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靖江王的爵级

靖江王是明朝的一个同姓藩王,国于广西桂林,关于靖江王的爵级,本人根据明代的文献资料和有关靖江王的文物资料,纠正了清代纂修的《明史》及《续文献通考》中关于靖江王的爵级是郡王的错误观点,指出总的来说基本上属于旁支亲王,复国之初的降削属于特殊情况。     

桂林靖江王

靖江王,是明太祖朱元璋赐给他从孙朱守谦的封号。朱守谦幼孤,被抚养宫中,朱元璋非常喜爱,曾说:“儿无恐,尔父倍训教,贻我忧,我终不以尔父故废尔。”《明史·诸王志》洪武三年,封为靖江王,建国于桂林,选择桂林城内,元顺帝登基前住过的地方建王府,即今王城。王府官吏为亲王的半数,禄米等物与郡王相同,地位极为尊崇富贵。靖江王还可以指挥军事和监督地方,有一定的军权。朱守谦封王,朱元璋命名士赵壎为长史,对他进行教育,待成年后才允许去桂林就国,朱元璋对朱守谦管教颇严,当他前往就国时,朱元璋对王府官吏说:“从孙幼而远镇西南,其善导之。”可是这位皇孙到桂林后,任性妄为,“日与群小鬼混”,为非作歹,成为广西的霸王。朱元璋获悉,立即召还,训示再三。这位娇生惯养的皇孙,却满不在乎,作诗发泄不满,被废为庶人,居凤阳老家悔过自新。朱守谦居凤阳达七年,后复爵位。朱元璋仍不放心,令迁往云南边地去磨炼一番,派大臣徐溥陪同前往,随时加以训导,朱元     

明代宗室人口的迅猛增长与节制措施

明代宗藩制度与宗室人口增长 1.明代优待宗藩的制度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为了巩固统治,泽惠他的子孙后代,采取封王建藩制度。先后制定《昭鉴录》、《永鉴录》、《皇明祖训》等家法规范,要求作皇帝的“知敦睦九族,隆亲亲之恩”;做藩王的“知夹辅王室,尽君臣之义”。他还谆谆教诫皇帝与藩王,当“各守祖宗成法,勿失亲亲之义。”这种宗法封藩制度,目的为“宗社永有盘石之安,亲藩同享无疆之福。” 明朝宗室享有很高的爵位、官品和俸禄。明制宗室爵有八等,皇帝嫡长子为皇储外,其他诸子皆封为亲王;亲王嫡长子世袭亲王爵位,其余诸子皆封为郡王;郡王嫡长子袭郡王位,其他诸子封为镇国将军,孙授辅国将军,曾孙授奉国将军,玄孙授镇国中尉,五世孙授辅国中尉,六世孙以下皆授奉国中尉爵位。     

明代宁夏屯田述论

有明一代是中国古代屯田史上最称发达的时期。自洪武至崇祯,历代屯田均以“九边为多,而九边屯田又以西北为最”。现将地处西北重地的宁夏屯田作一述论,既可了解宁夏屯田的状况,又可概观西北乃至全国屯田的一般状况。明代之宁夏屯田,就其分期与制度来讲,与全国各地的屯田无大区别,但又有其特殊点。就有明一代屯田的分期而言,史学界均奉王毓铨先生《明代的军屯》所提出的观点:“洪武、永乐间各种制度都比较严明,而且这个时期正在大兴屯田,也是明代军屯最盛的时期。”“宣德以后日趋隳坏,到万历年间,屯军逃亡,屯田抛荒。”这一分期法系针对全国军屯而言,是合理的和科学的。而宁夏屯田的分期是否也如此呢?我们认为,宁夏的屯田可分为三个阶段。     

"北叶《中原》,南遵《洪武》"辨析

“北叶《中原》,南遵《洪武》”之说是戏曲学界聚讼纷纭的一个命题,明代以来对这一命题的误解主要集中在曲读层面。实际上该命题可分为曲读和曲唱两个层面进行讨论,就曲读而言,无论北曲南曲,皆叶《中原》;就曲唱而言,北曲叶《中原》,南曲遵《洪武》。     

明代藩禁简论

宗藩问题,在明代的政治史、经济史上始终占有突出的位置。明太祖封同姓子弟为王,给予宗藩以很大的政治和军事权力。朱元璋死后,宗藩的政治、军事力量的提高,便与明代皇权、中央集权空前发展的历史局面背道而驰了。因此,历史的发展也就使宗藩沿着与明初的特权地位相反的方向发展着。早在洪武年间,叶伯巨就上书明太祖,极谏分封太侈,认为宗藩分地广,制度侈,兵权重,“今秦、晋、燕、齐、梁、吴、闽诸国,皆连带数十城,而复优之以制,假之以兵,议者何不摭汉晋之事以观之乎?”认为后患无穷。建议“诣王未之国之先,节其都邑之制,减     

地方学者的“兵要地志”新论点

兵要地志是军队根据作战需要,对某一地区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因素的现实与历史情况及其对军事行动的影响进行综合论述和评价的一种参考资料。地方学者沈克尼在《固原师专学报》1991年第2期撰文《我国兵要地志源流概说》认为,“兵要”一词最早见著于史籍的是《左传》,“地志”一词始于西汉。而“兵要地志”之称在我国的出现和使用则在民国初年。文章以“兵要”与“地志”的考论为始,叙述了我国兵要地志由明代军事要地志的雏形,发展到清代末年的“地理兵要”,直至现代的兵要地志的历史过程。     

《诗薮》中的辨体论

对诗体“审其源流,识其正变”是中国古代诗学的传统方法。明代对诗体的“推源溯流”肇始于严羽的《沧浪诗话》,对唐初、盛、中、晚分期的最后确立则归功于明初高楝的《唐诗品汇》。此后,格调派以“尚古”、“宗盛唐”为论诗的核心与标准,源流之辨和诗体之辨,成为格调派立论的基础。胡应麟作为明代复古诗学的集大成者,其《诗薮》的诗歌辨体和风格之论,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影响颇为深远。     

明代王国庙制的演进及礼制特点

明代分封同姓诸王,封藩建国。明代王国宗庙制度以亲王"之国"为契机,初定于洪武九年,是在师法周代诸侯宗庙礼意的基础上,参酌本朝太庙礼制并有所降杀而建立,至万历朝臻于成熟,其制对清朝宗室家祭制度有一定影响。明代王国宗庙以支子立庙,为小宗之祀,以始封者为始祖,立五庙,祀五世。王国宗庙与太庙构成一个祖先祭祀系统,等级分明,层次丰富,与分封制相表里,具有礼制与政治上的双层蕴涵。     

明代鱼鳞图册始造于洪武元年

解放后出版的某些通史和专著,多把明代始造鱼鳞图册的时间,断在洪武二十年(1387年)。其根据是《明洪武实录》和《明史·食货志》。《明洪武实录》卷一八○的原文是:     

明代广西的土地问题

土地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生产资料,封建地主阶级权力的经济基础,也是千百万农民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因此,研究封建社会的历史就得研究土地问题。然而,人们对广西历史上的土地问题至今还很少研究。本文试就明代广西的土地问题,作初步探讨。明代广西的田地,从所有制来说有官田、民田两大类。据嘉靖年间方瑜《南宁府志》(卷三)载,当时南宁府属各州、县的     

明代流民与豫西方言——河南方言的形成(二)

明代洪武、永乐年间两次大规模从山西移徙人口牵涉面很广。山西洪洞县志办公室从一九八二年开始征集明代迁民史料,竟收到全国二十一省市数百个县的大量资料,迁民涉及范围之大可见一斑。洪洞县广济寺内的“古槐迁民纪略碑”载,明初移徙人口迁往地为河南、河北、山东数省。当时的河南府和南阳府三州二十四县接纳山西百姓的数量,仅次于豫北和豫东。明代的河南、南阳二府大致相当于今日豫西地区。从文献资料看,首先形成的是豫北方言,豫西方言步其后。但豫西方言形成的原因与豫北方言并不尽同。本文就豫西方言的形成原因、时间及有关问题做一探讨。     

也论明初户口的升降——兼与孙达人同志商榷

<正> 读《文史哲》八○年第二期孙达人同志《明初户口升降考实》一文(以下简称孙文)颇有启发。然而,对文中关于从洪武初至洪武十四年的十多年间户口增长661.6%,洪武十四年后明代户口基本上没有什么上升,及明初南北户口的升降已出现“绝然相反”的趋势等一系列论断,我们却不敢苟同,特提出来就教于孙达人同志。     

清朝改宁夏卫为宁夏府是雍正二年

宁夏设府,史载两次。一次是在明朝,一次是在清朝。明初将元所设宁夏路改为宁夏府,旋于洪武五年(1372年)废,洪武九年(1376年)置宁夏卫。对此史载无异。但清朝雍正年间又改卫为府,史载却不同。《宁夏府志》卷二“地理沿革”记载:“元灭夏置宁夏路,立总管府。明初设宁夏府。洪武五年废,九年改置宁夏卫。后又增前后中左右共五屯,隶陕西行都司。国朝初因其旧,顺治十五年,并前屯卫入宁夏卫,并中屯卫入右卫,隶宁夏道。雍正三年,改为府县,领州一县六。”《清世宗实录》卷二十五载:“雍正二年十月丁酉,陕甘总督年羹尧奏言:甘肃之河西     

《明史·诸王传》补正

《明史》是历代官修纪传体史书中较好的一部，但也同样存在着脱漏和错误。四十余年来，一些明代藩王的陵墓相继被发掘，出土了一批颇有史料价值的墓志等文物资料，为订正《明史·诸王传》中的某些缺载和误载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这里仅举五个比较典型的例子。1．关于晋藩末王的身世《明史》卷一一六《晋王传》云：“……求桂嗣，李自成陷山西，求桂与秦王存枢并为贼所执，不知所终。”同书卷一○○《诸王世表·晋王表》亦云：“王求桂，穆庶一子，万历三十九年清敕管理府事。四十一年袭封，崇份末陷于贼”。明朝始封晋王为恭王朱桐，明太…     

明清两代上海地区流传的花鼓戏

产生于明代的花鼓,在上海地区也甚为活跃,不过历来不为人所注意。 从秧歌到花鼓,再到花鼓戏,现在所知最早的是凤阳花鼓。花鼓最早传入上海,约在明代,据《明史》载,洪武三年六月(1370年),“徙苏松杭嘉湖富民十四万户以实凤阳”,《吴门画舫录》记载:“陈桐香,浙江姚江人,工演剧,非昆非弋,俗所谓花鼓戏”。旧志称上海为“古吴之裔壤”,     

《明史》校记三条

读中华书局本《明史》,得校记三条,今录之以就正于读者。一、卷131《费聚传》(页3582):洪武“三年封平凉侯……明年从傅友德征云南,大战白石江,擒达里麻。”按:“明年”,承上文的洪武“三年”,即为洪武“四年”,误。征云南,擒达里麻,不是发生存洪武四年,而是发生在洪武十四年。据卷2《太祖纪》、卷126《沐英传》、卷129《傅友德传》、卷132《蓝玉传》等记载:洪武十四年九月明太祖命傅友     

荀况“法后王”考辨

在先秦诸子中,荀况是第一个提出要“法后王”的。但是荀况的所谓“后王”究竟指的是谁?由于他没有给以明确的回答,所以历来争论很大。司马迁在谈到“法后王”时认为:“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史记·六国年表序》)唐人杨倞根据司马迁的“近己”之说,把“后王”解为“近时之王”(《非相》杨注)或“当今之王”(《不苟》杨注)。此后,虽然有人赞同这种说法,但也有表示异议的。清人刘台拱就认为:“后王谓文、武也,杨注非。”(《荀子     

《明史》标点商榷三条

卷186《雍泰传附张津传》(页4932):“[张津]预平富贺贼……”(中华书局本,下同。) 按:“富[川]”、“贺”,都是当时的县名,同隶于广西平乐府,见卷45《地理志·广西·平乐府》。这里把两县混而为一,不妥。“富贺”中间应加上顿号,标点作:富、贺。卷199《李承勋传》(页5266):“临安、蒙自盗贼复兴……”按:“临安”是府,“蒙自”是临安府之属县,见卷46《地理志·云南·临安府》。临安和蒙自是从属     

冯梦龙与“老门生”

在《三言》众多的故事中,迄今为止,被大家公认为冯梦龙自己创作的作品,仅有《老门生三世报恩》(《警世通言》卷十八)一篇。但是,对这篇作品,历来各版的《古代白话小说选》不曾入选;小说史一般对它也似不屑于一提,更有一些研究者,甚至简单地将其判为“鼓励人民顽固地追求科举功名”的糟粕。笔者认为,冯梦龙的这篇作品与其反映的社会生活真实程度有重新探讨的必要。众所周知,明太祖朱元璋为了网罗人才,巩固封建中央集权制度,于洪武二年(1369)下谕令:“京师虽有大学,而天下学校未兴,宜令郡县皆立学校。”于是,“天下府州县卫所皆建儒学。”在京师则设有国子监,“府州县学诸生入国学者乃可得官,不入者不能得也。入国学者谓之监生。”当时,一般知识分子,都要由儒学“国子监”一步步走入仕途。到了洪武三年(1370),又开设科目取士。“自今年八月始,特设科举务取经明行修、博通古今、名实相称者,……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以上引言皆见《明史·选举志》)这样一来,大多数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