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江南文化型社会的构成

江南在明清时代形成了一个以艺文、图书、兴学、隐读为地域特色的文化型社会,这是江南自然地理、历史发展和人文化成的必然,显示出明清江南的文化特质和个性,以及明清江南士人的精神趋尚、价值取向、生活内容和生存方式。江南之独特的文化地位也由这一文化型社会的形成而得到确立,成为我国地域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在明清地域文化研究、家族文化研究、文学史研究中,江南文化型社会的形成都是一个极其值得重视的现象。     

浅谈战争在明清江南温病学派发展中的作用

战争作为一种社会因素影响着医学的发展。明清时期 ,阶级矛盾激化导致农民起义和市民斗争不断发生 ,在清代 ,还加上一系列的外来侵略战争。战争中人口密集的军队本身就是疫病的高发处 ,而部队的行军和由此引起的人口南移更把传染源带至所过之处。而因人口南移导致的江南人口剧增 ,为疫病的高发和迅速广泛的传播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 ,由此带来的江南的繁荣 ,也为医学和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提供物质基础     

试论明清江南婚礼消费及其特点

明中叶至清代,江南婚礼消费呈现的奢侈性、僭拟性、时尚性、两极化和亚文化差异等特征,既具有从物质匮乏社会向物质生活相对丰裕社会转型的时代特征,又表现出地缘性色彩。明中叶以降,江南商品经济长足发展是江南婚礼消费之呈上述特点的推进力量。生产决定消费,但消费也刺激生产。婚礼消费作为消费的主要方面,如过热就会造成社会财富的不合理浪费;但另一方面也刺激了江南商品生产,特别是消费性服务业的繁荣发展,增加了就业机会。     

明清江南文学家族女性群体研究综述

明清时期,古代女性文学的发展尤为兴盛,学界多从女性文学理论、文体、地域、家族以及结社等角度对其进行研究,重点讨论了明清时期女性文学的家族群体化这一特征.但这些涉及明清江南文学家族女性群体的研究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需要我们对明清江南家族女性群体进行系统的梳理,勾勒出一个家族女性群体成员血缘和姻亲关系的网络图.在对女性作家作品进行细致研究的基础上,加强关于女性文学生成环境、文学生活、交游活动等理论问题的研究.同时,以开放的态度将家族女性放置于整个江南地域范围内,将家族与地域、社会联系起来,探讨不同文学家族之间女性群体的交游和联系,以及家族女性群体对地域文化、社会文化带来的影响等问题,从更加广阔的角度研究江南家族女性群体.     

明清江南生丝与丝织品的国内外市场及其变化

中国是丝业的起源地,在历史上,丝绸成为中国在世界上的名片,故有“丝国”之称。宋代以后,中国的丝业中心转移到了江南,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江南成为了世界丝和丝织品市场的主要供给者。但是明清时期,江南丝和丝织品的输出情况不断发生变化,到19世纪末,丧失了之前长期享有的支配地位。     

明清江南乡绅话语中的治家文化

刘士林认为,对以务实著称的中国民族来说,由于持续的文化压抑因而它的审美机能是严重匮乏的.在充满苦难、又在苦难中产生出巨大生命热情的江南轴心期,才使得中国民族的审美意识从沉重的政治伦理异化中解脱出来.以礼乐政治为中心的"北国诗性文化",只能看作是一个自身特征尚不明晰的"初级阶段"或"早期状态".朱逸宁认为,自8世纪起,中国的文化中心南移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以江南文化为代表的诗性精神获得了说话的机会,并由此成为中国民族二元精神中的一极.其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晚唐和五代时期的文艺活动.李正爱认为,由于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以及不同主体所采取的生活态度不同,江南民族和北方民族产生了本质的不同.北方黄河文明选择了政治-伦理为其生活理念模式,建立在鱼稻文化基础之上的江南则选择了审美-诗性作为它的生活理念模式.这种有着江南特色的思维习惯和生活习惯,形成了具有独特江南文化气息的一种审美-诗性文化.刘铁军认为,在远离政治中心、疏离国家权力中心的乡村宗族组织中,乡绅成为中国乡村的知识占有者与权威阶层.他们既有公众话语遵循道德伦理的一面,又有私人话语追求精神自由审美的一面.这种有道德伦理与精神自由追求的乡绅话语直接表现在他们的治家文化中.     

文人结社图研究——以明清江南地区为考察中心

文人结社图是文人社团活动的产物,在明清的江南尤为兴盛,其兴盛原因与历来文会传统、社员留名于世的思想有关.另外,江南地区众多杰出的画师也为之提供了优越的先天条件.文人结社图有单人肖像图和群体肖像图两种,而以后者为主要形式.善于突出人物个性,人物神态丰富多样而又和谐统一,以及表现方式带有类型化、模式化的倾向是文人结社图的三大特点.文人结社图记载盛事,扬播风雅,对于提升结社活动的风雅品位、认识社团的组成格局以及解读多文化融合等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明清江南官布之征解

明代每年额定征解江南官布31万余匹,其中苏州府占近45%,松江府占42%强,常州府占近13%。江南官布解运京师,特别是松江府解运三梭细布,后来成为江南最苦的差役,解户负担极为沉重。其征解方式前后经历了复杂的变化,不同的方式给解户造成的实际负担大不一样。清代康熙中后期起,官布采办的地域集中在苏州吴县一地,责成布铺轮值承办,掯勒铺户。其数量,康熙中后期多至30万匹,后来因实际使用量减少,乾隆中后期减至每年五千匹,而嘉庆中期有时会增至10万余匹,但通常在一二万匹,至多六七万匹,道光初年则增至10万余匹,年年如此。明清时期无论官布的数量及其解运方式如何发生变化,其承值应差的性质未曾改变。     

明清江南社会的生动画卷

《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是国内正式出版的第一本社会史碑刻集，共收录５００篇碑文，分社会角色与社会群体、社会生活与社会合作、社会信仰与社会心态、社会问题与社会管理４大类，立体地勾画出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历史的变迁。该书所收碑文大多是首次发表，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明清时期徽商在芜湖的社会活动

徽商是活跃在明清商业舞台上一支重要的力量,其足迹遍及国内外。明清时期的芜湖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运输等条件,吸引了大量徽商前来。极富“儒商”特色的徽商凭借雄厚的资本,积极参与当地建桥、修建会馆等社会慈善活动,为商业发展营造了良好的贸易环境。同时徽商在芜湖的社会活动推动了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维护了当地的社会秩序,也加速了与当地居民的融合。     

论明清江南节日消费及其经济文化意义

明清,特别是清代的江南,节日消费品市场已初步形成,节日经济现象初露端倪,并形成独特的节日文化。明清江南节日消费需求旺盛,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日常消费品与节日消费品的生产和供应,有利于形成消费品的规模生产和特色消费品的培育;同时也有利于长途贩运贸易和全国市场的整合。节日消费活动还具有增加就业、丰富人民精神生活的积极因素。某些节日消费习俗积淀成具有特定地域的节日文化,至今仍然有值得借鉴的价值。     

从“苏湖熟、天下足”到“衣被天下”——明、清时期江南地区资本主义萌芽的发生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从粮食生产基地转变为以丝绸业和棉纺业为主体的纺织业生产基地,促进了商品经济活跃,形成了立体的市场体系.小城镇和大、中城市大发展,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导致了社会的大变革,文化的大发展.但终因萌芽只发生在局部地区,在封建主义的强力压制下,没有能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发生,江南地区还是站在现代化的大门之外.     

论“士匠结合”的明清江南私家园林叠石

明清江南私家园林叠石文化达到了中国古典园林叠石文化的最高境界,是中国古典园林文化的精髓。思想派“士人”在叠石意境层面,通过著作、绘画创作来注重文人画意、文人画理和文人画境;技术派“匠人”在叠石实践层面取法山水画,不断提高自身叠石技巧。思想派“士人”与技术派“匠人”有机结合,创造了独树一帜的江南私家园林叠石文化。“士匠结合”不断发展,形成专业化、系统化的队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类似现代设计团队的职能。     

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溺女问题初探

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地区溺女成风,无论是官府的禁止还是民间的劝诫,都不能阻止溺女风气的蔓延。其原因在于:经济拮据,抚养维艰;陪嫁丰厚,无力支付;贵男贱女的观念作祟。溺女导致了男女比例的失调,从而产生了一些社会问题:许多男子不能婚配而鳏居终身,引起了社会的不安定;助长了买婚卖婚的风气;抑制了人口的自然增长。     

明清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土地利用

我国明清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土地利用状况是自汉、唐以来人地关系日益尖锐的结果。文章在分析了当时土地利用方式的基础上 ,进一步对形成土地集约化经营趋势日趋明显的原因进行了论述 ,并从明清时期的土地利用得出启示 :我国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必须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明清时期太湖地区的蚕桑业发展及其原因

明清时期在全国蚕桑业普遍衰落的情况下 ,太湖地区的蚕桑业生产却得到了长足发展 ,种桑养蚕已成为当地农民的重要生产活动和经济来源。这一时期蚕桑业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 ,1 8世纪前蚕桑业仅局限于太湖以南和苏州府的部分地区 ,1 8世纪后 ,扩大到太湖以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巨大的经济利益、国际国内不断增长的需求及便利的地理位置是明清时期太湖地区的蚕桑业生产蓬勃发展的原因     

明清时期的官方理学和非官方理学

我国明清时期的统治思想是程朱理学。但在理学中,又有官方理学与非官方理学的区别。官方理学是以明代薛瑄、胡居仁,清代熊赐履、李光地等人为代表的理学,其学与权力、利禄相结合,在理论上日渐僵化。非官方理学是以明代罗钦顺、王廷相,清代顾炎武、王夫之等人为代表的理学,其学对程朱均有所批评,富有理论的创新性。在明清,官方理学与非官方理学都批判心学。对他们来说,心学无疑是异端之学。     

明清时期的镇江商业

镇江因长江、运河之利,商业向来发达.明清时期,镇江地处江南两大经济中心--苏杭和南京之间,商业发展受到发达的江南商品经济的辐射和影响,镇江发展成为"舟车络绎之冲,四方商贾群萃而错处"的区域中心市场.中转贸易、米粮业、丝绸业、木材业和水上客运业是明清时镇江商业的主要组成部分.作为区域中心市场,明清时期的镇江商业在江南商业经济中占有一席之地,但由于中转贸易的特殊性、本地商品生产水平和手工业水平的限制,与苏杭、南京等商品经济发达的商业都市相比,镇江商业水平逊色不少,影响了近现代镇江商业经济的发展.     

明清时期广西少数民族地区交通发展略析

交通对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及促进民族间交往融合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明清两代广西民族地区交通状况得到较大改善,各地水陆道路开通,桥梁、渡口兴修.这一时期广西民族地区交通的发展有其鲜明的特征.交通的改善和发展促进了广西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进步及民族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