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常州词派的比兴理论

从宋元至明清 ,于词坛提倡比兴理论者不鲜其人 ,但似乎只有在常州词派产生后 ,比兴理论才形成声势 ,其原因不在于常派理论的本身 ,而是来自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力量 ,当然在常派比兴论的发展中 ,除了具有时机性的特点外 ,还具有批判性和通变性的特点 ,这几方面的作用才使常派比兴论“渐盛”并产生深远的影响。然而从常州词派的理论与创作实践来看 ,其历史的局限性也是比较明显的 ,对此应有所认识。     

论常州词派“比兴寄托”的说词方式

“比兴寄托”是常州词派提出的一种总体的说词方式 ,其中蕴涵一些极为丰富、极有价值的文学接受思想。但这种说词方式在常州词派主要理论家那里却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与完善的过程。在张惠言那里 ,“比兴寄托”的说词方式尽管赋予了读者参与作品意义重建的权利 ,但由于其浓重的政治教化倾向而显得牵强附会。张惠言的后继者周济进一步承认了读者对作品进行自由解说的权利 ,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张惠言以忠贞美刺之义硬性比附作品的弊病。常州词派的理论重镇谭献则完全跳出张惠言仅仅就词作本身进行笺释 ,把逐字逐句的牵强比附视为作品原意的窠臼 ,将解释词义的主动权交给了读者 ,从而使常州词派“比兴寄托”的说词方式显得更为圆润通达     

张惠言的词学理论与常州词派的开创

［摘要］张惠言的词论成就在于提出了“意内言外”、“比兴寄托”说,并标举温庭筠词为典范。比兴寄托创作理论的提出与他援引诗教说词、他的治经方法和清初词论家的尊体途径有关。其创作论重视寄托之意、其鉴赏论重视阐释发挥,推尊词体,尤其是推崇温词,引起了争议。但从接受美学重文本意义角度看,他的鉴赏词论可备一说,其弊端是将阐释的多种可能性局限为一种;从知人论世角度看,温词也并非全然不具寄托品格,只是不能坐得太实。虽然词论偏颇,但适合了表达特定时代情感的需要,适合了既推尊词体又避免文字狱的需要,加上常州词派的内部继承和发展,使其终成清代最大词学流派。     

论常州词派妇女词的艺术风格

当常州词派盛行清朝时,常州出现了一支不可忽视的女词人群体,她们的词作艺术性较强,艺术风格以"幽怨凄丽"、"哀感顽艳"为主流.如庄盘珠的《秋水轩词》.这一风格的形成,与女词人的生平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些女词人中,悲剧性命运有着一定的普遍性,她们多数遭遇坎坷,命运多舛,所以词作大多凄婉、柔丽,女性化特征较强.     

浅论常州词派的读词方式

文章认为,常州词派历代词人的读词方式有其内在的继承性。具体看来,张惠言以比兴寄托的方式读词;周济以寄托的方式读词;谭献以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的方式读词;陈廷焯以沉郁的方式读词。且这种读词方式的产生主要归因于词学本身和当时的社会背景。     

论清代常州词派妇女词的题材

清代以前的妇女文学题材大都比较狭窄 ,然而在清代常州词派女词人的笔下 ,作品反映的内容大大丰富了 ,有关心时局 ,反映时代盛衰的 ,有描写战乱带给人民的苦难 ,向往和平生活的 ,有要求人格独立、个性解放的 ,也有用于亲友之间交往的。     

论清代常州词派妇女词的繁荣及其原因

清代常州词派出现了妇女词的繁荣。清代女性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注重才智,另有家学的熏陶,提高了家族中女性的文化素养;发达的学术、独特的学风,以及常州词坛的繁盛,为清代常州词派妇女词的繁荣提供了良好的文化氛围;常州文人对妇女创作的褒奖,也促进了常州词派妇女词的繁荣。     

论张氏四英词及与常州词派的关系

张氏四英是常州派女性词人群的代表.她们生于书香门第,长于文教兴盛的常州地区,受到良好的传统儒家教育.她们的词作是情志的自由抒发,既有女性的自觉意识,也寄托了儒家传统的积极用世精神.其词笔秀逸,得碧山、白云之神.她们以创作实绩有力地实践了常州词派的理论,为我们全面认识常州词派提供了另一种典型.     

试论清末常州词派词论的文化自救意识

身居清王朝危机和以偏家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危机的交叉点上,清末常州派词人表现出了强烈的文化自救意识.尤其表现在词这一领域里,即极力将词纳入儒家文化的轨道,使之成为儒宋文化自救的一种载体.它既有一定的学术渊源,又有自身的特点,并通过一系列有目的的理论引导来实现.它有增加词参与现实的力度与深度的一面,但毕竟是一朵行将枯萎的末世之花在绝望中的自我挣扎,无法完成自身所属文化的更新.     

常州词派的早期创作对张惠言词学理想的继承与拓展

文章以常州词派的早期创作为研究对象,试图证明张琦的词学创作继承并发展了张惠言"深美闳约"的美学追求,使"深闳"和"美约"不仅分植于"意""言"两个层次,并且水乳交融为统一的美学结构;在二张歙县弟子的创作中更存在着一条"问途碧山",以"意内言外"的美学结构求得上述美学效果的普遍路径。这一努力使得常州词派找到了理论与创作的契合点。     

论以意逆志对常州词派词学阐释学的影响

孟子"以意逆志"说对中国古典诗学阐释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并辐射到词学阐释学领域,清代常州词派的词学阐释理论就是导源于这一阐释传统的.通过考察常州词派的词学阐释理论,发现自其创始人张惠言至谭献等人之间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他们逐步完成了将"以意逆志"之"志"由"作者之意"向"读者之意"的转换,最后将阐释的主动权完全交给了读者,给读者理解文本以充分的自由,推动了中国古代文学阐释学理论的发展.     

嘉道时期常州词派的组织形态

某个文学流派在诞生之初的组织形态、存在面貌对该派文学风尚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在常州词派形成过程中,师徒传承是该派词学思想得以发扬和延续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将词人联结起来的重要纽带之一;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友朋之间的交往切磋,它从内部和外部共同影响着常州词派的形成和发展,甚至为常州词派的未来衍变埋下了具有预示性的因素。     

略论况周颐对常州词派词学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晚清四大词人之一的况周颐,其词学思想脱胎于常州词派。其词学论著《蕙风词话》在宗法取向、推尊词体、比兴寄托、意内言外诸词学持论方面,鲜明地体现出对常州词派词学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论清代常州词派女词人的家族性特征及其原因

当以张惠言、周济为代表的常州词派盛行清朝时 ,常州地区出现了一支不可忽视的女词人群体。她们中许多是姐妹词人、母女词人、夫妻词人、妯娌词人、姑嫂词人等 ,具有很明显的家族性特征。形成这一特征的原因主要有 :1.清代常州学术发达 ,有重家学的传统 ;2 .母教的传统 ,促进女子成才 ;3.闺房唱和 ,扩大女词人的影响     

论清初毗陵词人群对常州词派的影响

清代词学领域里,常州词坛可以说是独树一帜。早在清初,就出现了以邹祗谟为首的毗陵词人群,人员较多,词作颇丰,是开启清词中兴局面的一个重要地域性词人群体。他们为后来兴起的常州词派提供了丰沃的词学环境。另外,在词学理论上,清初毗陵词人已开启了尊体、寄托、重学的先导,对常州词派影响深远。     

词派统序与郭麐的词史沉浮

本文通过对嘉道时期郭麐与后期浙西词派、常州词派的关系梳理,窥视后期浙西词派对郭麐“性灵”词论和白描作词手法的继承,并对郭麐的新变有所调整,融入常州词派比兴寄托的词学主张;郭麐与常州词派的争议主要来自于内容主张“自抒其襟灵”而非“以忠孝立意”,表达方式主张写“胸中所欲言之意”而非“若隐若见,欲露不露”的含蓄。后期浙西词派对郭麐的新变接受和改进在创作和实践中与常州词派的融合起着一定的过渡作用。     

常州词派7家题画散文72篇述论——《清代诗文集汇编》过眼录

文章以近年来大型古籍整理成果《清代诗文集汇编》为考察依据,梳理出常州词派主要作家左辅、恽敬、张惠言、陆继辂、李兆洛、董士锡、谭献7家所创作的72篇题画散文作品。常州词派作为有清一代具有重要影响的强调寄托的文人群体,题画散文作品成为他们抒发儒家理想、与论词依据"温柔敦厚"的"诗教"一脉相承的不二法门。     

论谭献词学“正变”观及其对常州词派的推进

谭献词学的“正变”观念是对周济“正变”观的一种反拨。不同于之前学者讨论词学正变多从词体发生的角度立论,谭献更注重词的功能。他认为词是古代乐教的重要载体,故而,言志之词是为词的“正声”,永言之词是为词的“变声”。具体而言,表现手法疏越、显豁之词为“正声”之词,表现手法含蓄、婉丽之词为“变声”之词。谭献不仅以其“正变”观建构唐宋词史的体系,而且用以建构清词史的体系,这体现在他的《复堂词录》和《箧中词》两部词选中。     

《茗柯词》变相《风》、《骚》创作意格--论清代常州词派代表张惠言的创作实践

张惠言是清代常州词派的开创者,他以传统儒家之"忠爱悱恻、不淫不伤之旨"为其词学理论基础;以<风>、<骚>的文学精神为其创作典范"感士不遇"而又"主文谲谏",寻春惜春,以立意为本,咏物抒情,重比兴寄托.主张崇比兴,区正变,知尊体.张惠言的<茗柯词>基本上体现了他这一词论要旨.     

清代词学中的“雅”与“艳”

“雅”与“艳”是一对联系紧密的词学概念,具有丰富的词学意蕴。就词史观之,晚唐五代至北宋词以抒写艳情为主,北宋末年出现了辨别“雅”与“艳”的观念,南宋词以崇“雅”黜“艳”为主要特征,元明词回归艳词的传统。清初本事词因寄寓了词人与其心仪女子的真挚感情,由而脱去寻常艳词的淫亵与庸俗,可谓艳词的自赎。浙西词派主张去“艳”而归“雅”;常州词派引入变雅之音与哀艳之情,为清词的“雅”“艳”观提供了新的阐释空间。浙西词派和常州词派均提出“雅而不艳”的观点,但对其不同的阐释成为浙、常二派的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