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新诗“绘画美”原则的质疑

“绘画美”是闻一多新诗格律化的三个原则之一。文章通过对“绘画美”和“格律”两个概念的剖析,从两个方面对这一原则提出质疑:一是质疑“词藻”作为“绘画美”特征的合理性;二是质疑“绘画美”作为新诗格律的可能性。在质疑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结论:“绘画美”原则从概念的定义上是不科学的,从范畴的归属上是不属于新诗格律的范畴的。     

闻一多与新诗的“标准化”

适度的艺术形式的“标准化”要求 ,应是新诗进一步的、具有“突围”意义的艺术发展的必由之路。闻一多可以说是致力于新诗“标准化”探索的第一人。他有着高度自觉的新诗文体观念 ;他的形式实验注重“充实的内容”和“天然的整齐的轮廓”的有机统一 ;他的关于新诗艺术形式的一些构想 ,直至今日仍然是“最先进的考虑”。     

试论“创造“诗派的新诗绘画美(续一)

“创造”诗派在诗歌语言形象的色彩表现方面 ,做了很多积极的探索。他们比较注重诗歌语言形象与诗歌情绪的色彩感应 ,诗歌中的色彩运用体现了强烈的时代精神和鲜明的艺术个性 ,从而丰富了新诗“绘画美”的美学追求 ,增强了新诗的艺术表现力     

试论“创造”诗派的新诗绘画美

“创造”诗派是一个兼具现代主义特色的浪漫主义诗歌流派。属于后期创造社的几位“创造”诗派青年诗人,有着更明显的现代主义倾向。他们的艺术活动,更大规模地综合了不同门类的西方现代文学艺术的交叉影响,在新诗绘画美的表现与追求上,显示了更为鲜明突出的艺术个性。20世纪20年代中期创造社“革命化”以后,“创造”诗派的新诗绘画美又呈现了新的艺术风貌。     

多彩意象与斑斓色彩的交融——论闻一多诗歌绘画美

诗是语言的画,闻一多提出诗歌的绘画美,这里绘画美不仅是词藻的运用,更是意象使用的妥帖和色彩运用的契合。诗人对意象的选取、色彩的使用无不透露着诗人对生活的理性透视。文章将从诗人民族化意象的选取中透视其民族化的色彩,再从色彩与意象的糅合中窥探诗人作品的绘画美。     

试论“创造”诗派的新诗绘画美(续二)

“创造”诗派是一个兼具现代主义特色的浪漫主义诗歌流派。属于后期创造社的几位“创造”诗派青年诗人 ,有着更明显的现代主义倾向。他们的艺术活动 ,更大规模地综合了不同门类的西方现代文学艺术的交叉影响 ,在新诗绘画美的表现与追求上 ,显示了更为鲜明突出的艺术个性。 2 0世纪 2 0年代中期创造社“革命化”以后 ,“创造”诗派的新诗绘画美又呈现了新的艺术风貌     

闻一多诗美文化管窥

闻一多诗美文化管窥王木青关键词闻一多，一与多，诗美文化，三美一运筹艺术规律的巨擘闻一多，名家骅，号一多，又名多。它具有深邃的哲学意义。它不仅标示了闻一多的灵性、品格，而且表现了他那善于洞察艺术辩证法的高超能力。一与多是对立统一的。黑格尔说：＂一就是自...     

论闻一多对新诗神秘美的构建

闻一多在现代诗学史上最早肯定了“神秘元素”在诗歌中的重要作用。他从理论上揭示了“隐”即“兴”、“象”与西方诗歌“意象”、“象征”的内在联系,努力寻找中国传统诗学与西方现代诗学之间“对话”的可能性。在创作实践中,他运用创造梦境与幻象、意象与象征、死亡意象与氛围等,给诗带来了神秘美的特征。《奇迹》一诗在神秘的意象中表现了热烈的、爱的精神世界。“神秘美”的探求与“三美”的主张一样成为闻一多对新诗现代性探索的重要贡献     

中西艺术结合产生的宁馨儿——闻一多新诗理论简论

针对早期白话诗存在的问题闻一多提出了以"三美"为基础的新诗格律化的主张,来实现新诗形式的规范,这一主张的提出根源于闻一多所持有的"非功利性"的文学自觉,同时他较早地实现了"世界性与民族性"相互统一的文学观念:主张在中国传统文化土地上创作"中西艺术结合后产生的宁馨儿",对于今天的文学依然适用。就总体而言,闻一多的诗论为中国新诗乃至整个中国新文学进行了良好的理论探索。     

闻一多新诗与中国古代诗歌的联系

闻一多对待中国古诗的态度 ,不同于文学革命的倡导者及其反对者 ,主张精神继承传统 ,技巧无妨西化。他的诗承继传统诗歌的爱国气节和维护人格独立与尊严的精神。文章将闻一多诗歌理论与古代诗论作比较研究 ,阐明闻氏诗论的渊源 ;将闻一多诗与古代同类题材诗比较 ,阐明其相通之处 ;将闻诗与李义山等人诗词的词语作比较 ,阐明闻诗在诗化语言方面所作的特殊贡献。     

论闻一多新诗格律的民族化建构

闻一多提出要对中国新诗进行民族化建构。所谓“民族化”,意指对古典文学传统进行现代的转化。闻一多根据中国律诗和西方格律诗的内在契合,进行格律重建,创建了新格律诗理论。本文从音乐美、建筑美、绘画美三个方面论述了闻一多对新诗格律的民族化建构。     

闻一多新诗“诗质”论和“诗形”论的矛盾性

闻一多的新诗“时代精神论”和“新诗无边界论”的“诗质”论直指新诗本性,使新诗与旧诗相区别。是至今仍极有价值的论说。闻一多的“三美”论有相当强的“复古”意味,“音乐美”违背了白话内在的韵律特点,“绘画关”重走新诗初创期弱化诗质文白夹杂的老路,“建筑美”背离了新诗自由的天性。闻一多“三美”的“诗形”论是不成熟的理论建构,且与他的“诗质”论相冲突,这种欠缺和冲突,也恰恰反映了闻一多对新诗文体的深刻认知。     

飞扬与静观——闻一多与废名的新诗批评比较

闻一多与废名都是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诗人、学者、作家兼诗评家。闻一多直接参与了五四时期的诗歌创作和评论,持续到1940年代;1930年代的废名身为北大教师,选择了十余位现代诗人作为讲课内容,鉴赏新诗,提出新诗批评标准。在中国现代诗歌批评史上,二人都有其独特贡献。对比二人评诗观念、标准、风范及在文学史上的影响等,可探究他们诗歌批评的价值,以及对中国现代诗歌批评的推进作用。     

五四新诗语言探索的典范之作——论闻一多新诗的语言特征

闻一多是五四时期新诗语言探索的杰出代表.闻一多新诗语言的特征,首先是杂糅的词汇,既有日常白话长处,又有传统诗语的优点;其次是浓密的词藻,色彩斑斓的语言呈现出意象密集、浪漫抒情的情调;再次是复杂的句式,基本的追求就是主张散文句式进入诗歌,追求诗歌语言表达的明晰性和准确性;第四是诉说的调子,改变了传统诗歌吟唱式调子,呈现出现代诗格调和说话式节奏;闻一多新诗语言是初期新诗语言探索的重要成果和典范.     

"东方色彩"的自觉追求与建构--闻一多诗美实践与诗学理想再阐释

在中国新诗以“欧化”为“现代化”的转型期,闻一多因追求“东方色彩”而与时代主潮产生疏离。美国的新诗运动是促使闻一多审美潜意识中的“东方色彩”得以彰显的契机,但二者却有深刻的审美差异;尤其是进入现实语境后,“东方”更呈现出“他者化”色彩,闻一多以自己的诗歌构成对这一现实东方形象的逆向书写。就中国新诗发展的整体态势而言,闻一多这种偏向于“东方色彩”的诗美实践和诗学建构既有纠偏的一面,也呈现出自身的偏颇。     

早期新诗坛的第三种力量——论闻一多、梁实秋的早期新诗批评

在早期新诗坛的力量格局中，胡适系诗人和后起的郭沫若都掌握了不小的话语权，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在这个相对平衡的格局中，闻一多和梁实秋的早期新诗批评则试图开辟男一方天地，对早期新诗的相关议题作出较为平实的思考，从而构成了早期新诗坛的第三种力量。     

论民国新诗与庄子本体“一”之关系——以郭沫若、朱湘、闻一多、废名为中心

民国时期的新诗与庄子哲学思想体系的本体“一”有着密切关系,这种关系尤其体现在郭沫若、朱湘、闻一多、废名的新诗中。不过,尽管都是借庄子的本体“一”阐发淑世理想,它们却凸显了这些诗人不同的认知理路：郭沫若在吠陀经典与盘古神话的影响下,将庄子的“丧我”语义置换为“大我”;朱湘对古老神话叙事进行消解,勾勒出庄子“真宰”的本体与分化双重特征;受西方基督教的原罪观和中国民间传说的合力牵引,闻一多对庄子本体“一”的书写寄寓了智识分子陷入“一”和“二”的精神困境;废名则在冥想人生、文明与战争之关系中,努力揉合佛、道的种子学说,进而实现自利、利他的“归一”。总之,诉诸“以庄入诗”的诸多方式,民国诗人们贡献了新诗领域里一块独特的文化版图。     

被遮蔽的承传——“五四”时期新诗与传统的关系探察

“五四”时期新诗与传统的关系一直被打上“断裂”的标记。事实上,新诗从未真正与传统决裂,外在的断裂不过是特定历史阶段采取的文化策略与姿态,断裂的暂时性、局部性与外在性并未截断新诗与传统的内在关联,新诗创作、诗学观等依然不自觉地承传着古典诗传统。内在的承传虽然处于被遮蔽的隐性状态,但这股潜流无疑对新诗当时和其后以至未来的发展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译名与诠释 ——重审闻一多的格律诗理论

胡适称之为"偶然之偶然"的"新诗",是近代中国社会普遍的精神运动的结果,其初始的动机与动力,远不只是关于审美的,甚至主要不是关于审美的,对此的诠释与自我诠释,同样多元而丰富,很难用任何一种"绝对的开端"予以简单描述。闻一多发表于1926年的《诗的格律》,将通常译为"形式"的英文"form"一词译为"格律",并以此作为诗之为诗的根本,这是一种有意为之的"误读"。闻一多的新诗格律理论,与他本人的写作和翻译实践有高度的一致性,看似吸收了西方文学中的格律诗理论,实际上更像是他此前研究过的中国古代律诗观念在现代的演绎。冯至践行象征主义诗学,其浪漫与象征的互照互释,彰显了"象征诗学"的浪漫之维,他将浪漫诗人诺瓦利斯称为"游戏诗人",将浪漫世界营造为"游戏式的严肃",从而看透了宇宙象征体系之中那些幽暗玄远的意义。以诗体探索与文体建构为媒介,冯至完成了"象征诗学"的建构,为中国现代文艺与文艺思想添加了别样的韵味与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