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伯奇：左翼戏剧运动的先驱者——从“上海艺术剧社”谈起

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郑伯奇是作为资深创造社作家和批评家投身左翼文化运动。为了加强文学对于民众的宣传和鼓动,郑伯奇借助革命文学的背景,率先开始了他的左翼戏剧活动。郑伯奇的《中国戏剧运动的进路》对当时正在兴起的左翼戏剧运动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上海艺术剧社和此后整个左翼剧运的行动指南。因此,郑伯奇及其《中国戏剧运动的进路》对于了解艺术剧社的戏剧主张,以及剧社在我国左翼戏剧理论建设方面的重要贡献,都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抗战背景下老舍的民族焦虑与文学担当——由《老舍书信集》谈老舍缘何走上戏剧创作之路

老舍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颇有建树,被称为戏剧大师.然而他的戏剧创作之路与小说相比,绝不平坦,而是一条充满艰辛之路.这一点可以从《老舍书信集》中得知.可以说正是因为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老舍从事“文协”工作之后,才被逼上梁山,从事了自己并不熟悉的戏剧创作,期间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和挫折,正是老舍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对“文协”的无私奉献才使得他最终在戏剧舞台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从话剧《茶馆》看老舍悲喜交融的创作特色

老舍作品常常呈现出一种悲喜交融的创作特色。作为幽默大师的老舍,在创作其作品时经常把喜剧性和悲剧性巧妙的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寓悲于喜、寓庄于谐的独特艺术风格,诙谐幽默的语言往往描绘着一个个令人叹惋的悲剧。话剧《茶馆》典型而又鲜明的体现着老舍悲喜交融的创作风格,剧中人物的言语诙谐幽默,人物的命运悲剧寓予其中。老舍通过对人物的简要塑造,旨在探究人物的喜与悲的社会根源。     

在东西方文化和文学影响下形成创作个性——老舍创作艺术探源之一

老舍的创作风格和创作个性的形成源于很多方面,东西文化和文学影响是重要的生成机制。东西方幽默讽刺艺术的影响在老舍创作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迹。老舍"取益"于狄更斯及中国传统小说的幽默艺术,而某些弊端也可以从那里找到根源。老舍在东西方文化和文学的影响下,致力于改造国民性的思考,形成了检讨传统文化、批判国民性的创作个性。     

再析左翼文学运动的兴起——从“合力说”看左翼文学运动

左翼文学运动是中国现代文坛上的特殊文学现象 ,也是上世纪 30年代的主流文学。但对其兴起与发展的原因众说纷纭。从恩格斯的“合力说”的角度分析 ,就能知其产生和兴起的必然。     

“政治宣传”与“人性关怀”的并置——丁玲戏剧创作的意义形态

丁玲的戏剧创作虽然缘自于切迫的政治宣传的需要,但由于其"个性思想"这一思想基因的潜在作用,她在创作中仍然表现出了"人性关怀"的非功利诉求。她通过对"爱情"视域的设置、对世俗人伦的关注和对倔强个性的描写,表现出了对"人"的权利的维护、对人伦温情的流连和对反专制斗争精神的赞美。"政治宣传"与"人性关怀"的并置,使丁玲的戏剧创作在意识倾向和主题蕴涵上形成了巨大张力。这不但呈示了丁玲主体意识的矛盾性,而且集中凸现了其1931年转型后的整个创作在意义形态上的复杂性。     

戏剧现实主义的新拓展——论沈虹光戏剧创作所受契诃夫的影响

沈虹光喜爱和欣赏契诃夫的戏剧作品,她的戏剧创作深受契诃夫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在创作题材上,着重于小人物的平凡生活并深刻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使日常叙事与心灵开掘相交织,昭示出心理现实主义祈向;在表现方式上,着意于对人生遭际和心灵冲突的喜剧性观照,使悲剧因素与喜剧因素相交融,以激发丰富复杂的审美感受;在艺术追求上,着眼于从平淡生活中发掘潜在的诗意,使诗情与哲理相融合,昭示出诗化现实主义意向。沈虹光剧作中这种内在化开掘、喜剧化观照和诗意化表达,具有较强的心理震撼力和艺术感染力,有效提升了我国当代话剧创作的水平,有力促进了戏剧现实主义的拓展与深化。     

横站的“同路人”——鲁迅与左翼文艺运动的内在关系及其姿态

"同路人"是1920年代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的主要作家群体,这一群体在俄国文学向苏联无产阶级文学转型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过渡作用,列宁、高尔基都是"同路人"的支持者。在中国左翼文艺运动中,鲁迅、瞿秋白将革命的"同路人"作家看作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同盟军和后备军,他们对俄苏革命"同路人"作家和作品的评价与译介对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鲁迅对"同路人"的认同和评价基于其自身的革命历史经验,他不仅肯定"同路人"的文学观点和革命立场,而且自觉地在左翼文艺运动中采取了"同路人"的姿态。瞿秋白结合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的经典理论对"同路人"向革命的"同盟军"的转变作了历史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鲁迅的"同路人"姿态给予了肯定的历史定位。冯雪峰也曾经肯定鲁迅作为革命"同路人"的历史姿态,他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高度引导晚年鲁迅从革命的"同路人"转向革命的"同盟军"。由于苏联1930年前后的政治斗争对"同路人"作家存在偏见和敌视,致使"同路人"创作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转型进程中的作用和意义长期被遮蔽,鲁迅、瞿秋白与苏联"同路人"文学的关系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些鲁迅研究者坚持斯大林时代对"同路人"作家的偏见,不承认"同路人"作家的革命意义和特定历史价值,因此也无法理解鲁迅作为革命"同路人"的历史地位。重新认识鲁迅在左翼文艺运动中的"同路人"姿态,对于理解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起源及其内在矛盾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同时也对梳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源流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论左翼文学创作中的“革命农民”形象——以茅盾的“农村三部曲”为核心

"农村三部曲"是茅盾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的代表作,也是其运用左翼文学的"新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研究和剖析20世纪30年代社会重大问题的成功范例,其中的多多头、老通宝等农民形象的塑造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人物。作为20世纪30年代"革命农民"形象的代表,多多头这一形象所体现的不安于现状的叛逆性和对社会不公的反抗性,成为革命农民进步、觉醒的标志。在"阿Q时代"之后,多多头的"革命意识"和"革命方式"在新的意义上揭示了20世纪30年代农村社会和革命农民的"生活的实质"。茅盾没有拔高多多头们的觉悟水平,也没有赋予他们鲜明的政党思想影响,而是有意无意地将多多头的革命原因做了简约模糊的处理。作者在多多头身上看到了阿Q式的流氓无产者的影子。正因为如此,与那些把农民"浪漫蒂克化"的左翼小说相比较,多多头这一形象更能代表左翼文学中农民革命者的历史原形,"农村三部曲"也显示了其在左翼文学创作中的独特存在价值。     

从“英雄浪漫主义”到“革命现实主义”的潜移——论新时期我国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审美观念的转变

一 毋庸置疑,在长篇小说中塑造革命人物和表现革命历史,它曾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红色文学的传统性、经典性内容.这是因为震撼世界的我国革命既深刻、复杂,又悲壮、英勇,具有属于全人类的崇高献身精神,集中体现一个伟大民族在痛苦的历史蜕变过程中所闪耀的巨大智慧和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品性,使得这场革命本身确实具有史诗般壮丽的审美精神.     

民众戏剧:话剧走向“旧形式”——论30年代“戏剧大众化”的艺术自觉

长期以来,以左翼戏剧为主体的30年代话剧被认为是与民族戏曲尖锐对立的.左翼戏剧曾将“促成旧剧及早崩坏”作为自己的行动纲领.但是,在当时左翼民众戏剧不能走向大众的困境中,在梅兰芳访苏演出赢得世界影响的赞誉声中,左翼戏剧家对戏曲及话剧与戏曲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认真思索.话剧走向“旧形式”,便成为30年代左翼民众戏剧的艺术自觉.     

从书写符号拯救主体——重审“五四”时期的“戏剧文学”

在"五四"时期的"新、旧剧"观念论争中,新剧倡导者对于"戏剧文学"的强调和倚重,是一个从书写符号拯救主体的过程:既是自身从文化场域的边缘向中心移动的实践策略,还是对抗西方的东方主义视觉结构的实践形式.但这种跨文化戏剧实践却悖谬地复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意欲对抗的权力运作逻辑.从这个角度重审"五四"时期的"戏剧文学",可以为我们反思西方文类进化观念的神话,以及既往戏剧史叙事结构的政治.     

“忘记自己是女性”——从谢冰莹、冯铿创作看1930年代左翼女性的从军想象

1930年代女性创作表现女人从军从政等雄强特点的,大多出自左翼女性笔下。她们以"忘记自己是女性"作为突破传统性别局限、参与国民革命战争的心理定位,超越并反抗社会性别对女性的强制性规定,以新国民身份承担与男子同等的社会责任。但这种新身份的获得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再没有比女战士、女革命者更能代表浮出历史地表的女性力量;另一方面,这些介入男性领地的女人以抹杀性别差异为代价,通过对男性气质的刻意模仿,达到"像男人"的目的,这是在对传统性别规定的反叛中以另一种形式失落自己。     

浅论文学翻译中从“缺无”到“再创作”的过程

译者的翻译心理活动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但简而言之,它可表述为这样两个方面,即先理解,后表达.文学翻译有着高度的再创作属性,由于两种语言有着不同的语言符号组合规则及文化涵义,所以语言间的差异和不对等是必然存在的.在一种语言文化中存在的事物,在另外一种语言文化中可能会根本不存在,也就是所谓的语言和文化上的"缺无"(lack).本文认为:1)从微观主体的角度看,译者的"翻译欲"是建立在"渴望"弥补语言文化上的"缺无",而导致了"再创作".这种翻译再创作空间的大小取决于译者的个人整体的知识结构和驾驭语言的能力.2)从宏观主体的角度看,译者的"翻译欲"是由外在的客观环境的不足和主观情感的双重因素造成的.     

“从平常生活中发现诗意——当代散文创作研讨会”举行

2014年1月19日,南湖南省青年社会科学工作委员会、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联合主办的“从平常生活中发现诗意——当代散文创作研讨会”在南湖藏书楼举行。研讨会南省社科联副主席汤建军主持,湖南理工学院校长余三定教授致欢迎词,中共岳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新启做了讲话,湖南省财政厅总会计师刘克邦、省文联副主席兼党组副书记夏义生、岳阳市委宦传部副部长兼岳阳市作协主席彭东明、湖南省省情与对策研究中心主任吴纪宁、副主任工丹宇、岳阳市礼科联主席魏星、湖南省文艺评沦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陈善君、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创作与评论》执行主编王涘海、《创作与评论》编辑部主任欧娟及中南大学、衡阳师范学院、湖南警察学院、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等省内高校代表共计30余人参加了研讨会。     

从“诗性创作”到“媒介化生产”——论新媒体语境下新诗发展的媒介化转型

在新媒体语境下,"文学的媒介化生产"已成为一种新的文学生产方式,但既有研究主要探述小说、影视、戏剧等领域所存在的媒介化生产,而未将诗歌纳入论域。事实上近年来,在新媒体平台的推动与刺激、新媒体运营商与刊物的合谋与策划下,"诗歌的媒介化"亦成为诗歌生产的一种重要方式。处于新媒体平台上的新诗不仅将新媒体作为一种传播媒介,更依托于各种媒介进行诗歌生产,遵循媒介生产秩序下的生产法则和资本运营逻辑,使诗歌生产方式与取向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与转型,从"诗性创作"转向"媒介化生产",从而实现诗歌的媒介化转型。这种媒介化转型不仅影响诗歌发展态势及走向,而且造成诗歌的"诗性"被"媒介性"替代,并由此陷入娱乐化、消费化、符号化泥淖的困境,亟待诗歌界警惕与纠偏。     

从“大众化”到“文艺大众化”——“战争”语境中“文艺大众化”生成的话语逻辑

"文艺大众化"是上世纪30、40年代大众话语的核心部分,其话语言说经历了从"大众化"到"文艺大众化"的嬗变过程,是一场从政治领域到文艺领域的话语实践。实际上,"文艺大众化"是借助文艺的工具达到"政治动员"的目标,也即完成对知识分子改造的"新启蒙"任务。这样一来,"文艺大众化"的生成就遵循着从政治领域到文艺领域,然后再指向政治领域的话语逻辑过程。     

当代文学思潮演进轨迹一种:从“个人”回归“社会主义”——以王安忆的创作转型与陈映真精神乌托邦的感召为考察中心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思潮的演进有一条从张扬个人主义、营构"个人"神话返归社会主义宗旨、建立与底层紧密关联的轨迹,王安忆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探索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而台湾左翼作家陈映真是大陆这一文学思潮走向的重要精神来源与支持者。小说《叔叔的故事》通过"审父"与自审,宣告了西方式个人主义文化在中国的末路。王安忆、韩少功等人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写作塑造自立自强、互助合作的平民新人形象,为心系劳苦大众的现实主义文学发展开辟了新生路。     

从现代经现实到唯美的创作轨迹——浅析白先勇的文学创作心理与艺术追求

白先勇是当代华语文学界不能忽视的重要作家,从坚持十多年的《现代文学》杂志到创作《台北人》《纽约客》《孽子》等文学佳品,其中的现代艺术手法在小说中的运用,特别是对海峡两岸政治离散中的乱离时世的人文关怀,造就了他的早期文学的高峰,而晚年对昆曲艺术的关心,对传统艺术进行的一种唯美意义上的追求,让他再次达到了自身文学艺术的又一个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