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养老：一条提升农村老年人精神生活质量的新路径

在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之际,农村老人对于精神文化生活也有着强烈的需求和渴望。而教育养老是更高层次的养老方式,对于满足农村老人的养老需求,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提供了新思路和新路径。实施教育养老,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依托于农村社区建设开展老年教育活动,在有条件的农村地区建立老年学校。教育养老的施受主体应是农村老人、家庭和社会三位一体,制度设计先行以及社会文化资源向农村倾斜,是开展教育养老的基本保障。     

关于河南贫困地区农民精神文化生活现状的心思考

从河南特殊的情况看,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先应该考虑到农民,特别是贫困地区农民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深刻体察他们正在日益增长的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让每个勤劳的河南贫困地区农民在频繁的生产生活中能够获得充实的精神生活,从而获得加快致富、提升农业生产水平的终极价值和持续动力,充分享受到公平的价值、做人的尊严和生存的意义.     

新中国农民生活方式变迁的主要特征

新中国成立60年来,农民生活方式沿着革命化、政治化、集体化、城市化的轨迹演变,呈现出不同步、不平衡、不协调的明显特征:即建国后的头30年,农民物质生活资料匮乏,但精神生活比较充实;改革开放后的30年,农民物质生活显著改善,但精神家园日渐衰落.当前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尚未从根本上改变,因此在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应坚持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双轮驱动"的现代化发展战略,走出一条短距离、波浪式逐级推进的城镇化道路,构建符合中国国情实际和各民族特点的科学、文明、健康、和谐的农村生活方式.     

我国农民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现状与对策——基于江西省吉安市的调查

目前,我国农民对精神文化生活有强烈的需求,获得信息的渠道逐渐多元化,对政府或集体精神文化服务充满期待,对丰富其精神文化生活的途径和未来走向有设想。要不断满足农民精神文化生活需求,应挖掘、整合、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构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农民素质,提升农民精神文化参与意识。     

制约农民生活质量提高的五大因素

生产条件不良、管理方法未到位、教育文化和医疗卫生条件落后、生活环境受到污染、消费观念滞后等五大因素 ,是制约农民生活质量提高的主要原因     

恩格尔系数与农民生活水平

年初公布的统计资料显示,我国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已由1995年的58．6％下降到1999年的52．5％。一些人士将其作为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一个标志。而实际上,这一指标能够说明什么呢?     

结合党的二十大报告从必然性、实然性、应然性三个维度把握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提出“精神共同富裕”这一命题,精神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与人民群众一道走向美好未来的共同价值追求。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极大提高,精神生活也应该齐头并进。共同富裕是全面的,不仅是追求物质上的丰富,更是精神生活的富裕。思考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理论其提出的“必然性”,领悟内容构成的“实然性”,通过“应然性”找到一条通往现实的实践路径。把握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理论的三重维度,追本溯源、立足现实、展望未来,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文化产业精神产品的生产提“质”增“效”;以人民为中心,协调推进城乡区域文化一体化建设,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理论支撑,共同建设人类文明繁荣发展的精神文化家园。     

新发展阶段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共同富裕的重要维度,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全过程。立足新发展阶段的具体现实,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仍面临着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相对失衡;城乡精神生活供给和精神需求仍存在差距等问题。我们必须从本质上把握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所具有的极为深刻的时代意蕴,并提出可行的政策建议,为让人民群众充分享受到美好的精神文化生活,为使国家早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探索路径。     

村庄治理转型中农民公共精神的核心向度

农民公共精神是指农民在处理个人利益与村庄公共利益的关系中所具有的关心与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政治利他、爱心、奉献等公共价值与信念。在当前村庄治理转型过程中,培育农民公共精神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而农民公共精神核心向度的发现将为进一步培育农民公共精神提供现实抓手。通过10个村庄的实证调查,运用因子分析法从农民公共精神量表中抽取了利他精神、民主精神、诚信精神和平等精神,成为农民公共精神的核心向度。在村庄治理转型中,建议以村庄内在力量为基础,在制度建构和道德自律的基础上整体推进农民公共精神的培育。通过农民公共精神的内化和以农民为本位的公共精神培育来实现个人利益与村庄公共利益的共赢。     

农村数字化提升农民生活水平的效果评价及机制研究

农村数字化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本研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开展农村数字化提升农民生活水平的效果评价,并探索影响的阶段性、异质性和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涵盖农村数字设施和农村数字应用两方面的农村数字化有助于提升农民生活水平,影响稳健;农村数字设施普及率较高后,主要是农村数字应用有效提升农民生活水平;农业大省和重度贫困地区更多受益于农村数字化发展;农村数字化提升农民生活水平的机制在于,农民借助互联网能够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升人力资本与就业机会。     

农民教育:21世纪农村全面发展的战略问题

农村的稳定和发展最重要的是农民的素质,因此,农民教育工作,是关系到21世纪农村社会稳定与全面发展的战略问题农民思想政治教育是21世纪农村社会全面发展的基础;农民法制教育是21世纪农村稳定与发展的根本条件;农民科技教育是21世纪农村经济发展的强有力武器;农民素质教育是21世纪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农民文化教育是农村社会发展的动力.     

当前农村精神文化生活现状调查及问题、对策研究

经过新农村建设后,农民的物质生活需求得到了极大满足,温饱问题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与此同时,当前我国农村精神文化需求极大,农民迫切希望改善农村文化生活现状,导致我国农村出现物质需求畸形发展与文化需求滞后的不同步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城乡二元体制结构下我们理念的理解和认识的偏差,不同步地发展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结果.对于全面自由发展的人来说,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是不可分割的需求整体.不能分裂地单纯发展物质生活,再发展文化生活,必须同步发展才能培养健全的人和健康的社会生活.     

幸福: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平衡

人的一生都处于精神成人过程之中,人在一生之中到底能体验到多少分量的幸福,关键在于人们所持的人生态度。幸福在于对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平衡点的把握。     

文化自信:精神生活质量的新向度

文化自信是人的精神文化需求满足后的状态,是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结果。文化自信是一种主体心态、价值诉求和精神生活质量的新向度,是人的一种深度发展,是人在文化上增进自我、扩展自我的表现。当代中国文化领域的多元特征日趋明显。在多元文化境遇下,只有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通过深刻领悟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增强自我价值主导性;强化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增强精神生活归属感;批判吸收世界优秀文化成果,丰富精神生活内涵;增强文化甄别能力和消费能力,提升精神生活主体价值等可能路径,才能使人走出多元文化冲突的现实困境,在共享文化发展成果中不断提升精神生活质量。     

“生活精神”研究

“生活精神”是以邹韬奋为代表的生活书店领导人与广大员工在内外环境的推动下培育而成的,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它包括爱国精神、服务精神、敬业、乐业、勤业精神、团队精神、参与精神、竞争与创新精神。为生活书店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为生活书店赢得了优良的社会形象,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和影响。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有助于形成现代企业的个性,有助于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     

新农村建设中农民精神文化需求的调查与思考——以山东省胶南市为例

调查显示,随着新农村建设步伐的加快,胶南市农民群体精神文化生活呈现出新的特点：需求日趋高涨,但差异性明显;生活日趋丰富,但单调性突出;认知意愿增强,但制约因素较多;主流是健康向上的,但不良文化冲击较大。农民对“知识武装”、“专业技能”、“资金投入”、“文化自办”、“文化下乡”、“文化带头人”等精神文化需求尤为迫切。因而,在新农村建设中,必须提高对农民精神文化建设的重视程度;加大财政投入;丰富文化产品;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培训和农村文化队伍建设的扶持引导;多层次开展群众性文化创建活动。     

中国当代农民生活方式及其对公共政策态度的影响

与城市市民生活方式研究不同,对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他们的生活方式处于相对“被忽略的地位”。基于实地调查的数据,本研究对中国当代农民生活方式及其对公共政策态度的影响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与以往相比,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改善,但社会交往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休闲娱乐活动还主要停留在传统层面,具有现代色彩的休闲娱乐活动较少。同时研究发现,在对待国家公共政策的态度上,农民物质生活水平和休娱乐的现代化程度越高,对国家公共政策越趋向给予消极的评价,而农民的社会交往情况对公共政策态度的影响并不明显。     

经济哲学视阈中的农民问题

＂三农＂问题归根结底是农民问题。而中国农民问题之所以日益严重,其根源在于国家和社会的价值取向一直偏离了农民的需要和农民的发展。它已经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问题,而是更为深刻的人的问题。必须在全社会树立以＂农民为本＂的价值取向,建立较为公正的社会制度安排,促进农民的全面发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     

世俗化与现时代的精神生活

世俗化构成了现代精神生活的总体背景,这意味着宗教的、形而上学的神圣因素从公共生活中退出,进入个体的内在领域,以价值观的方式自我延续;另一方面则是基于社会视角的组织形式对以宗教为基础的公共生活形式的替代。这一世俗化过程本质上是"神本"向"人本"的转换过程。一方面,宗教之诸神进入由人设定的价值观系列,并显现在由主体来推动的过程之中;另一方面,由人的角色所构造的社会替代了天下或世界,从而将人的自我确证转向社会及历史的区域,确立了人的主体位格。但主体性过程导致了自由与重负并存这一精神生活的二重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