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政党法治建设:历史进程、基本经验与时代要求

政党法治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立党、兴党、强党的关键之举和重要法宝。中国共产党政党法治建设的历史发展,主要分为两个阶段: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政党法治建设阶段;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政党法治建设阶段。中国共产党在政党法治建设历史进程中积累了宝贵经验,主要包括:在思想认识上明确政党法治建设的战略地位是前提条件,建立健全一整套科学有效的政党法规制度体系是核心要求,充分发挥广大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是关键环节,真正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作用是根本保障,在全社会范围内努力培育与建设法治文化是重要条件支撑。在全面依法治国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马克思主义"法治型"执政党是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加强政党法治建设的时代要求,也是研究中国共产党政党法治建设历史发展问题得出的基本结论。     

论中国共产党对法治之路的探索

中国共产党探索法治之路经历了建设新民主主义法制、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法治三个历史阶段。从整体上看,中国共产党法治建设成绩巨大,特点鲜明。站在新起点上,中国共产党须继续破除政治体制、法制建设以及文化与社会建设等方面存在的障碍,不断把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推进到新水平和新阶段。     

对当前中国法治建设应认清的几个问题的思考

党的十八大报告勾勒了十年后小康社会的新愿景，其中“法治”是重要蓝图之一。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加快法治建设的步伐就成为现实所需。对处于特殊历史时期的中国而言，要进一步推进法治建设的进程，就有必要先理清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当前中国法治建设的理论前提、物质基础、价值取向以及运作机制。毫无疑问，理清以上四个方面的问题不仅是进一步推进当代中国法治建设进程的必要前提，同时对于进一步加快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步伐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法治思想探析

抗日战争时期,是邓小平法治思想起源的一个重要时期。研究邓小平法治思想须从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的法治思想研究开始。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法治思想,主要包括用法治精神解释"党的领导"与"以党治国"的区别;依法进行经济管理和建设,把发展生产作为经济建设的重心,以打击敌人的经济封锁思想;用法律手段保护各阶层人士权益思想;加强司法建设,实行宽大与镇压相结合思想。这些法治思想是邓小平首次甚至是我党历史上首次提出的,奠定了在邓小平理论上的重要地位,值得人们深入研究和探析。     

中国社会主义法治民主实践的历史考量

自1949年建国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开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民主。由于政治环境的不断变化，中国社会主义法治民主实践经历了初创期、曲折期、恢复期、全面建设期四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其独特的特征，同时也是一定历史和政治背景下的必然产物。文章对中国社会主义法治民主实践的这四个阶段进行了分析，总结了每个阶段的重要历史事件以及产生的影响，为中国社会主义法治民主的完善对策提供研究的出发点。     

从社会管制、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法治建设的变迁

针对"法是怎么适应社会需求、解决现实问题"的历史命题,以1978年以来的"第三次法律革命"为时代背景,对中国现代法治建设的变迁历程予以回顾,按照理想类型的方法可归纳出"社会管制""社会管理""社会治理"这三种国家治理模式。"拨乱反正"阶段的法治建设属于"社会管制"模式,强调法治的价值启蒙,以"压制型法"为手段、追求政治领域的稳定;"促进经济发展"阶段的法治建设属于"社会管理"模式,强调法治的制度设计,以"自治型法"为手段、追求经济领域的发展;"构建和谐社会"阶段的法治建设属于"社会治理"模式,强调法治的实践关切、以"回应型法"为手段,追求社会领域的共建。中国经历35年的现代法治建设取得了重大的历史成就,但仍没有完全实现现代法治建设所追求的"法治秩序","社会治理"成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理念。     

当代中国的法律意识变迁（专题讨论）：从社会管制、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法治建设的变迁

针对＂法是怎么适应社会需求、解决现实问题＂的历史命题,以1978年以来的＂第三次法律革命＂为时代背景,对中国现代法治建设的变迁历程予以回顾,按照理想类型的方法可归纳出＂社会管制＂＂社会管理＂＂社会治理＂这三种国家治理模式。＂拨乱反正＂阶段的法治建设属于＂社会管制＂模式,强调法治的价值启蒙,以＂压制型法＂为手段、追求政治领域的稳定;＂促进经济发展＂阶段的法治建设属于＂社会管理＂模式,强调法治的制度设计,以＂自治型法＂为手段、追求经济领域的发展;＂构建和谐社会＂阶段的法治建设属于＂社会治理＂模式,强调法治的实践关切、以＂回应型法＂为手段,追求社会领域的共建。中国经历35年的现代法治建设取得了重大的历史成就,但仍没有完全实现现代法治建设所追求的＂法治秩序＂,＂社会治理＂成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理念。     

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提出建设法治中国的宏伟目标,并就法治建设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标志着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迈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从"法制"到"法治"的升华,集中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的重大转折。法治中国建设首要而基础的任务就是保证宪法全面有效实施,而只有让法治成为全民信仰才能引领法治中国建设新征程,只有领导干部带头守法用法才能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     

西方公民参与法律的历史及其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公民参与法律是推动西方法治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力量.对西方公民参与法律的历史进行疏理和阐释,论述公民的法律参与活动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及其对法治观念、秩序形成与发展的推动作用.在此基础上阐明公民参与法律的活动对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作用以及如何实现公民的法律参与.     

当代大学生法治观的现状分析及其教育对策

新的历史时期,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肩负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重任。他们法治观念的强弱,直接影响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建设进程。培养大学生的法制观念,科学引导其成长成才,是摆在高等教育面前的一项重要而紧迫任务。因此,通过对当代大学生法治观的现状分析,提出加强大学生法治观教育的对策,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法治观念就显得尤为重要。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法治实践的探索发展和重要启示

从国家治理上看,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就是党领导人民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而开展法治实践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领导人民开展法治实践可以分为五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的法制实践;新中国成立后依法治国的初步展开与挫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重新强调法制并实现了从法制到法治的发展;党的十五大后从法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依法治国的提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形成,党对法治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法治中国建设全面展开.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法治实践的历史,可以得出四方面重要启示:走法治道路是党的性质、宗旨和执政理念所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是党领导人民走法治道路的必然选择,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特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制度载体.这四方面是一个互相联系、逐层递进的关系,是以党的性质、宗旨为主体要素,以人民当家作主为核心理念,结合中国国情特点而形成的有机整体,是我们必须一体贯彻、坚定不移、始终坚持的.     

法治与德治思想融合发展的历史溯源及启示

中国的法治思想和德治思想最早均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二者相争、相抗又相互融合于每一历史阶段的治国方略中.在西方,法治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道德因素,以达法律道德、正义平衡.通过对中西方古代政治思想的简要比较,法治与德治在逻辑上的互补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在认识论的层面,对理解我国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方略有着重要的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来思想道德建设的历史评析--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路径的有效借鉴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思想道德建设的历史大致经历了共产主义思想政治道德阶段、“文革”中政治原则替代道德规范阶段、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创建阶段、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阶段、从公民道德建设到核心价值体观建设阶段等五个阶段。反思这五个阶段我国思想道德建设存在的误区,新时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积极发挥新媒体的作用,增强公民在价值观建设中的主体性;通过深入改革,加强法治和制度建设,合理调节利益关系。     

"三治融合"视野下法治乡村建设的实践机理与理想图景——基于湖北宜都试点的讨论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跨入新时代,中国法治建设也进入新的历史阶段.2018年,经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和《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的颁行,"法治乡村"在政法话语体系中正式得以确立.湖北宜都试点表明,当下的法治乡村趋近于一种"治理型法治";法治乡村建设的基层创新机制...     

法治中国建设的核心基础与行动指引

法治中国是对中国转型时期诸多现实问题的法治回应和理性分析。它不仅从理论上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内容构成,更为法治的中国道路探索提供了前进方向。党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引领地位决定了党内法治建设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党内法治是法治中国建设的核心基础与行动指引。新时期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必须立足于党内法治建设的持续推进,不断完善党内法治体系建设,充分发挥政党法治、社会法治与国家法治建设对党内法治建设的促进作用,最终实现党内法治建设与社会法治、国家法治建设的协同发展。     

论江泽民对邓小平宪政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宪政的基本要素为民主、法治和人权,社会主义宪政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核心内容。邓小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实践中,逐步提出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宪政理论。在新的历史时期,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大针方略以及“政治文明”的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目标,从而在宪政理念与原则、民主政治建设、国家制度与国家统一诸方面,全面继承、创新和发展了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宪政思想。因此,研究江泽民对邓小平宪政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有助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建设和小康社会全面建设奋斗目标的实现。     

法治天津建设中公民法治观念的培养

本文结合建设法治天津的历史任务,提出了天津公民法治观念培养问题。在结合天津实际,分析法治天津公民法治观念的历史基础、社会基础和心理基础的基础上,提出公民法治观念的内容和培育路径。     

中国特色现代少年司法体系建构与儿童家庭社会工作者专业使命

2014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民政部联合发布《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标志中国法治国家建设与社会福利法治、儿童福利法治化建设进入崭新历史阶段,标志中国特色现代少年司法体系建设元年和现代少年司法体系建设时代来临,标志中国特色现代少年司法体系框架与总体性现代儿童福利体系框架基本形成,标志困境儿童尤其是困境家庭儿童福利与司法保护服务成为国家儿童福利工作战略重点,具有划时代和里程碑式历史意义、现实意义、理论意义、政     

论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过程中的中国共产党法治观

中国共产党法治观,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在不断探索建设社会主义法治过程中所形成和发展的法治基本观念,是对为何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法治的认知确立和价值判断。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法治建设的价值坐标和价值指引。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领导进行法治建设,是中国共产党法治观形成的重要思维方法。中国共产党坚持围绕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本质要求,发展着中国共产党法治观。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围绕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本质要求,是互相促进、相辅相成、有机统一的整体,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不断实现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和路径。推进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法治奋斗历史经验和法治实践规律的有机结合。中国共产党法治观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法治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结合和彰显。     

石牌制与瑶族地区的法治建设

本文全面系统地描述了广西省大瑶山瑶族地区石牌制的基本含义及其发展演变历程,分析了石牌制在大瑶山特殊历史时期的法治和社会功能,在此基础上,针对瑶族地区客观的社会现实,立足于依法治国的社会大背景,从民间法和国家法两个角度,探寻瑶族地区法治建设的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