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P2P网络借贷的法律风险解析及监管应对

通过对我国 P2P 网络借贷平台运营模式的探究,认为网络借贷平台存在民事法律风险、刑事法律风险和金融法律风险。在此基础上,借鉴美国对 P2P 网络借贷平台的监管格局,提出通过明晰监管结构、完善个人征信体系、规范中间账户管理、引入第三方担保机制或建立风险准备金制度等监管措施,增进行业自律来完善我国对网络借贷平台的监管。     

P2P网络借贷平台的异化及其规制

以金融抑制为主要特征的现存金融体制造成了我国信贷市场长期供需结构失衡,分业监管体制下形成的监管真空和P2P行业中的羊群效应,使P2P平台逐步异化以适应我国独特的民间借贷市场.目前我国P2P平台大致可分为中介服务型、担保型、债权转让型三种模式,并以P2P平台为中心存在借款人、贷款人、平台和第三关联方四类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针对P2P网络借贷这一金融创新模式各类主体,梳理其中的法律关系,从而揭示其异化的本质和对法律风险的提示,在分析目前监管现状、借鉴国外监管措施的基础上,提出完善法律规制的建议.     

我国互联网P2P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从2007年开始,国内兴起了P2P网络借贷热潮,P2P网络借贷成为金融行业内不可忽视的一种重要模式。P2P行业快速发展使社会上闲置资金使用率和收益得到提高的同时,各种各样的问题也伴随出现。结合当前的实际情况,文章简要梳理国内P2P行业快速发展的原因和现状,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P2P网络贷款的法律风险控制研究

P2P网络贷款的兴起为民间借贷以及小微企业的融资提供了便利的平台.在研究我国P2P网络贷款的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指出P2P网络借贷中存在的诸多法律风险形式,并分析产生诸多法律风险的原因.为更好防范和控制我国P2P网络贷款法律风险,提出了相应的思路和策略.     

P2P网贷平台的法律规制研究

近些年,P2P网络借贷行业在中国经历了爆炸式的生长,伴随着其资金规模的不断扩大,经营模式的不断升级,相应的监管制度与法律规范却未能及时跟进。这就导致该行业出现了良萎不齐,隐患重重的现象,网贷平台倒闭跑路、涉嫌刑事犯罪之类的新闻时有曝光,这不禁使人对于P2P的安全性产生了忧虑。对此,本文从我国P2P网贷发展现状出发,结合其遇到的现实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法律完善建议。     

委托代理视角下P2P网贷平台风险防控研究

P2P网贷平台,是一种个人对个人的民间网络借贷服务平台,是伴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和民间借贷的兴起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的金融运行模式。P2P网贷平台存在层层的委托代理关系,委托人和代理人彼此掌握的信息存在高度不对称,并且委托人与代理人的目标也不尽一致。委托人无法准确监督代理人的经营或投资活动,致使代理人的经营或投资活动不能完全为委托人所知情,于是就产生了激励问题。委托代理视角下P2P网贷平台的风险应对措施:加强P2P网贷平台的监管;提高P2P网贷平台声誉;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相结合;建立有效的信号发送和信号甄别机制;建立健全P2P网贷平台信用评价体系。     

P2P平台信用风险评价模型研究

P2P借贷平台作为当前不断发展的互联网金融产品之一,其信用风险一直是人们所关注的重点.运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数学评价法,以16个定性及定量指标为基础,构建出现阶段适合我国的P2P平台信用风险评价模型,进而运用该模型对14家具有代表性的P2P平台进行风险等级评价.该平台不仅可以帮助投资者选择合适的投资平台,还为平台降低自身的信用风险提供着眼点,同时,为监管部门对该行业的监管活动提供有利的参考依据.     

我国P2P网络贷款监管之现实问题及对策研究

P2P信贷是指有资金并且有理财投资想法的个人通过第三方网络平台牵线搭桥,使用信用贷款的方式,将资金贷给其他有借款需求的人,是个体之间在互联网中完成的直接借贷行为。本文以目前P2P网络贷款在我国的发展现状为依托,尝试总结出问题的成因,对监管方式提出可行性建议,旨在完善我国网络贷款的健康发展环境。     

P2P网贷运营模式及风险分析

近年来,P2P网络借贷在我国发展迅猛,为实体经济特别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了更便捷的融资渠道. 作为新兴的互联网金融模式,P2P网贷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存在各种运营及法律风险.在阐述P2P网贷概念后,对现阶段我国P2P网贷的运营模式及经营风险进行分析,同时用审慎乐观的态度,期待P2P网贷在我国未来能够持续、健康发展.     

我国 P2P 网络借贷平台中的法律问题

作为一种金融创新,P2 P网络借贷平台有"信息中介型"和"资金运作型"两种经营模式.前者属于单纯的中介模式,网络借贷经营活动主要体现了居间合同和借款合同的法律属性;后者是网贷平台通过平台自身担保、风险储备金、第三方机构担保这三种方式来保障出借人资金安全,吸引更多的人参与网络借贷.P2 P网贷平台的法律风险主要有交易资金缺乏监管,形成资金池;经营方式中的"大单模式"、平台自身担保存在风险;运营信息披露不真实、不充分.要防范这些风险的发生,网贷平台必须建立独立的中间账户,实行资金第三方托管制度;实施小额分散贷款,限制网贷最高金额;加强风险控制,禁止网贷平台自身提供担保;加大借款人信用评估,完善个人征信体系.     

“互联网+”时代我国电子商务平台法律定位之反思

当前我国电子商务平台的法律定位十分不明确,首先体现为法律概念表述混乱,其次体现为法律关系界定模糊,再次体现为裁判角色资格存疑,最后体现为义务标准适用笼统。“互联网＋”时代的到来,需要对我国电子商务平台的法律定位进行反思与重解,从法律概念的重新规范、法律关系的重新审视、裁决身份的重新考量以及审查义务的重新确立四个方面完善我国电子商务平台的相关制度和规定,从而推动我国电子商务行业的健康长远发展。     

欧盟数据可携权的困境与本土化思考

欧盟在《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中创造性地规定了数据可携权,以期在增强数据主体对于其个人数据控制力的同时,促进欧盟本地互联网产业的创新和发展。作为一项新兴权利,数据可携权既充满着希望又引发了世界范围的争议。通过对数据可携权的演进、价值、要素、行使和困境等进行分析,在肯定其加强和促进个人数据法律保护的前提下,直面其不足与弊病,再结合我国产业发展和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现状,对其本土化思考有所助益。我国目前不宜盲目引进或一味拒绝数据可携权,应当针对具体国情,借鉴其经验并对其进行本土化取舍,构建适合我国的可携权内容,以实现我国数据产业发展与个人数据主体权益保护的平衡。     

元宇宙中数字货币的包容性法律规制

元宇宙产业的日新月异给数字货币带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不仅使得数字货币作为“准货币”的职能予以凸显,还展现了其在资产确权方面的新职能。数字货币在元宇宙中流通的同时也挑战着国家货币主权,监管的缺位将可能损害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甚至引起系统性金融风险并传导至现实世界。作为一种新兴货币,数字货币的法律性质尚不明确,并且各国对其采取的法律规制手段存在差异,这使得传统的监管手段滞后于元宇宙的新发展。现阶段“一刀切”的监管方式无法满足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需要,应以包容性发展为理念,在现有基础上稳步推进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并加强国际间的监管合作,引导数字货币朝着规范、健康的方向良性发展。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联防联控中个人数据的利用

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数据有助于政府宏观把控事态的发展,做出相应的决策.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我国暴露出不少数据利用问题:数据的利用存在存储分散化、原则不明确、重利用轻保护、监督机制缺位、确诊患者数据泄露引发网络舆论失焦和尚未形成跨国数据共享规则等.在梳理并总结我国数据方面立法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对欧洲、日本个人数据或信息的立法思考,归纳国外数据立法中值得我国参考的规定.我国应完善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数据共享机制;科学构建立法框架;明确利用原则;通过数据分类,协调利用与保护问题;健全数据利用监督机制;规范网络空间中关于确诊患者数据的传播及舆论导向;尽早积极研究并制订跨国数据共享规则,为今后的联防联控工作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安徽省P2P网贷平台运营现状及发展对策研究

文章立足于安徽省P2P网贷平台的发展现状,通过对比分析,发现安徽省P2P平台无论是数量还是交易规模较国内发达地区还存在较大差距,同时平台跑路、提现困难问题突出。为此,从政府加强P2P行业监管、发挥行业自律的作用、差异化市场定位和提升从业人员素质四个方面来为发展安徽省P2P网贷平台提供对策。     

基于战略思维维度的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试析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建设是一项系统谋划与整体推进的宏伟艰巨工程,此项工程关涉党的生死存亡、国家兴衰强弱与民族前途命运。党的政治建设质量,既决定着党的建设方向和实际效果,又彰显着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党的政治建设的独特属性,决定了新时代条件下必须要运用战略思维智慧,开阔政治建设理论视界,明确政治建设科学方向,树牢政治建设人民立场,增强政治建设战略能力,在强化系统思维基础上,着重谋求通盘合力,推进党的政治建设伟大实践。     

我国构建数字经济税收法律制度的现时难题和优化路径

传统税收法律制度在对数字经济企业实施税收征管时存在征管依据缺失、征管技术落后等不足,进而诱发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问题,导致无法对数字经济进行充分有效的征管。各国对数字经济的利益诉求不同,使得在国际层面具备广泛共识的数字税方案难以达成。从国内层面来看,我国对于数字经济的税收征管仍旧依靠传统税收模式进行,并未将数字税作为独立税种在法律上予以确认。这种税收模式在数字经济持续发展的当下已经无法满足数字经济税收征管的现实需要。对于当前中国构建数字经济税收法律制度的路径,可以通过升级数字税收监管技术、发挥数字经济平台的监管作用和加强国际税收合作等手段进行优化,并积极参与和推进具有广泛共识的国际数字税收法律规则的制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