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魏晋南北朝齐鲁史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重史之风十分浓郁。众多齐鲁学人以治史作为自己的名山事业,其经世精神突出表现在对现实政治的维护上,他们深谙利用史学来维护门第的奥妙。"直书"与"曲笔"这两种截然对立的治史方法,表现得尤为鲜明,而曲笔之风一时更炽。这一时期,齐鲁史学家几乎都是文学家,受文学思潮的影响,史文语尚华丽,浮词艳语连篇,不能很好地表达史义,这是传统史学"尚文"思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走向极端的表现。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山东移民与文化变迁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山东地区成为当时移民大潮最主要的发源地之一。山东地区人口的大规模迁出和迁入,不仅对山东区域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形势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引发了当地文化风貌的重大变迁。其中最显著的影响表现在儒、释、道三教的发展流变及其地位的升降变迁上。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山东地区文化世家的外迁和佛教的冲击引发儒学传统的衰落。(二)山东地区文化世家的外迁和北方人口(尤其是少数民族人口)的迁入及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促进了佛教在山东地区的蓬勃发展。(三)山东地区文化世家的外迁和佛教的兴起,使道教的发展较之佛教的发展相形见绌。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宗族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宗族强盛的时期。宗族组织的主要形式有士族地主经营的封建庄园,以宗族为核心的流民集团及由族长控制的武装坞壁。宗族观念有三种主要倾向：重门第轻才德,重宗族轻个人,重孝悌尚复仇。宗族内部的凝聚力,源于同居共财的经济生活与保持优势的文化传统。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

如果认为先秦时代,是中国历史学的萌芽时期,那末,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代,则是中国历史学的成立时期.特别在魏晋以后,私家修史盛行,大量史籍涌现,史学地位空前提高,从而摆脱了附庸于经学的地位,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这一时期,史学地位的提高,有两大标志.一是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奉诏整理图书,从而编成了我国第一个图书分类目录—《七略》,将图书分为文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伎六大类,唯独没有史学这一类.在这个分类体系中,史书被附在文艺略的春秋类之末,史学处于经学的附庸地位.这种现象周予同先生称之为“史附于经”.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仍采用刘歆的图书分类法,这是因为当时的史籍数量,体裁种类,才刚刚出现增长的趋势.恩格斯说:“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法中,史书没有单独列为一类,不是史学大师班固的疏忽,而是时代条件的限制.至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荀勖的《中经新簿》,第一次改变了汉代把史书附于《春秋》之后的图书分类法,将群书分为甲、乙、丙、丁四部,分别代表经、子、史、集.这是经史分家,史书摆脱了经学的附庸地位,史学成为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东北地区

中国古代的东北地区,东濒鄂霍次克海和日本海,西至大兴安岭山区,南起辽东半岛,北迄外兴安岭北麓。东北地区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东北各族人民都是中国人,在中国统一时期如此,在中国分裂时期依然如此。本文是对我国东北地区自上古至清代中叶以来和中原内地的关系问题作一历史述略的第二篇。文章拟就中国历史上的分裂混乱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东北地区的历史,来论证如下两点:一,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大小各族都是中国境内土生土长、相互依存的民族。各族居住生息的地方,无论中原内地或边疆区域,都是中国的领土。二,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斗争和融合,纯属中国的内部事务,根本不存在什么“异民族统治中国”的问题。分裂时期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户籍制度

魏晋南北朝的户籍,可分为普通民户户籍和特殊民户户籍两类。普通民户主要包括地主、农民等,他们归州郡管理。占国家人口的大多数,特殊民户主要有兵、僧尼、奴隶、杂户等,他们的户籍和普通民户不属于一个系统,国家统计户口,一般不包括这些特殊身份的人。     

魏晋南北朝时期歌谣的传播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歌谣是民众生活与思想实践的直接反映,是民众对政治和社会问题的看法和呼声,是民众参与社会政治的一种特殊公众舆论。歌谣的社会舆论功能,必须通过传播才能够实现。魏晋南北朝歌谣的传播主要是通过个体传播和群体传播来实现的,其具体的形式则有口耳相传、题壁、歌诵传唱和呼告传播等多种。同时,魏晋南北朝时期民间盛行的歌舞之风等社会文化和心理氛围也促进了歌谣的传播。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科技价值观

以实用和功利为目的的工具理性价值观一直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科技价值观的主流。在分裂动荡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不仅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出一派异彩纷呈的景象,而且科学技术领域也获得了全面的发展,涌现了一大批著名的科学家以及优秀的科学成果。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许多科学家进行科学探索时,注重穷根究源的理论探索以及发掘科学自身的美与价值,呈现出一种为科学而科学以及追求科学自身价值理性的科技价值观。工具理性的科技价值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依然盛行,与价值理性的科技价值观并驾齐驱,各领风骚。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语言哲学思想

魏晋南北朝时期关乎语言的哲学思想异彩纷呈，独树一帜。王弼具有鲜明工具主义倾向的言不尽意论，不仅是魏晋玄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而且逐渐渗透到谈坐论辩、文学艺术、经籍训诂、文字研究、佛经翻译等广泛领域，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语言范式和方法论原则，影响极为深远。它与僧肇对语言的空观思想，较为重视文字音、形背后之意义的文字训诂思想，以及强调诗言志传统的文学语言观念等一道，成就了一种言无言的意境之美。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海路佛教传播?

印度佛教是中国佛教的源头。中印佛教的传播,通常有海、陆两条道路。海、陆佛教交流,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逐渐打通。中印佛教交流实现了海、陆环形循环,相对于陆路佛教传播,海路传播研究相对要冷清一些。不过,钩沉中古时期的佛教入华文献,可以发现：自魏晋始,海路弘法的道路逐渐顺畅;至东晋南北朝,外籍僧人沿海路来华者渐具优势。海、陆两条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是世界文化交流史的一大盛事。     

魏晋南北朝林政初探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林业领域取得了一些新的发展，这与当时林政的实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本文通过对魏晋南北朝时期涉及到林业官职、政策、法令、赋税的相关经营管理措施进行分析，研究和总结了其时林政的一些基本特点以及对林业发展的影响，以期给现代林业管理提供一些借鉴。     

试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屈赋批评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屈赋批评 ,对汉人成说多有继承 ,也有对汉人成说具体深入的发挥 ,然而更多的则是在批评角度和具体看法上的新变和创新———重视对于屈赋的文学批评 ,重视对屈赋文学精神和文学意义的揭示 ,而不是像汉代那样重视对于屈赋的政治功利批评和道德伦理批评。屈赋批评在魏晋南北朝所表现出来的上述新变和创新 ,实则是中国文学和文学思想发展到本阶段的必然结果     

魏晋南北朝的里

里是从先秦宗族聚居群体发展起来的属于"国"中的一级行政区划,进入秦汉,里演变为一个既代表户籍编制单位、又同时是一级基层组织的特定概念.在魏晋南北朝,里作为一级带有户籍编制意义的基层组织,并不等同于村;里主要出现于城市以及与城市相关的人口密集地域,并因而形成与村的地理差别.     

魏晋南北朝农史研究述评

史学界和农学界向来重视对魏晋南北朝期农业发展的研究,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世纪末至1949年的萌芽时期;1949至1978年的成型时期;1978年至今的全面发展时期。学者们研究的角度和方向也逐渐从对当时农业经济制度和技术的探讨、对古农书的整理校释,发展到将其与饮食学、社会背景、自然地理及环境气候、考古等学科联系起来综合考察,为这一时期的农史研究开拓了更广阔的领域。     

鲁迅与魏晋南北朝诗歌

鲁迅以魏晋诗人的人格理想对诗性精神的影响为思考脉络,来考察这一时期的文化风貌之于诗歌的意义,并以"魏晋风度"来概括.同时,他以严谨的姿态,对魏晋诗人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尤以对陶渊明的论述最为精辟.在精神文化传承上,鲁迅和魏晋诗人追求酒文化精神的核心,即自由,获得精神上的超越.在艺术创作上,鲁迅诗歌与魏晋南北朝诗歌都有着沉郁、苍劲的特点,抒发了对现实社会的愤懑,也都充满了真挚的情感,呈现出率真自然的风格.     

魏晋南北朝山水文中的奇

魏晋南北朝时期,山水已成为了人们主要的审美对象之一。在魏晋南北朝山水文中,除借山水以娱目遣情、适性自得之外,欣赏山水之奇亦可以成为一种独立的审美追求。"奇"作为魏晋南北朝新兴的一种山水审美趣味,在山水文学中影响甚广,魏晋南北朝山水文约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篇章,明确地流露出了对山水之奇的钟爱。魏晋南北朝山水文中的"奇",可以分为雄奇与幽奇两类,其中雄奇在山水文中又具体表现为形奇与势奇两种类型,幽奇在山水文中则具体表现为空灵、澄澈、迥异三种不同类型。     

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部曲

部曲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发生了许多变化,作为一个阶层群体,部曲有其鲜明的特征,即以宗法关系为纽带、重义.部曲主要依附于庄园地主,在庄园里从事农业、手工业等生产劳动.部曲的活跃时期反映了兵户制的瓦解和私兵制的兴起,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提供条件并影响了国家统一进程.     

魏晋南北朝城市的粮食供应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的持续动荡和战乱频仍等多方面的原因,大量的国家编户为了生存的需要而离开乡村,进入城市以求得庇护,使得城市的粮食供应遭遇很大困难。粮食安全成为关乎一个政权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各个政权根据当时的实际,纷纷制定自己的粮食政策,采取强有力的手段保障粮食安全,通过各种有效的方式满足京都和地方城市的粮食供应。     

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水灾与救助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水灾多发期。水灾主要集中在5、6、7、8月和长江、黄河流域。水灾的频繁发生,给社会经济和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了巨大损失。各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对救灾工作高度重视,及时采取实物救助、调粟赈民、减免租调、借贷及兴修水利等一系救助措施,对于减轻灾害,维护社会稳定,保障民生及促进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