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性事件报道的多维视角——汶川大地震中电视媒体传播的比较研究

灾难性事件中,不同层级的电视媒体由于其特征和优势差异,所表现出的传播视角也有区隔.四川汶川地震中,中央电视台、四川电视台和成都电视台以不同的视角聚焦此次灾难性事件,在中国电视发展使史上作了很多开创性举措.     

析灾难事件中电视的传播力——以中央电视台汶川地震报道为例

信息传播是大众传播的基本功能，是其他一切功能的基础。充分发挥信息传播的基本功能能够产生强大的传播力，使大众传媒在突发性灾难事件中成为一支强有力的救援力量。本文以中央电视台汶川地震直播报道为例，将人们熟知的信息传播的基本信条对象化，具体分析了电视灾难报道的成功经验，即及时准确的信息响应、全面客观的传播立场、全局视野中的立体报道模式以及导向明确的注意力管理，以期为今后的灾难报道提供借鉴。     

论突发灾难性事件中宏观信息与微观信息的配套报道

在资讯日益发达的今天 ,威胁民众生命的突发灾难性事件一旦发生极易导致谣言产生和社会的紊乱。因此 ,大众媒体应按照新闻自身的传播规律 ,将宏观信息与微观信息合理配套传播 ,才有利于提高报道的质量 ,降低突发灾难性事件报道的负面效果 ,才有利于控制谣言 ,安定民心 ,稳定社会     

网络商业谣言的成因探析——以湖南隆回金银花事件为例

从湖南隆回金银花事件可以看出网络商业谣言的传播实质上是一个复杂的社会信息传播过程。这一过程包括若干不可或缺的要素,而要素间的制约/影响关系又是与特定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联系在一起的。网络商业谣言从生成到传播扩散至一定规模,与社会环境、媒介环境、受众基础有着很大的关系。市场竞争激烈而商业道德缺失的社会环境是网络商业谣言产生的温床。金银花产品自身的鉴定问题增加了事件的模糊性,导致自身易发谣言。受众恐惧心理和科学常识缺乏等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谣言的传播。而媒介既是网络商业谣言的传播渠道,也是治理网络商业谣言的有力工具。     

微博事件传播的媒介生态学解读

微博事件具有高度公众性、议题性和影响力,深层次触及受众情感和切身利益.本文以媒介生态学为研究视角,从微博事件传播的媒介生态因子和传播模式两个角度来解读和研究微博事件的叙事文本、受众生态、环境生态及传播模式,对其发生发展规律及传播模式作系统性的考察,为我们正确把握微博事件传播的特点,引导微博发挥社会正能量提供一个新的参考视角.     

地方普通高校事件传播影响力评估与提升——以H大学为例

传播影响力正成为评估地方普通高校的一项重要指标.本文以H大学三年36件热点事件为例,对不同群体进行问卷调查,分析他们对事件的记忆与影响评价,进而对学校的事件传播影响力进行评估与反思.调查表明,事件传播意图与实际传播效果有一定差异；网络成为受者了解学校的主渠道；口碑传播获取信息成为新热点等.在此基础上,笔者对地方高校事件传播影响力的提升提出选择性传播等五点建议.     

一个事件,两种声音:宁波PX事件的中英媒介网络报道研究——以人民网和BBC中文网为例

近年来,我国社会发展进入"环境敏感期",环境群体性事件高发引起了国内外诸多媒体的关注报道。针对2012年10月22日爆发的宁波PX事件,本文采用内容分析和文本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人民网和英国BBC中文网两家媒体的相关新闻报道进行比较研究。研究发现,人民网和BBC中文网在宁波PX事件的不同阶段其报道数量、报道议题的设置、消息来源的选择、事件归因的报道等方面存在着诸多差异性。在此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中英网络媒体的报道分析,对宁波PX事件的原因进行反思并提出建设性意见。     

灾难报道中的政治传播及提升路径——以“马航事件”报道为例

作为灾难报道的马航失联报道，因现场缺席、多元报道形态、综合性等特征，成为中国政治传播的绝佳案例。本文以“马航事件”为例，分析了政治传播的国内外经验，提出其提升的四个基点：人本主义、有效性原则、新闻机制改革和政治修辞。     

重大突发事件的谣言控制——以汶川"5.12"大地震为例

科学地分析与控制谣言,以最大可能地避免谣言带来的社会危害,对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意义.从多次重大突发事件之后谣言传播现象来看,谣言的产生对社会稳定与人民生活都形成了较大危害,因此只有重视谣言,破除谣言,才能有益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在谣言传播已具备国际化、高科技化色彩的情况下,我们唯有以前瞻性眼光、灵活性策略,把握时机,建立机制,才能在重大突发事件的谣言控制中立于不败之地!     

谣言传播与社会心理——义和团运动时期谣言传播的心理学解读

从传播心理学的角度解读义和团时期谣言产生和持续的原因，揭示了谣言背后深刻的社会心理根源，指出当局者应深入到社会心理和公共舆论中去，合理利用谣言来窥探民情，从而破除谣言。     

谣言传播与社会心理——义和团运动时期谣言传播的心理学解读

从传播心理学的角度解读义和团时期谣言产生和持续的原因,揭示了谣言背后深刻的社会心理根源,指出当局者应深入到社会心理和公共舆论中去,合理利用谣言来窥探民情,从而破除谣言.     

新闻专业主义与网络传播——以“三鹿事件”为例

本文以“三鹿事件”为例,论述了网络传播时代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对传媒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认为被扭曲了的公关传播活动与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缺乏紧密相关。“三鹿事件”是传媒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它无论对媒体还是对其它组织都是一个重要契机。在互联网传播时代,必须真正树立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和公共关系理念．否则就可能给自身带来致命的危险。“三鹿事件”反过来也说明,那些被扭曲了的传播思想仍然会顽强地作用于互联网,并试图借互联网的特性去扭曲信息环境。     

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微博传播问题

当今中国进入了不确定性增加、突发公共事件频发的高风险社会。风险社会改变了传播的理念和定位,对传播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风险社会促进了传播主体与内容的多元化,加剧了传播的复杂性和不可控性。微博传播的兴盛与突发公共事件的增长形成了叠加效应,从而也使微博传播成为突发公共事件治理必须正视的现实问题。微博为突发公共事件注入新鲜元素的同时,也为突发公共事件的治理提供了新工具和新场域。至于政府、传统媒体和公众的三重博弈关系,也因微博的深度介入而被注入了新内容。要有效地治理突发公共事件,必须在这三重关系博弈的实践中充分考虑微博带来的新变化,努力把握微博带来的新契机,化被动为主动,以微博治微博。     

老人和孩子：灾难性事件的一个新闻图片框架分析——以《人民日报》报道日本3.11大地震为例

老人和孩子已经成了灾难性事件的一个常用框架,《人民日报》一周内对日本311地震的报道,运用框架理论,具体分析新闻图像的框架效果,使得该结论能够应用到更广泛的大众传播中,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     

网络谣言型涉众事件：传播机理、罪罚及调整

在网络公共秩序现实化治理的新常态下,网络谣言型涉众事件的弊端愈加凸显于公众视野。首先应当明确网络谣言不同于虚假信息,公共秩序不同于社会秩序,涉众性事件不同于群体性事件。从传播行为和刑法立法的精细化角度分析,目前传播学界、刑法理论学界及其立法学界常常将两者予以混淆,导致归责层面存在着网络谣言认定范围的过窄、保护法益类型化的扩大、罪名适用的交叉模糊、主观罪过的同一框定等困境。为此,有必要在传播行为的多维度解读下,革新网络谣言型涉众事件的刑法评价模式。     

地方濒危戏剧国际传播中的翻译动机刍议——以推剧为例

地方濒危戏剧属于弱势文化,在国内发展中受到主流剧种的挤压,生存条件不容乐观。弱势文化可以通过国际传播扩大影响,再由外而内逆序发展赶超强势文化。翻译可以成为弱势文化复兴的重要渠道。地方戏剧可以通过国际传播重新获得国内受众的关注和振兴发展的动力。由于面临“作者已死”“读者已死”的尴尬局面,地方濒危戏剧的对外传播需要多方紧密合作、共同努力。在此过程中,翻译传播活动的参与主体作出的种种努力都可以通过翻译动机来分析和评价。文章以淮河流域濒危戏剧——推剧为例,通过分析翻译动机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上的种种表现,旨在探讨地方濒危戏剧在国际翻译传播中的可行策略和方案,以期能够有效提高传播效率,提升传播效果,推动地方濒危剧种的复兴发展。     

新媒体环境下突发公共事件的正向科学传播

新媒体环境中突发公共事件频繁发生,一方面对科学传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又突出了其中蕴含着科学传播契机。新媒体环境中,科学传播以科学普及为主的传统的静态、线性常规途径已经不适于形势发展,而以突发公共事件为载体的科学传播形成了独特的"景观"。文章结合新媒体环境,从技术条件、事件载体、阐释机遇和公众需求等方面探讨了突发公共事件作为科学传播载体的现实可能性,"危"中求"机",提出与消极应对相反的思路,倡导突发公共事件中的正向科学传播,为新的科学传播路径做出探索。     

突发性环境污染事件中的企业环境信息公开问题研究——以紫金矿业水污染事件为例

应对突发性环境污染事件,肇事企业及时、真实的公开环境信息是至关重要的一环。以紫金矿业水污染事件为例,在该事件发生后环境信息公开存在不及时、不真实等问题,说明我国企业环境信息公开法律制度不健全,我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我国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制度,使之适应民众和社会的需要:一是在立法方面,要细化法律规则、增强其可操作性和有效性;二是在执法方面,要提高执法主体的行政执法能力;三是在司法方面要建立专门针对突发性环境污染事件的便捷诉讼通道。     

不同知识传播渠道对女性农民影响的调查分析——以女性农民接受农业科技知识为例

农业的女性化导致女性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提高女性农民的知识技术水平成为农业生产迫切要解决的问题。研究发现,组织渠道、大众媒介渠道、人际渠道对女性农民接受农业科技知识有不同的影响,女性农民更偏重于人际渠道和村庄内部渠道获得科技知识,因此推动女性农民提高科技素质,必须选择更有利于女性农民接受的传播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