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家山曾国墓地日名铜器研究

出土铜器铭文所记史实,曾国为姬姓诸侯国,其始封者当为南公。如果将南公与聃季载联系起来,则有许多新的发现,颇能解释曾国墓地出土日名铜器这一罕见现象。根据叶家山日名铜器使用规律和文献记载,不仅可发现曾国的始封君南公即为周文王第十子聃季载,聃季载当为父癸,周武王姬发当为父乙;还能发现叶家山曾国墓地中两位已知私名曾侯,一位未知私名曾侯和一位疑似曾侯之间,应该是兄弟关系,早期曾国的高等级贵族有多父之称的习俗,在王位继承上实行的应是兄终弟及制,而且曾聃一国,聃、曾、随都是同一诸侯国的异称。     

汉代《徐胜买地券》真伪考

汉代《徐胜买地券》现存于山东省博物馆,最先著录于《文物》1972年第五期。券文公布后,方诗铭先生在翌年的《文物》第五期上发表了《从徐胜买地券论汉代‘地券’的鉴别》一文。他以干支纪日是否符合陈垣先生的《二十史朔闰表》及地券的记载是否符合汉代     

厉王在位年考——兼论西周诸王在位年数问题

(一) 问题的提出鬲攸从鼎铭云:“唯卅又一年三月初吉壬辰,王在周康官(彳屖)大室”,此鼎郭沫若同志《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列为厉王时器,刘启益同志《微氏家族与西周铜器断代》一文(见《考古》1978年第5期),也认为此鼎是厉王时器。鼎铭中的“卅又一年”,刘启益同志释为“卅又二年”,这是因为“一年”二字在铭中是合文,有误释为     

钟击磬图

1978年夏在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士的鸳鸯形漆盒上,绘有两幅乐舞图画,一幅是“击鼓舞蹈图”,(见本刊1992年第4期封2“楚文物鉴赏”介绍),另一幅就是这幅“撞钟击磬图”。撞钟击磬图画面中央画一鸟形钟磬架,两鸟喙相对衔一横梁,横梁上悬大小角钟两枚。在两鸟腿部又     

斯大林是否劝阻我过长江的再探讨——与余湛、张光祜同志商榷

《党的文献》1989年第1期刊载了余湛、张光祜二同志撰写的《关于斯大林曾否劝阻我过长江的探讨》一文(以下简称“余文”),认为斯大林并不曾劝阻我过长江,而且也没有这个思想动机。笔者认为值得商榷,在此,谈一点个人的看法,以求教于余、张二同志。     

陆厚信《雪芹先生小照》辨

河南省博物馆藏陆厚信绘《雪芹先生小照》,究竟是真是假,是曹雪芹还是“俞雪芹”,十几年来一直存在着争论。周汝昌同志《红楼梦及曹雪芹有关文物叙录一束》在《文物》一九七三年第二期发表的时候,我曾给     

水纹纸制成年代问题质疑

在《文物》上读到潘吉星同志连续发表的几篇有关我国古代造纸技术史方面专题研究论文,对作者的劳绩和努力十分感佩。我国是发明纸最早的国家,关于造纸技术历史的研究却实在太荒寂了。潘吉星同志这种开创性的研究,令人欣慰、振奋。但他在一九七九年《文物》二期上发表的《中国古代加工纸十种》一文中,提到水纹纸时,曾引据明人杨慎(一四八八——一五五九)《丹铅总录》:“唐世有蠲纸一名衍波笺,盖纸文     

从江陵凤凰山10号墓简牍研究西汉早期会计史

从江陵凤凰山１０号墓简牍研究西汉早期会计史李孝林１９７４年《文物》第六期发表了《湖北江陵凤凰山西汉墓发掘简报》、黄盛璋《江陵凤凰山汉墓简牍及其在历史地理研究上的价值》，弘一《江陵凤凰山１０号汉墓出土简牍初探》，第七期接着发表裘锡圭《湖北江陵凤凰山１０...     

《“夜来香”》不是鲁迅佚文吗?

《复旦学报》1978年第1期上刊出了《“夜来香”》,同时发表了胡奇光同志文,考证此篇当是鲁迅佚文.陈福康同志在该刊同年第2期上发文对此提出异议.我在1979年第6期该学报上发表了《<“夜来香”>应是鲁迅佚文》,不同意陈文中的种种有疏误的说法.福康同志又在《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6辑上发表了《<“夜来香”>是鲁迅佚文吗?》一文,其中对拙说作了批评.但我读了此文后,感到陈说的纰漏愈来愈多,因而愿     

诚心诚意做人民公仆——为马汉坤同志《百姓缘》一书而作

马汉坤同志1983年9月至1986年7月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期间，刻苦研读，修德笃行。他撰写的多篇文章，发表在《理论动态》等党校刊物上。其后，1991年第973期《理论动态》又发表了他撰写的《将根本宗旨体现于每一项实践活动》一文，引起较大反响，被一些省级党刊转载。马汉坤同志的进取精神、务实作风和人格魅力，曾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次看了马汉坤同志的《百姓缘》书稿，更加深了我对他的了解。     

军功爵制在西汉的变化

《文物》八一年第二期,发表了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一一五号汉墓出土的木简新资料。这批新出土的汉简所记载的内容,很大一部分与军功爵有关,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文献的不足。读过之后,很受启迪,引起了我写这篇文章的兴趣。     

随县擂墓断代补论——兼答郭德维君

一 引言 随县擂鼓墩一号墓发现后,我们先后撰写了四篇论文判定此墓是一座战国中期以后的楚国贵族之墓。《武汉师院学报》1980年一、二期合刊上刊载了郭德维君的《随县曾侯乙墓的年代》一文,以为此墓系战国楚惠王末期曾国之墓,并对我们坐名相责。当时,由于其他原因,我们没有立即予以回答。 《考古》1980年第4期公布了、此墓碳素测定年代的数据,摘录之如次:     

夏衍的第一个剧作及其时间

《文学评论》一九八○年第二期上发表的陈则光同志写的《论历史讽喻剧〈赛金花〉》一文,对我国著名剧作家夏衍同志的早期历史剧《赛金花》进行了全面的探讨,并在如何评价《赛金花》的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作者最后说:“《赛金花》是他的第一个剧本……”,这一说法是与史实不相符的。夏衍的第一个剧作并非是《赛金花》。夏衍的七幕历史剧《赛金花》最初发表在由傅东华主编的《文学》杂志一九三六年四月号上(民国二十五年,《文学》第六卷第四号),署名夏衍。这是夏衍第一次用“夏衍”这个笔名(原名沈端先)发表剧作,但是我们不能就此认为《赛金花》就是     

谈谈中日甲午黄海海战北洋舰队的战斗队形

自从去年四月十三日孙克复、关捷二同志在《光明日报》发表《应该正确评价刘步蟾》一文后,董蔡时同志在去年第一期《江苏师院学报》上写了题为《也论应该正确评价刘步蟾》的文章,表示了不同意见。最近,孙、关二同志又在今年《辽宁大学学报》第一期上撰文《再论应该正确评价刘步蟾——兼答董蔡时同志》,文章说;“刘步蟾是否违反军令,擅改舰队阵形问题,是正确评价刘步蟾的关键。”这个意见是很对     

瑞光塔发现咸平本《大随求陁罗尼》经刻印地区的探讨

一九七八年四月在苏州市瑞光塔发现了一张北宋咸平四年(公元一○○一年)刻本的《大随求陋罗尼》经。许鸣岐同志在一九七九年十一期《文物》上发表了《瑞光寺塔古经纸的研究》一文,认定此经为北宋咸平四年杭州刻本。许文说:“刻印《陀罗尼》经咒(汉文)皮纸的产地:经咒是北宋初在杭州刻印的。当时杭州盛产皮料纸,故经咒所用皮纸,应是当地所产。”笔者对此经初步研究,认为可能是苏州所刻。为了论证此经是苏州刻本,先把此经作一个概略的介绍。     

湖北长阳“巴人阴阳洞”调查所见——兼与张希周同志商榷

在一九八二年五月清江流域的文物普查工作中,笔者参加了对传说中的长阳佷山巴人阴阳洞的实地调查。我们发现,张希周同志在《湖北长阳山假发现巴人遗迹》一文(载《四川大学学报》一九八二年第一期)中所述“巴人遗迹”与我们调查结果不符。现将我们调查所见简述如下,兼与张希周同志商榷。     

洛阳西汉壁画墓星象图考证

一九六四年《考古学报》第二期,发表了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的《洛阳西汉壁画墓发掘报告》。在《报告》的壁画部分里,介绍了墓壙主室顶脊空心砖上的彩绘——日月星云图(《报告》把它叫做“天汉图”),从而给我国天文学史汉代星座和星图研究工作,提供了比较更早而又比较有系统的新的史料。这是很值得重视的。一九六五年第二期《考古》,夏鼐先生又以《洛阳西汉壁画墓中的星象图》一文,对它“重行介绍,并加詮释,”同时还发表了它的摹本,使我们进一步明确了许多问題,受到了很大启发。     

毛乌素沙漠中秦汉“直道”遗迹探寻

近年来学术界掀起了探索秦汉“直道”的热潮。继史念海教授在《文物》1975年第10期发表《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一文后,《瞭望》周刊、《光明日报》、《陕西日报》等报刊于1984年8月先后发表了画家靳之林沿“直道”作画的消息,从而对秦汉“直道”经地的一些看法,引起了大家的关注。1986年夏,陕西省交通厅史志编写委员会又组织省、地、县有关人员对子午岭一段“秦直道”进行实地考察。接着,王开同志在《西北史地》1987年第     

文献与地理——再论汉枹罕与白石二县城址

1987年七、八月间参加临夏汉代古城考察以后,我们三人发表过《漓水水系及汉白石、枹罕古城址考》(见《西北史地》1988年2月号)一文。其后,我个人的《临夏自治州历史上的黄河渡口》(见《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1期)一文又特别重申了我先前对该州几个古城位址的看法。所谈既名古城,问题必涉及文献与地理二     

关于太平天国玺的种种

近几年来,关于太平天国玺本身的问题,专家们发表了许多文章,提出了好些问题,归纳起来,约有几项:一是太平天国玉玺的真伪问题;一是太平天国玉玺上玺文的读法和“八位万岁”的解释问题;一是太平天国经常使用的金玺的时间问题等。其中又以讨论玺文的读法和解释“八位万岁”的文章最多,看法不一,未有定论。至于太平天国玺文所包涵的政治意义,则谈者较少,近有荣孟源同志的文章《太平天国的玺文》谈到这个问题(见《历史教学》1979年第6期——以下简称荣文),而这个问题,却是很重要的,它体现了太平天国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