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写”的性情之文——废名散文美学风格

散文是理解文学家和哲学家废名的桥梁,是其创作整体性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其散文以＂隔＂为特色,一定程度上造成研究难度,但可从废名和周作人师生之间＂隔＂的异同,窥其一脉相承的文学趣味。从散文形式上剖析,废名从六朝散文中提炼出＂乱写＂的观念,其实质是重灵感的创作心理。二者共同形成其散文独特的＂乱写＂之＂隔＂的美学风格,有助于理解废名后期创作走向。     

“诗”与“散文”的“纯粹分界”——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中的“诗”与“散文”观（三）

穆木天1926年以法国文学为参照的文学批评体系是通过《法国文学的特质》建构起来的。针对＂五四＂以来新诗观念上＂诗＂与＂散文＂的混淆,他提出＂纯粹诗歌＂,主张新诗的象征主义发展,追寻＂诗＂与＂散文＂的＂纯粹分界＂。与周作人、梁宗岱以及法国诗人瓦雷里的象征主义诗学不同,穆木天的象征主义是通过＂个人生命＂与＂国民生命＂的＂交响＂和＂暗示＂即＂诗性境界＂实现的,他揭示了＂诗＂与＂散文＂在建构基础和方式上的根本不同,为中国新诗的独立发展开拓出一条新的道路。     

庞德《诗章》中的“荒原”与“救赎”

分析现代主义史诗《诗章》中的＂荒原＂意象与贯穿始终的＂救赎＂意识,得出诗中的＂荒原＂具有双重含义：它既是被人类破坏的自然,也是人类心灵的荒芜。诗中的＂救赎＂不再是依靠万能的上帝,而是遥远中国的孔孟之道中仁孝治国或佛教中众生平等的思想,它们或许是拯救当代人走出绝境的良方。     

艾青“诗的散文美”概念分析

本文着眼于艾青关于诗的具体言论,从四个方面阐论了艾青文体论的核心概念——诗的散文美：即新诗与韵文无关;新诗的语言根本是在于表达形象的;新诗的音韵与语言形象表达的关系;＂散文美＂与＂诗的散文美＂的关系。文章最后总结出艾青的＂诗的散文美＂的具体含义。     

古代散文研究脱离传统“学术”体系之反思

清末以来,通行的吸纳西方的"纯文学"散文观念"感性""抒情""审美""艺术""娱乐"本位,肢解了传统正宗"大文学"散文观念,古代散文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西方"纯文学"散文观念的附庸和注解。传统正宗"大文学"观念,散文不是"纯文学",只是"学术"整体之一面,不是脱离"学术"体系的存在。应深刻反思古代散文研究脱离"学术"体系之弊,"纯文学"散文观念不是唯一正确的散文观念,应充分体认、尊重并重新建构传统"大文学"散文观念,复归传统,走"返本开新"之路。     

彝汉诗学中“风”、“骨”内涵之比较

＂风骨＂一词在汉语诗学批评中一直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范畴,汉文化中,它最早源于人物品评,随后转向诗文、书法、绘画等多个艺术门类。值得研究的是在我们多民族大家庭里,特别是在我国彝族发达的诗文论里,＂风＂、＂骨＂有别样的内涵,它们同样在自己的诗学理论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从梅尧臣“以诗代文”看宋诗散文化之端倪

本文例析了梅尧臣“以诗代文”的种种表现形式──“以诗代书信”、“以诗代日记”、”以诗评论诗书画”、”以诗代游记”和“以诗译文”，指出其特点是运用散文的笔法句法入诗，加重诗歌的记叙、议论成分，以使诗歌的内容和功能趋于散文般宽广。由此可见，宋诗“散文化、议论化”的显著特点，在梅尧臣的诗歌中已露出了端倪。从这一意义上说，梅尧臣堪称“开宋诗一代之面目者”，是宋诗的“开山祖师”。     

《春官》“六诗”之“兴”与《诗经》之“兴”诗

《周礼·春官》大师所教＂六诗＂＂风、赋、比、兴、雅、颂＂之本义,应该从《春官》大师配合大宗伯参与周王＂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祇＂的各种礼仪与＂风、赋、比、兴、雅、颂＂的上古辞源意义考究,加以文献实证,方可确定。从上古辞源考究,本义为祭祖且为各种祭祖仪式通称之＂兴＂,正好与《春官》所叙大师配合大宗伯参与周王之祭祖礼仪＂以肆献裸享先王,以馈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礿夏享先王,以尝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相契合,而＂兴＂为祭祖和各种祭祖仪式通称在《尚书》、《礼记》、《诗经》等文献均有存留。据此可以推定：配合大宗伯参与＂大祭祀＂的大师所教＂六诗＂之＂兴＂诗,是专用于祭祖的诗歌。孔子所言＂诗可以兴＂应译为＂诗可以祭祖＂。朱熹所言《诗经》＂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的兴象诗,并非《周礼》＂六诗＂之＂兴诗＂,而是上古神文化的诗形式。     

汉语“规范”浅说

我国古代没有＂规范＂专名,但并非没有＂规范＂观念。我国＂规范＂观念通过＂规矩＂、＂权衡＂等其他一些用语表达出来,而且颇具特色,很早便用于刻画＂法＂。西方法学引入＂规范＂观念,比较突出地反映在近代。中西＂规范＂观念,本身差别不大,可以互通互译。近代以来,＂规范＂译名经由日本传入我国。考察规范语源,有助于挖掘其理论意义,也有助于理解法或法律乃至法学本身。     

从“生活”到“舞台”——论“十七年”话剧的舞台形态与观念变革

＂十七年＂是我国话剧舞台形态与观念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话剧创作中对西方写实传统的汲取,对斯坦尼斯拉夫体系的借鉴与反思,对舞台民族化、风格化的追求与尝试,成为这一时期观念探索的重要特征。本文以＂十七年＂话剧的舞台呈现为个案,考察了在写实传统的影响下中国话剧舞台从＂生活化＂到＂写意化＂形态的美学嬗变,并探究了其观念上的成就与不足。     

在断裂处延伸——“第三代”诗歌对九十年代个人化诗歌创作的启示

“第三代”诗歌是八十年代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环节，诗歌在89年的断裂使得八、九十年代诗歌创作上有很大差别，本文从“第三代”诗歌入手，以它和九十年代个人化诗歌创作的内在联系为着眼点，试图在二者的联系中找到诗歌发展至今的一脉相连的内在精神的延续和创作的积累，达到正确审视当代诗歌的目的。     

“翻译文学”研究

＂翻译文学＂研究是一门新学科,其本体认知和学科范畴属于新的研究领域。＂翻译文学＂是承载着异质文化特征,是植根于本土文化语境的文学形态学。重新审视＂翻译文学＂的批评性研究,提出＂翻译文学＂研究已基本形成学界普遍承认的理论体系与研究模式,但也存在分歧和争论。     

《读者》与陶渊明——《读者》案例研究之三

把《读者》和陶渊明的诗相比,是因为二者确有相似之处。《读者》在整体设计上注重情性,讲究品位,书卷气浓。淡淡的、儒雅的,和她的＂隐士＂形象非常吻合。从她的栏目的安排、版面的设计,一切都是那么简约自然、清新淡雅。她从内容到形式传达给读者的是和谐一致的文化信息,确有春风拂面,景色宜人之感。     

法国文学取向的中国新文学批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中的“诗”与“散文”观（一）

文学革命倡导与新文学独立发展之间有不同的历史要求,新文学需要向文学审美形态转化与深化,文学批评的审美意识和审美形态建设具有首要的意义。“诗”与“散文”的分裂,是19世纪法国文学引人注目的现象,对“诗”与“散文”及其关系的认识,是法国文学取向的文学批评审美建设的重要内涵。从中可见,陈独秀仅仅建立起了中法文化暨中法文学通道,更体现新文学独立发展意义的穆木天与沈雁冰法国文学取向的文学批评,却起到明显不同的作用：穆木天为‘嗷文化”的新文学注入了‘恃”的内涵,这有助于新文学向文学审美形态的转化,沈雁冰则更表现出对文学革命倡导观的延续和套用,在他的法国文学取向的文学批评中,“散文”与“诗”是截然对立而难以相容的。     

白居易《送客南迁》之“ ”字考

白居易《送客南迁》诗中“飓风子里黑， 草四时青”的“ 草”，一般注家引用前人注解为“山菜”，这是错误的。“ 汉”本义是一种山菜，也表示一种草药“ ”，即“五原之韭”。白居易借此字的形体和读音来表示一种新的意义——“荨麻”，宋人张邦基承用，李时珍《本草纲目》将“ ”视为“荨”的异体字，这样“ ”字就获得了第三个意义：“荨麻”．同时，“ ”和“荨”两字的读音和意义也产生了感染和混同，现代汉字“荨”行而“ ”废，个别字典把“ ”作为“荨”的异体字。诗中“ 草”应为“荨麻”，是一种毒草，这样解释才符合诗歌的整体义蕴。     

“推敲”的原则与途径

当前许多教师在回答“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一联中“推”与“敲”的优劣时，往往以故事的演进、情节的展开为依据，他们认为贾岛的《题李凝幽居》只不过在叙述着贾岛自己一段拜访友人的经历，情节之外所有的诗性因子就这样被他们一一抹杀。其实，《题李凝幽居》的主题应该是突出李凝居所远离尘嚣的岑寂，在创作方式上存在着“妄想揣摩”的可能性，并非一定是其行程的实录。     

“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研讨的局限及反思

“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研讨者对此史观的探讨多集中在民族学和少数民族文学的范围内,没能从史学和文学史应承担的人文精神传递等层面加以审视,使此史观研讨走入了一个“误区”。事实上诸多有关民族问题的论述,在民族学的研究领域中并不能得到认同,因而“弱化”了此史观研讨的理论基础和深度。民族文学研究者的研究亟需走出自身的“圈子”,参与到中国文学研究的言说中。     

《红色手推车》的象似性解析

象似性指的是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自然联系。作为认知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理论,象似性的研究不仅存在于词汇、句法层面,还存在于篇章层面。从认知语言学角度出发,利用语言对客观世界的映射,从语音象似、图形象似、数量象似、顺序象似、距离象似和心理象似六方面重新审视并详细解析《红色手推车》一诗,力证象似性研究在诗歌写作和赏析层面有着非凡的实践意义。     

文艺“民族形式”论争及其对“五四”新文学重新评价的深层根源探析

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国家利益出发进行了民族主义的政治文化转向,在这一背景下,延安开展了文艺“民族形式”运动。对“五四”新文艺重新评价成为“民族形式”论争的焦点,是形成文艺“民族形式”论争思潮的关键因素。对“五四”新文学重新评价的深层根源在于中国文学民族化与现代化的先天悖论,在于文学所属意识形态发生转变的政治历史需求。     

《诗经·大雅·民劳》主旨考辨

《诗经·大雅·民劳》的主旨迄今主要有四类观点。之所以产生这四种不同的观点,根源就在于历代学者对诗中的＂小子＂一词以及诗文本内在逻辑的理解有不同。通过综合考察诗中＂小子＂一词的含义与诗文本的内在逻辑关系,得出两点结论：一、诗中的＂小子＂不是指代周王,而是指作者的同僚。二、作者通过此诗表达了对同僚的殷切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