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史通》对明代史学的影响

刘知几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和史学理论家,其史学理论名著<史通>影响深远,就明代史学而言,这种影响表现在史家修养、史书繁简、史书体裁、史馆修史、史书评论等方面.明代史学家发展了刘知几的"史才、史学、史识三长"说,提出了诸如"史才五长"等理论;对于史书体裁、史馆修史等方面,明代史学家基本上赞同刘知几的史学观点.     

唐初史馆略论

二十四史中的《周书》、《隋书》、《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南史》、《北史》是唐初贞观年间修撰的,其中前六部又是在史馆中修成的。建立史馆修史制度,是唐太宗最先确立的,以后为历代统治者沿用,成为后世官家修史的固定组织。因此,研究唐初史馆的由来、发展及其特点,对于全面了解史馆制度在史学上的地位是不无意义的。 唐朝以前,我国历史上早已有了设馆修史的记载。北魏时曾设置修史局,北齐时改名为史馆,隋文帝和唐高祖都曾命令心腹大臣统领国史修撰。但是,史馆     

百余年来中国古代史馆制度研究述评

设馆修史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传统,统治者为了垄断修史大权,往往通过设立史馆来掌控对历史的解释。因此,研究史馆制度就成了史学史、制度史研究的重要课题。百余年来海峡两岸的中国古代史馆制度研究,涉及自魏晋至清代各个时期史馆设置的状况,尤其是在史馆建置、史馆运行机制、设馆修史的利弊等重要问题上,研究较为深入。对唐、宋史馆的研究,成绩尤大。但是,史馆制度的研究涉及到社会史、制度史、史学史、文献学等诸多学科,今后的研究还需将史馆置于整个社会政治、制度、史学等的架构之中进行整体探讨,以史馆为纽结,以史馆修史与社会政治、史学发展为突破口,进行综合考察。     

北宋编修院初探

北宋编修院是封建皇权为进一步控制修史而设置的修史机构,隶属于门下省,其主要职能是掌修国史、实录、会要和日历,也兼有奉诏审阅和校正其他书籍、检索故事、为政府提供行政咨询的职能.编修院的设立时间应在真宗大中祥符年间.编修院作为独立于史馆之外的修史机构,其所属官员挂史馆职衔,其主要职责也仅是纂修日历.而国史、实录和会要等书修纂,皆为临时命官置局,史毕即散.     

北齐与设馆修史的出现

北齐设馆修史标志着史官制度的重大变化.它之所以出现在北齐,而非北周,更非东晋南朝,是由于北朝史官制度的确立和完善推进了国史编撰,北朝史家的良史意识催生了以专人专职修史的编纂思想,以及北齐比北周更多地继承了北魏一东魏的史学传统.     

清初官修《明史》与私修明史之间的互动关系

清初史学,颇为繁盛,官、私修史呈现出双流并进的发展趋势,尤其是在明史纂修领域,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之间的互动十分显著。一方面,官修《明史》发挥了重要的导向作用,成为激励和推动士人修史的重要契机;另一方面,不少有见识的史家出于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追求信史的目标,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修官史,并深刻反思官方修史的弊病,通过私修史书的方式予以回应。这种修史格局不仅反映出中国古代史学的基本特点、整体面貌和悠久传统,而且可为当下史学的健康发展提供某些参照。     

设馆修史与历史资料的丰厚储存

唐初设馆修史成为定制之后,修前代史和修国史作为朝政大事受到政府以至整个社会的普遍承认,确立了一套制度,在纂修前朝史上保证了记载的连续不断,而且在纂修本朝史方面准备了丰富史料。正是史馆制度的确立,为唐以后各王朝史料的积累奠定了基础,为我们今天研究历史留下了大量的材料。     

曾巩史学思想简论

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除了在文学上建树非凡之外,在史学方面也有杰出的成就。在史馆任职期间,曾负责编校古代史籍,纂撰《英宗实录》,典修《五朝国史》;他还作过许多史论文章和咏史诗词。曾巩的史学,当时就“见称士类”,得到朝廷的赞赏;更为清代史学大师章学诚所推崇,被称为与刘知几、郑樵相侪的“良史才”。本文拟刘曾巩的史学思想作一简要的探讨。     

袁中道论修史

袁中道是明代晚期公安文学派的代表人物,其文学理论和修养颇为时人所称颂。同时,他对史学也很关注,其《论史》一文集中体现了其史学见识,主张史文表述应注重简洁之美和生动之美;认为史家必须具备史识;反对专设史官修史,建议以布衣修史,这些都对当时及后世学者有很大的启示和影响。     

袁中道论修史

袁中道是明代晚期公安文学派的代表人物,其文学理论和修养颇为时人所称颂.同时,他对史学也很关注,其《论史》一文集中体现了其史学见识,主张史文表述应注重简洁之美和生动之美;认为史家必须具备史识;反对专设史官修史,建议以布衣修史,这些都对当时及后世学者有很大的启示和影响.     

谈清代汉学对史学思想的影响

清代,汉学对史学有重要影响。汉学对宋明理学空疏学风的批评,导致了史学领域重考证、轻议论的治史风格的形成。经学上反对空言义理、主张训诂明而义理明,与史学上反对横生议论、主张史实真而是非见的观点在思维模式上是相同的。汉学治经的方法被运用到史学上,丰富了治史方法,使史家克服了以往依靠个人的学识主观先验地凭事理推测、鉴别史料方法的局限,构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操作程序,对于史学的客观化起了推动作用。在历史编纂学上,史家反对宋儒所重视的《春秋》笔法和正统论,也是受了汉学的影响,折射出宋清间史学由重阐发向重事实的转变。由于受汉学的影响,乾嘉时期的史家在解释历史发展时,已很少再执著于“天理”、“心性”这种纲常名分标准来评价历史事物。当然,汉学过分强调考证辨伪为“实”、分析评论为“虚”,也严重限制了史家宏观把握历史的能力。     

焦Hong的史学思想

焦竑是明代后期的著名学者,其著述中包含了丰富的史学思想,体现了他对一系列史学问题的看法.在刘知几"史学三长"的基础上,他提出了"史职"说,拓宽了对史官外部条件的要求.同时,他也发表了对史馆修史、史料收集、修史原则的看法,构成了他的历史编纂观点.在目录学方面,焦竑继承了前人的成就,在分类上有所新创,形成其独特的目录学思想.此外,焦竑对历史考辨的态度以及所运用的方法,也对传统考据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正统论与欧阳修的史学思想

自从梁启超指出:“中国史家之谬,未有过于言正统者也”后,述中国传统史学者,皆以为正统不足论.其实,作为传统史学中的一种深层的历史观念,正统观一直影响着史家的史学思想以及史著的内容与形式,决非不足论之事.本文对传统史学中具有典型性的欧阳修的正统观做一探讨,以期加深对欧阳修史学思想的理解,同时也期望通过这一探讨,加深对传统史学中一些问题的理解.     

朱国祯《皇明史概》考析

朱国祯的《皇明史概》是一部兼采编年、纪传、纪事本末三体的明史著作 ,在史书体裁上有所创新。它对明代政经大事、典章制度、边疆外国有较完备的载录 ,其中“大事记”符合明中后期社会政治特征的史事选择 ,使这部史书的史料价值不容忽略。史书中体现了朱国祯正国史、去隐讳 ,资借鉴、彰忠义的史学思想 ,反映了重时势、重事实历史观与天命史观的矛盾。     

论明史馆开局与康熙博学鸿词科的关系

康熙十八年明史馆开局是清代史学、政治、文化、学术、文学史上的一件重要事件,就诗歌史意义而言,它与博学鸿词科考试、冯溥对诗坛的整饬一道,促进遗民群体分化,增强了文人的王朝认同,对文人思想心态与诗文创作、诗学观念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明史馆开局目的、意义及其与博学鸿词科关系的认识中,学界主要存着两种论断,一种观点以为明史馆开局是博学鸿词科考试目的,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它是康熙帝惩于后者收效甚微而采取的措施。实际上明史馆开局是一种历史偶然现象,一些清朝官员企图用修纂《明史》的难度来削弱康熙帝对考试录用人才的器重,因而这两种论断均失之武断。虽然倡议者的初衷偏离了康熙博学鸿词科的宗旨,然而明史馆的开局客观上却有助于康熙博学鸿词科意图的实现。     

略述清代人“家谱犹国史”说——释放出“民间有史书”的信息

清朝人编修族谱常有"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之说,将家谱与国史类比,用众人皆认可的国史地位来凸显家谱身价,以张扬族谱.族谱同国史类比,体现在:国家修史有制度,宗族修谱有习惯和规约;国史、族谱均笃信"信今传后"的理念,不过国史善恶并书,族谱隐恶扬善,迥然有别;国史、族谱的功用有共同点,即叙彝伦,维人道,均是教化工具,不过国史侧重"鉴治乱、示惩劝",族谱研讨人生经验,寻觅光耀门庭的路.族谱犹国史的见解,释放出民间有史书,民众有历史的信息.民间修家谱是中国史学的一种传统,应当珍视,值得大书一笔.     

王廉是《元史》编修官之补证

吴晗在《明史小评》（《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第一卷）一文中指出,王廉曾参与《元史》续修,依据是朱彝尊的《曝书亭集·王廉传》：“王廉字希阳,青田人,侨居上虞。洪武二年用学士危素荐授翰林编修,明年与修《元史》。”但对于王廉参与修史之事,《明通鉴》、《明史》、《国榷》、《明纪》等诸多史书均不记载之。原因,吴昭并无解释、至今仍鲜有人对此作出说明。关于王廉参与修史之事,来深的《元史目录后记》（《宋学士文集》卷一）早已提到：”凡前书有所未备,颇补完之。其时与编纂者则臣赵场、·臣王廉、臣王彝、……而总其事者仍臣（…     

史学冲突与《史通》立场

刘知几所处时代其史学思潮有两大特征:一是世族势力和新兴地主官僚在史学领域的矛盾冲突。二是官修制度和一家独断的矛盾冲突。唐代围绕氏族志修撰的斗争就典型反映了世族地主官僚和新兴地主集团在史学领域的斗争。对此,刘知几站在新兴地主集团的立场上,反对以谱系之书、家史入国之正史。官修制度的确立,对古代史学的发展,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官修制度使史书包含的内容更丰富。但同时官修制度强化了对史家的控制,严重限制了史家个人创造力的发挥,并使史书曲笔不实明显夹出。刘知几针对官修制度的弊端,提出“一家独断”的主张,对官修史馆弊端,提出“五不可”之论,指出官修制度的改革方向。     

清人明史研究中的正统观和忠义观

清人明史研究中的正统观和忠义观宁泊有清一代，明朝历史备受史家关注。旦不说清初和晚清两度出现“明史热”，就是在文字狱盛行的乾嘉时期，明史研究也未曾间断，仍有全祖望等人以碑铭传志等隐蔽形式从事明史的记载与评论，所以说明史研究是清人史学活动的重要内容。其中...     

论黄宗羲对康熙朝官修《明史》的贡献

明亡后,黄宗羲与许多晚明大儒一样,秉持不与清廷合作的态度,但出于对故国历史负责任的态度,对清朝官修《明史》采取了比较灵活的态度。他不仅同意弟子万斯同、万言和儿子黄百家参与官修明史,而且主动提供修史的意见和建议,充当局外顾问,提供资助修史的资料,甚至撰写某些篇目以供参考,对官修《明史》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