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现代性反思

现代性的发展潜力完全失效了么？关于人和社会价值理想的现代性并不意味着失效,而是更加鼓励人们重新审视自我、面对现实、设计未来。当人们赖以实现理想的途径遭到质疑的时候,马克思对现代性问题的超越．无疑为现代性健康发展提供了明确指向。     

中国特色的现代性路径：选择、延展与反思

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建构“尚在路上”,虽然在现代性的构建和生成过程中,会引发一系列“副产品”,但中国若“终结”现代性进程,则弊远大于利。认识和反思中国特色的现代性路径,在继承和开发传统中生成“现代性”,扬长避短,对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可持续发展很有意义。     

梁漱溟法治思想的现代性解读

梁漱溟的法治思想是籍由如何使西式的法制法意与中国的人生人心相沟通基础上产生的,其宗旨是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内涵,建立一种符合国人人心和人生的法治文化。随着国民构建和谐社会意识的日渐强烈,法的人文关怀呼声愈来愈响,梁漱溟法治思想的现代性日渐彰显。全球化语境下,中国面临的任务是重塑法的灵魂,使法律同道德精神一起成为全社会的价值观念,最终使中国融入世界性现代文明体系。为此须跳出法治思想的常规概念及通行逻辑,将梁漱溟法治思虑中隐含的人文关怀精神重新置入当代世界文化视野中予以再分析,从而探索出一条既符合国情又能与国际接轨的法治新路径。     

现代性视域下中国法律现代化的文化阐释

当西方社会已进入对现代性的反省与批判之时,中国又当如何应对自身的法律现代性问题？只有清晰界定＂现代化＂和＂现代性＂的概念及其相互关系,从法律文化的视角将法律的现代性从不同＂语境＂中剥离,并采取＂多维整合＂的研究方法展现法律现代性的基本维度和属性,才能正确诊断中国法律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问题的症结,发掘中国法律现代化的内在动力,从而改变中国法律发展进程中一贯的被动局面。     

现代性反思境遇下的私法文化精神重建

私法文化精神体现着现代性的价值信念和精神诉求,随着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私法文化精神也发生了重大转向,尤其是法律理性的反思切换、权利自由主义精神的深度嬗变和法律人格的重新定位。因此,必须以这一当代反思重建走向为参照,积极培育中国的私法文化精神,从而推进法治进程。     

现代性:来自吉登斯的观点

现代性是古典时期社会学家的一个主要论题,但对于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而言,检讨与审视西方的现代性学说还是相当有必要的.现代西方现代性理论中以吉登斯的观点最有代表性,本文从现代性的特征、后果,以及现代性与全球化、传统、后现代性的关系等几个方面介绍了他的观点.     

技术与社会：现代化与现代性反思的基点

不同于李约瑟发掘中国传统技艺的科学基因而主张技术自然进化的西方道路,白馥兰看到了传统技艺的社会文化意涵。不同社会与文明的技术都有自主建构的一面,军事、经济竞争压力与技术对话,影响着技术自主建构的空间尺度与强弱程度。近代中国在军事、经济竞争压力下,技术与社会的双重转型成为现代化的重要特征。目前,现代化已成为历史潮流与全球话语,但部分西方学者认为,技术从社会中脱嵌使得现代性充满危机,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与布鲁诺·拉图尔旨在反思现代性,使技术重新嵌入社会。基于中西古今经验,中国式现代化要构建技术与社会互嵌的学术话语与制度体系,技术引进要适应社会语境,技术创新及应用要兼顾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技术治理要重视民主化议程。     

徐复观对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反思

现代新儒家对现代化与现代性问题的反思 ,并不存在什么“反现代化”的问题 ,而是对以西方近现代文化为标本的全球性现代化运动所带来的现代性问题作一种深度的反省。徐复观典型地体现了现代新儒家在这方面的成就。他认为 ,“现代文化的性格”的弊端在于 :只重视和发展“科学世界” ,而忽视和拒斥了“价值世界”。现代人的“价值世界”的失落 ,最为凸出和最为关键的 ,是“思想”的困境与危机 :“科学世界”的过分膨胀所起的整合———异化作用 ,使现代化时代成为了“不思不想的时代”。他进而对中西文化的价值作了新的衡论 ,主张从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中 ,发掘出那些西方近现代文化所缺乏而又必需的生存智慧 ,以改善两个世界之间的紧张关系 ,使现代人类走出现代性的生存困境     

法治的精髓及领导工作法治化探析

法治的精髓是正确处理法与任何权力的关系,法不只是工具,同时是权力的本源。法治的目的是排除个人或集团的武断,实现形式是对传统、科学和民主的尊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内涵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亦即三者的平等关系。法治是一种国家制度,也是一种领导艺术,是总结实践经验、促进班子和谐、改善干群关系的重要工具。     

法治精神与法治理念的运行实践

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更新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继续推进改革开放进程中必须解答的重大问题。在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中必须树立合作协商的美德、保持相对的社会均衡性、发挥教育的先导性;更新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关键在于深化法治实践、增强法治主体的高参与度、实现法治根基的本土化。     

和谐社会与法治精神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和谐”与“法治”密不可分,构建和谐社会首先是要构建一个法治社会,而构建法治社会之前提则又在于培育法治精神,因为没有法治精神的法治社会充其量只能是一个法制社会,根本没有和谐可言。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命题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置于同一体系之中。一体建设可以从逻辑前提、运行机理和路径选择三方面展开,一体建设的逻辑前提是在同一体系下厘清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内涵,一体建设的运行机理需要探求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三者的逻辑关联和重心定位,一体建设的路径选择主要表现为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     

论法治的现代化与政治的民主化

纵观人类法治发展的历史,法治的现代化过程也是政治的民主化过程。现代法治的本质是政治民主,民主政治是现代法治的政法基础。法治的现代化进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的民主化水平。我国的法治现代化与人民代表大会制这一根本民主政治制度密切相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越于“三权分立”,但还不完善。关注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研究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     

论社群主义权利观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启示

社群主义权利观主张共同善优先于个人权利,是对自由主义权利观批判的产物,有其特殊的历史与现实背景,本身没有普遍的意义,但其理论观点却对当下中国法治建设的有关权利立法、法治形成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法治与德治思想融合发展的历史溯源及启示

中国的法治思想和德治思想最早均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二者相争、相抗又相互融合于每一历史阶段的治国方略中.在西方,法治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道德因素,以达法律道德、正义平衡.通过对中西方古代政治思想的简要比较,法治与德治在逻辑上的互补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在认识论的层面,对理解我国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方略有着重要的意义.     

法治视域下和谐高校的三重维度

法治视域下高校三重维度,关乎高校的和谐发展,具有探讨的现实意义。     

民族习惯与法治目标

多民族的中国选择法治已是必然趋势。那么,作为法律渊源之一的习惯以及民族习惯,将如何迎接法治的选择或融合、其融合有无可能性,这是建构法治国必须考虑的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民族习惯概念、特征及部分现象的解读,将其作为少数民族族民的事实上的行为规范予以阐析,探寻其与法治融合的切入点,并提出二者对接时应充分予以考虑的因素,完成二者的真正融合。     

论法治的文化基础

任何制度都是特定精神和文化的载体。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未能走上法治之路,不仅仅是政治认同问题,关键在于法治文化基础的缺失。面对中国在法治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通过政府推动的方式加强道德建设,转而致力于社会文化底蕴的塑造,以及更深层的社会心理、观念的变革,是一条中国特色的法治现代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