理论成果看,较为典型的观点有“伦理决定说”、“理性选择说”、“道德立法说”、“经济内生说”和“利益中介说”。这些观点都是用“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去探索经济与伦理结合的本质,把经济与伦理结合所构成的整体的本质不是还原为“经济”就是还原为“伦理”,不仅没有实现经济与伦理的结合,反而造成了它们实质性的分裂,从而使理论探讨陷入了困境之中。本文认为,经济与伦理的结合不单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只有以实践的思维方式去探讨经济与伦理结合的本质,才能从根本上走出困境。     

公心、公道与公制：传统中国以“公”为核心价值的政治伦理模式探析

中国古代建构了以“公”为核心价值的理想类型的政治伦理模式。由“天之公”到“人之公”,“公”价值系统在中国传统君主政治中得以确立核心地位,并在具体的政治统治中形成以“公心”为执政的伦理动机,“公道”为执政行为的伦理准则,“公制”为政治统治的制度伦理。这个“公”本位的政治伦理模式对于当代中国特色的政治伦理建设颇有借鉴之处。     

“经济伦理”论辩——关涉经济伦理学对象和范围问题的思考

“经济伦理”是经济伦理学的对象和核心范畴,是这门新兴学科的立论前提和逻辑基础,因此科学把握其内涵是十分必要的.为此,需要在学理上区分“经济伦理”与“经济道德”的界限,在“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及其实践活动过程的意义上厘清“经济伦理”的实质内涵.在此基础上,从三个不同的向度建构“经济伦理”与“经济道德”之间的逻辑关系.     

走向新世纪的伦理学研究(笔谈) 全球伦理和宗教对话

“全球伦理”的口号首先由德国神学家孔汉思于1990年在《全球责任》一书里提出 1,在国内引起比较强烈的反响。对很多中国学者而言 ,“普遍伦理”与“全球伦理”这两个概念是等同的 :“普遍伦理”指伦理规则的普遍性 ,“全球伦理”则指其应用范围的广泛性。但是 ,对于“全球伦理”的提倡者孔汉思而言 ,“全球伦理”绝不等同于“普遍伦理”。他在最近出版的关于全球伦理的新书《为了全球政治和经济的全球伦理》中 ,明确地指出 ,以为全球伦理是没有宗教的伦理 ,那是“对全球伦理计划的根本的误解”。他说 ,自启蒙运动以来 ,“要伦理 ,不要宗教…     

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伦理路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迈上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之路。新发展阶段,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对经济行为理念、价值目标、发展原则、主体责任作出伦理考量。在经济行为理念上,强调既要抛弃“理性自利”的经济动机评价及其造成的扭曲财富价值观,还要抛弃“效率崇拜”和“效用分配冷漠”的经济效果评价等错误理念,使经济行为符合伦理应当。在经济发展价值目标上,强调基于“效用分配”和“增量的社会价值”以实现“美好生活”。在经济发展伦理原则上,强调坚持“公平正义”以维护经济和谐发展,坚持“包容性增长”以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拒绝“丛林法则”以维护经济体健康。在经济主体责任上,强调经济活动主体尤其是企业家和非公有制经济主体应有更高的责任伦理要求。     

经济伦理的兴起及其意义

经济伦理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其历史在西方不过30余年的时间,在中国不过10余年的时间。在短短的10余年时间里,中国经济伦理学从悄无声息到成为当前哲学社会科学界探讨的一个热点,表明中国在由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经济与伦理道德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如何解决经济谋“利”、伦理求“义”之间的矛盾,如何解决“经济人”与“道德人”之间的矛盾,以及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需要和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的需要,这一切推动着中国经济伦理的兴起与发展。     

伦理-经济“冲动的合理体系”的法哲学概念

法哲学的伦理—经济生态研究的基本课题是:寻找“冲动的合理体系”的形而上学基础,即它的基本概念。伦理—经济精神、伦理—经济意志、伦理—经济冲动、伦理—经济“冲动的合理体系”,就是伦理—经济“冲动的合理体系”的第一个概念基础。冲动追求满足“,幸福”就是作为“冲动的合理体系”或“一切冲动的体系”的“满足的总和”。“幸福”具有双重的法哲学本质:对冲动的自然力的驾驭;冲动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以幸福作为“冲动的合理体系”的具有整体性和终极性的价值目标,有助于摆脱伦理—经济关系中的目的论困境和价值论悖论,实现伦理冲动与经济冲动“预设的和谐”。     

伦理生活建构的一般心理机制

在具体生活情境定义中,人与他者共存在、同生存的善意方式,就是伦理生活。人意愿于伦理生活,其前提是成为自为性创构的伦理主体。这一自为性创构过程就是个体以“自我”为要求的伦理心理机制动态生成过程。开启人的伦理心理机制生成的原动力,是其存在需要指向人性自塑所生成的伦理愿意。人性以伦理意愿的方式朝期待的完美方向敞开,生成伦理信仰;人性以伦理意愿的方式朝利害取向的当下敞开,产生伦理信念。伦理信仰指向天空而关注未来,为动机达向目的构设至善高阶,提供觉解良心、诚致良知、践行良能的远见;伦理信念关注大地而指向行动,为动机实现目的、产生伦理效果注入方向,构筑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