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爱国思想略论——兼和《“屈原——爱国诗人”之我见》的作者商榷

《“屈原——爱国诗人”之我见》一文,载湖南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八三年第四期,(以下简称《我见》)。我拜读之后,认为作者所列六点理由,都是“大胆设想,小心求证”,从主观愿望出发,脱离了中国历史发展的特定时代。一言以蔽之:就是说屈原不是爱国诗人罢了。其说不足取。持这种观点来否定屈原的,历来不乏其人,例如扬雄就认为屈原“遇不遇命也,何必自沉身哉”;班固就讽刺屈原“露才扬已”;颜之     

《红楼梦》“续书”新论——兼与冯其庸先生商榷

<正> 一、问题的提出关于《红楼梦》后四十回续书的这场笔墨官司,据说是由胡适开头的,六十多年来一直在红学界聚讼不休.近年来,不少红学家认定后四十回并非高鹗所续,乃是无名氏的续作;也有红学家认为就是曹雪芹的原著,胡适早年提出的曹雪芹作前八十回,高鹗续后四十回的论断缺乏科学根据;有的人还认为后四十回中包含有曹雪芹的某些手笔等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新近据新华社上海1987年9月18日电文称:复旦大学统计学系副教授李贤平采用计算机科学中的模式识别法和统计学中的探索性数据分析法,并结合过去红学家发掘的资料对《红楼梦》进行研究,认为它的前八十回是曹雪芹据《石头记》增删而成(前此另有人作《石头记》,成书于1732年前后,约三十万字),其中插入他早年著的《全瓶梅》式小说《风月宝     

也谈“学术”与“平庸”——与《三论》作者商榷

《学术界》2012年第1期“学术批评”栏目刊登了李涛博士、邬志辉教授的文章《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风规范议题三论——问学于李醒民教授》.虽然文中诸多钩章棘句增加了阅读理解的难度,但是耐下心来阅读几遍之后还是能够领会作者要传达的主旨.作者提出与李醒民教授截然相反的命题:“学术不可断然拒绝平庸”,“学界务须‘无中心’和‘祛导向’”.我以为,作者并没有理解李醒民教授倡言的“学术断然拒绝平庸”、“学界要以学术为中心和导向”的深意.为了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思想混乱,本文拟就这两个话题以及相关问题做进一步的讨论,期望澄清思想,正本清源,与两位作者以及广大读者在思想的砥砺中加深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科学社会主义”概念与社会主义本质论的视角——兼与何伟教授商榷

＂科学社会主义＂之＂科学性＂是相对于空想社会主义之＂空想＂而言的,是研究无产阶级运动条件的理论。建立在具体现实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与理论上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不同的。邓小平基于科学社会主义内涵和现实基础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本质论从生产力联系生产关系视角论述了社会主义存在的内在理据,发展了经典作家从生产关系联系生产力视角阐释的社会主义基本特征,从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     

“败北”释义探源——兼与新版《辞源》编者商榷

“败北”何以可作“败逃”解? 新版《辞源》“北”字第一义项注曰:“败,败逃。《左传·桓九年》:‘以战而北’《荀子议兵》:‘遇敌处战则必北。’《注》:‘北者,乖背之名,故以败走为北也。’”这里显然是把“败北”之“北”当作“背”的通假字了。准此,“败北”就应该如“败背”;但事实并非如此。既然“败北”之“北”不能照“背”读音,自然也就不宜作“背”释义了。     

实践概念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位一体”体系

建立唯物主义哲学,有两种途径:一是将精神与物质关系主要理解为本体与属性的关系,二是将其理解为实践关系。前者只能得到自然唯物主义,而后者则必然地得到彻底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以实践概念作为内部地颠倒黑格尔哲学的突破口,由此,必然把整个世界历史理解为“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必然内在地导致物质本体论、认识—改造论与历史观的“三位一体”的哲学体系。人的批判性与建设性实践活动和人在实践中的发展,是贯通整个体系的主线。由此而导致一系列极其深刻、丰富而“管用”的理论结果,构成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     

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看移情作用——兼与马采同志商榷

审美活动中的移情作用是近百年来西方美学家们主要的研究课题之一,由朱光潜同志首先介绍过来的西方近代的“移情说”在我国也有很大影响。但遗憾的是,建国三十多年来,美学界关于移情作用的专篇著作却并不多见。最近,马采同志发表了《从移情说观点看审美评价的意义》的长篇美学论文,对移情作用和美的本质等一系列美学上的重大问题进行了论述,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但文     

“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概念的规定及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兼与张一兵同志商榷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作出新的界定,这是国内学界目前较为流行的一种观点。但在我看来,这里的关键在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涵作出准确的把握。本文以为,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关于社会历史的唯物主义,而是从人们的历史存在出发来解释世界的唯物主义,它是包括物质本体论、自然观、认识论、历史观在内的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精髓“二分观”（上）——兼与张奎良先生商榷

笔者认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的命题,是从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如何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提出来的,而不是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精髓,不能把这个命题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精髓混淆起来、等同起来。精髓需要“二分”。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精髓是唯物史现,邓小平理论自身的精髓是当代中国化的唯物史现—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学习邓小平理论,把握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重要的是把握大阶平理论自身的精髓,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坚持、运用邓小平理论指导实践,重要的是坚持实事求是。对马克思主义精髓的这种“二分”,是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的需要,是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胜利推向前进的需要。     

“商战”的原意究竟是什么——与《辞海》“商战”条作者商榷

二、三版《辞海》将“商战”诠释为一指商业战争 ,二是“商业竞争的形象性比喻。”本文认为 ,以上诠释从头至尾有误。首先 ,“商战”仅为中国近代史所特有的一个特定范畴 ,原意在其最先的提出者即清末戊戍变法运动的重要思想先驱郑观应那里 ,指的是要在当时充斥中国市场的10类洋货的生产上与资本主义列强一决高下。其次 ,二、三版《辞海》将汪康年虽有“商战”之名但无“商战”之实的短文《商战论》硬塞进“商战”词条 ,将“商战”的提出者与因袭者作了不适当的相提并论 ,会误导读者以为郑观应的“商战”涉及的仅仅只是些流通问题。与“商战”一样 ,马克思愤怒谴责过的“商业战争” ,也是一个有着特定外延、内涵的特定范畴 ,不能简称为“商战”。     

“物质——实践本体论”难以成立——兼与徐崇温同志商榷

在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中,徐崇温同志提出“物质——实践本体论”命题作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概括。他说:“既强调实践,又坚持唯物主义,二者不可或缺,这就是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也就是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存在论、本体论的基本内容”(《光明日报》1988年4月18日)。在《用马克思的思想统一对实践唯物主义的认识》(哲学研究》1989年第12期)中又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物质——实践本体论,也即实践唯物主义的一元论”。在我们看来,这一论断难以成立。     

马克思主义精髓“二分观”（下）——兼与张奎良先生商榷

笔者认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的命题,是从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如何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提出来的,而不是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精髓,不能把这个命题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精髓混淆起来、等同起来。精髓需要“二分”。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精髓是唯物史观,邓小平理论自身的精髓是当代中国化的唯物史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学习邓小平理论,把握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重要的是把握邓小平理论自身的精髓,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坚持、运用邓小平理论指导实践,重要的是坚持实事求是。对马克思主义精髓的这种“二分”,是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的需要,是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胜利推向前进的需要。     

“民族”概念的困境、原因及建议——兼论马克思主义民族概念

民族学界对民族一直存在很多争议,部分学者认为民族并非真实存在,甚至出现了“去民族化”的思潮.民族概念争议的焦点在于“民族”与“族群”概念的对话以及是否用“族群”取代“民族”概念等问题,原因在于中西语境下的民族概念的歧义、不同历史时期的民族特性差异、意识形态的功能作用的重要影响,因此,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把握民族发展的历史趋势,抓住民族发展的基本特点,揭示民族概念的一般内涵,探求民族概念的研究路径来化解其困境.     

《诗品》“晋记室左思”条释读——兼与袁著《中国文学史》商榷

《诗品》“晋记室左思”条中“文”指左思的五言诗;“典”不是今人所谓的典故,而是指一种重在表情达意,适度加以藻饰,既不轻靡也不朴野的语言风格;“怨”突出了左思诗歌的感情特质,是缘事而发的哀怨之情;“精切”应作“情切”,即感情深切之意;“讽喻”指用适度修饰的文辞表达愤世之情。袁著《中国文学史》对这段文字的解释不够准确。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教学目标分析

高等学校设置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目的,是对学生进行思想理论教育,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掌握科学的方法论。要实现这样特定的教学目的,就存在一个如何理解和把握教学体系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教学,必须在实现教学目标的前提下,进行教学体系的调整,以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     

“辩证唯物主义”概念的由来及其与唯物史观的关系——兼与周燎刚同志商榷

“辩证唯物主义”这个概念或术语究竟是怎么来的,是谁首先提出和使用的,其基本含义是什么?这不单纯是一个知识性的问题,它直接关系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和体系、尤其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如何理解的问题。周燎刚同志撰文考察(见《学术月刊》1981年第11期《“辩证唯物主义”一词小考》),无疑是很有益处的。但是,《小考》一文所谈的情况和看法,值得商榷之处不少。我想在此谈谈自己的理解和看法。     

一本有严重片面性的书——评《丑陋的中国人》兼与《编后记》作者商榷

最近几家出版社出版了台湾省作家柏杨先生的杂文集——《丑陋的中国人》.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那一本,还专门为它写了《编后记》,加以评论.该书虽然指出一些中国人的丑陋现象,对我们有些启发,但从全书来看,不仅作者指出的“丑陋”内容,而且其谈及革除“丑陋”的方法,都有严重的片面性,它不是激励人们兴利除弊,奋发向上,而是损害了中国人的自尊心,会使一些不谙时势的年青人丧失自信心.而《编后记》却说柏杨先生继承和发扬了鲁迅先生的思想,它必将在我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起“历史性的重大作用”等等.这不仅是赞誉过分的问题,而是一个是非问题,应该予以澄清.     

企业所有权概念辨析——兼与张维迎教授商榷

关于企业所有权概念,张维迎有两种界定,一种界定为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另一种界定为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不同的界定,造成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混乱。我们对这两种企业所有权界定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分析,认为应采用后一种界定,同时必须引入两个新概念———明晰控制权和参与控制权,对其内涵进行重新廓清。     

《金瓶梅》作者不是谢榛——与王连洲先生商榷

<正> 王连洲先生在《东岳论丛》1990年第3期发表了一篇《<金瓶梅词话>作者兰陵笑笑生即谢榛考辨》,认为“《金瓶梅》是二人以上合作的书。它的主笔作家谢榛就是兰陵笑笑生,辅助作者是昆山郑若庸,写书的发起人与组织者是赵康王朱厚煜。”王文中的不少观点难以令人信服。现抒发一些我们的管见以便切磋。     

《补佚》未必是“原稿本”——兼与赵东升先生商榷

1991年第 1期《社会科学战线》上 ,刊载赵东升先生《打牲乌拉志典全书·补佚》一文 ,内称“《志典全书》不全 ,缺卷 3,未为完璧 ,恰好缺遗部分原稿本在我家 ,兹作补佚于下。”补佚后的《全书》是否可称“完璧” ?恐怕不能这么说。原因很简单 ,《补佚》未必就是“原稿本”。通观《全书》各卷 ,特点鲜明。除少数事干乌署切身利益的篇章 ,如《免税》、《免裁界官》等篇 ,是运用档案资料写成的政论或驳论性的文章外 ,其余绝大多数篇章 ,题目之下 ,无不系以与该篇内容所必须的若干项历史档案资料。这些资料 ,均以时为序 ,有来龙 ,有去脉 ,由远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