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Study and Discussion of Social Strata in Chinese Cities Today—Taking Shanghai as an Example

本文在比较马克思和韦伯关于社会分层理论的基础上,运用多层分析的方法对上海的社会阶层进行了实证研究。本研究的中心概念是“职业地位”,它包括权力、财富和声望。作者指出,上海的主要社会阶层按职业由高到低排列为:党政机关企事业(包括私营企业主)负责人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职员阶层、商业工作者和服务性工作人员阶层、工人、农民。这些阶层在社会交往、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他们之间的社会流动主要是结构性流动。社会资源配置机制首先是通过权力,其次是资本和劳动。最后,作者对中国的中间阶级和市民社会做了探讨。     

名词解释

中间阶层在两个主要的阶级之间,在对抗性社会的两极之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居中间地位的阶级和社会集团。马克思指出:是“介于工人为一方和资本家、土地所有者为另一方之间的中间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26卷第2册,第653页)。中间阶层在经济、社会、政治和思想诸方面都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这是处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     

Strata Consciousness in Transformation-era Urban China

本文以1996年对武汉市754户居民的抽样调查资料为主要依据,对转型期中国大陆城市居民的阶层意识做了描述和初步的分析。研究表明,绝大多数的武汉居民具有明确的阶层认知;在一般公众的观念中,社会阶层不但是一个经济地位高低的概念,同时也是一个权势大小的概念;职业并非阶层划分的核心指标;中国城市社会既非注重门第的等级社会,也非马克思“阶级”概念意义上的阶级社会;在经济地位上,人们倾向于认同下层;在声望地位上,人们倾向于认同中上层,有向上“攀附”的倾向;而在权力地位上,人们倾向于认同下层,具有明显的相对剥夺感。此三个维度之间,具有较高的关联性;而三者对综合阶层地位认同的贡献以经济地位认同最大。     

Twenty Years of Research on Stratified Social Structure in Contemporary China

本文对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20年间中国的社会阶级阶层研究进行了总结和概括。1978年以后,中国社会结构逐步引入市场经济成分,从而改变了由权力占有及“再分配”为基本特征的社会资源的配置关系,出现了原体制外的“自由流动资源”与“自由流动空间”。有学者认为当前的社会资源配置关系主要有三种,即权力授予关系,市场交换关系,社会关系网络。对现阶段社会分层结构中的几个主要社会群体现有的地位状态,研究者虽各有评说,但却形成了如下三点共识:一是这些群体都存在地位不一致现象,其中的任何一个群体的地位利益均不能被充分满足。二是改革前的城乡二元等级界限开始模糊,阶层分化不再局限于城镇等级的内部。三是各阶层之间的经济收入差距拉大。     

中国城市社会阶层冲突意识研究(英文)

本文将客观阶级和认同阶级都视为行动阶级生成的动力学变量,改进了单纯以“结构”论述阶级变化的研究。作者利用数据分析了中国当前省会城市的阶级阶层冲突意识并发现:(1)那些收入并不低但却在参照群体中将自己认同在最下层的人们,更易于生发不满:(2)那些真正位于社会底层的人们,具有生发物质性冲突的可能,但这种冲突并不直接指向社会的合法性和合理性;(3)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本文认为中间阶层作为社会的“稳定器”是有条件的:因为所有在制度变革中滑落了地位的成员,都易于怀疑社会的合法性和合理性:(4)客观阶级并不必然形成阶级意识,因此也形成不了大规模的阶级对抗——但发展中出现的冲突则需要时刻注意;(5)认同阶级对行动阶级的形成具有很强的解释力——除“结构”外,价值和心理因素在阶级生发中,起着重要的决定作用;(6)收入分配和财产占有方式的不公正是当前社会稳定的最大威胁。由此而提出的政策建议是,一方面密切关注社会下层物质利益的正当获取,别一方面也要整合社会价值观,改革不合理的制度规范,约束强势阶级的越轨行为,在制度上构建与科学发展观相一致的、和谐的阶级阶层关系。     

民国时期上海知识群体的职业分层(1927—1937)

本文从职业类型、教育背景、职业流动、职业收入、职业声望等几个层面考察1927至1937年间上海知识群体的职业分层。这一时期的上海知识群体主要由作家与自由撰稿人、新闻与出版业从业者、大学教师三种职业群体构成。家庭出身与教育经历对形塑知识群体的阶层习性具有重要影响。上海城市社会结构的开放性与稳定性使得知识群体内部有大量的职业交叉和社会流动,但同一阶层内的横向流动居多,不同阶层之间的纵向流动较少。尽管知识群体的职业收入在同时期上海城市居民收入中位居中等水平,但群体内部具有明显的差异与分化。民国时期上海知识群体在职业类型、教育背景、社会流动等方面开始具有阶层的雏形,但群体内部在职业收入与消费行为等方面的差异使得群体成员不具有作为一个阶层整体的职业威望与社会身份,无法就阶层认同感达成共识。     

论社会资源与当代都市职业阶层

本文强调以社会资源的占有作为当代城市阶层划分的依据，并提出社会资源的占有形式和内容会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社会成员对社会资源的占有以自己从事的职业来体现，都市管理阶层、知识阶级、业主阶层、劳工阶层在占有社会资源方面各有特点，从而形成各自的社会地位和阶层主体意识。文章最后还扼要分析了当前都市阶层之间和阶层内部的主要利益冲突，并提出各个阶层之间整合的必要。     

商品经济与农村婚姻流动

一婚姻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流动方式。通过结婚,一个人可以从一个群体进入另一个群体,从一个地区迁入另一个地区,从而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文化生活环境。由婚姻导致的社会流动可以分为垂直流动(或称上下流动)与水平流动(或称横向流动)两种基本类型。一个人通过婚姻从较低的社会阶层进入较高的社会阶层,是一种向上的流动,反之则是向下的流动。水平流动是在社会地位不发生上下变动的情况下,通过结婚,一方由一个家庭进入另一个家庭,由一个地区迁入另一个地区,其生活的群体和居住的空间位置发生了变化。许多研究婚姻社会流动的学者指出,由婚姻导致的社会流动,无论是垂直流动,还是水平流动,都     

古代日本身份等级的产生

一、身份等级与阶级在分析日本早期社会的社会结构时 ,等级和等级制的研究是一个重要的视角。日本学界将社会结构中的等级制称为“身分制” (中文译作身份制 )。在日本 ,社会等级是由一群具有同样身份的人构成的 ,因此 ,身份即是等级 ,或者称之为身份等级。所谓身份等级 ,主要是指人们在一个社会中的法律地位、政治地位、社会地位上的权利等差。阶级与身份等级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前者属于经济的范畴 ,后者属于社会的、政治的范畴。具体说 ,在阶级社会中 ,身份等级是指每个阶级的特殊的法律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 ,身份等级和阶级的本质都…     

社会利益群体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观的发展

本文认为,关于阶级、阶层、集团的研究,实质是对社会利益群体的研究。文章从经济地位、政治地位、职业地位、知识地位、社会保障和子女发展机会等六个方面,分析了我国现阶段存在的20个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并从理论上探讨了社会利益群体形成的原因,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内容和形式,对社会发展的功能机制,它们的运动规律及其协调途径等问题。作者指出,改革的实践,给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观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面对实际,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是理论工作者的重要任务。     

评“杰出人物论”

“杰出人物论力或“杰出人物流动论”是自由派理论家们设想出来的,他们以此来说明资本主义社会中没有终身的或世袭的名副其实的阶级,而只有人们可以随意出入的等第。他们认为,阶级适合于农业社会的静止性,反映了一种稳定的或近乎稳定的经济状态。在基于竞争、竞赛、创新、变革的工业社会中,阶级则被一种极大的流动性取而代之。勤奋、聪明、灵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变动和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

已解放各国在社会结构上发生变动的最重要方面有:独立居民在行业和职业组成上的变化,雇佣劳动的增长,新的阶级和阶层的形成,旧的阶级和阶层的转化,以及城市化等。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由它引起的生产关系中的变化,是发展中社会、也是任何一种社会改革的基础。在已解放的各国,正是这些过程的特点使那里正在形成中的社会结构独具一格。新兴国家总的发展方向的形成,是一系列内外因素的辩证相互作用的结果。外部因     

地位象征和相对剥夺:主观分层的二律背反

从社会分层的角度看,社会是由一系列排列为等级阶梯的阶层组成的。权力、收入、声望等理想事物在各阶层内部分配的趋同性和在各阶层之间分配的差异性,使得不同的阶层互相区别开来。不同的人由于对各种理想事物占有的不平等,被划归到不同的阶层中去。所以,人无疑是社会分层的客体。不但如此,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对社会都有着一种“分层”的认识,即关于自己和他人社会地位的“高、低、贵、贱”的看法。所以,人也是社会分层的主体。人们在意识中对社会作出的阶层划分,与现实社会中客观存在的阶层划分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前者不可能是对后者的一种“照像式”的机械     

阶级划分与阶层划分是马克思主义的起点——兼论西方中间阶层的概念与特征

中间阶层的崛起,是当代西方社会结构理论的重要课题。文章以马列主义为理论依据,剖析了西方学者的种种观点,阐明了中间阶层的概念和特征。文章指出:对此研究不能回避阶级划分与阶层划分的相互关系。阶层划分是在阶级划分的前提下,从另一角度对社会结构进行具体划分。中间阶层由阶级体系内的“中间几个阶梯”构成,其内部结构有同质与异质的区别。中间阶层是个历史概念,它是混合体,有很强的变迁性。     

私营企业主的阶级性析疑

近几年来,理论界普遍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私营经济的重新产生和发展,私营业主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中的一个特殊阶层。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尚需进一步探讨。私营业主并非仅仅是一个特殊的阶层,而应当是一个特殊的阶级。私营业主究竟是一个阶层,还是一个阶级?要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首先分析一下阶层和阶级的一般含义。所谓阶层,通常是指同一个阶级内部因经济地位的差别而划分为不同的层次,其中的每一个层次就是该阶级中的一个阶层。例如,资产阶级区分为大、中、小资产阶级三个阶层;工人阶级有产业工人与知识分子阶层之分,等等。在这里,阶层总是某个阶级中的阶层,阶层离不开阶     

高等教育与职业:价值何在?

过去2 0年英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之所以那么大,以及英国政府之所以决心要让全国1 8～30岁的人中有一半上大学,是因为存在这样一种信念:更多的高等教育将为英国造就更多的精英人才,并且改善阶级结构。我们生活在“知识经济”中的说法又强化了这一信念。但最近的一项研究却对此表示怀疑。根据对2 0世纪70～90年代人们受教育程度与其职业的关系的研究,发现教育现在对社会流动的影响比较小,而过去这种影响通常是比较大的。为什么教育对社会流动的影响在变小呢?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三位研究者即将发表的一篇论文“教育、雇主与阶级流动”指出,…     

香港市民阶层流动意识探析:结构与认同下难圆的“香港梦”

1960年代香港经济的腾飞给香港市民带来了乐观的阶层流动意识,“香港梦”成了描述香港社会阶层结构相对开放的一个大众话语。但1980年代中期以来,阶层结构进入一个稳定的时期,客观的远距离阶层流动消失,这种乐观感也随之消失,1990年代的金融风暴和住房泡沫的破灭,使香港进入了一个“中下流”社会。本文基于阶层化的理论,以经验数据为准,发现中下层的市民客观阶层与主观阶层定位都处于低下地位,而拥有比较悲观的向上流动意识,这反过来又制约他们向上流动,“香港梦”失去了现实的社会基础。     

改革开放30年北京阶级阶层结构的变迁

本文沿时间脉络描述了改革开放30年来北京市阶级阶层结构的变迁轨迹。在此基础上,指出北京市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已经在向后工业化方向发展;市场经济的发育与职业结构的升级是阶级阶层结构变迁的主导力量。     

多代流动效应：来自中国的证据

多代流动是社会流动中的重要议题。本文利用中国劳动力调查2012年数据,检验了不同世代社会流动的多代效应模式。研究发现,1980年以前出生的世代累积性的优势或劣势主要表现在两代之间,多代的效应并不明显;但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累积性不平等的效应从两代之间扩展到三代之间,即在控制了父代的阶层地位后,祖代-孙代的影响效应仍显著存在,祖代职业阶层越高,孙代进入高职业阶层的可能性越大。此外,研究发现教育是个体实现向上流动的重要变量,但教育获得本身受家庭背景的影响。文章从实证和理论两方面的论述有助于加深对中国社会流动与代际不平等的理解。     

中国公众的收入公平感:一种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的解释

借助“嵌入性”和“合法性”概念,本文将关于社会公平感形成的基本共识理论与自我评价理论整合起来,提出了一种关于分配公平感的新制度主义社会学解释。本文认为,社会成员对自己所获得的社会资源是否公平的感受取决于社会成员的自我认知与社会共识之间达成一致的程度。当自我感知的地位低于社会评价的地位时,个体倾向于认为自己所得到的社会资源是不公平的;相反,当自我感知的地位与社会评价地位一致或更高时,个体则更有可能认为自己所得到的社会资源是公平的。基于上述命题,本文进一步提出研究假设,相对于主观阶层地位达到或高于其职业声望者,主观阶层地位低于其职业声望的人更倾向于认为自己的收入是不公平的。对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数据的分析结果较有力地支持了这一研究假设;研究结果表明,本文所提出的理论命题比基于理性选择的自利理论更好地解释了为什么社会成员,尤其是社会经济地位较低者,依然会认为自己的收入是公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