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诸子论吏治与治吏

官吏是封建国家各项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因为政策执行情况的好与坏 ,直接关系着皇朝的长治久安 ,所以治吏便成为治国的很重要的一方面。汉代诸子通过对两汉各个时期吏治状况的论述 ,深刻揭露了官官相护、贪污奢侈、对劳动人民的中间盘剥等吏治腐败现实。在此基础上 ,他们又纷纷提出相应的治吏主张 ,如打击贪污腐败、加强法律监督、增加官吏俸禄等     

明代吏治制度探析

明代的吏治在中国古代法制史上的重要地位,可以从明代重典治吏的手段上以及《大明律》表现出的重治朝臣的思想主张上得到反映,明初的立法思想在一些律学作品,如《明大诰》及王夫之的《噩梦》中也有所记载和论述。这些都体现了朱元璋的严法整饬吏治、重刑赃吏的思想。以史为鉴,明代治吏的某些做法对我国当前的廉政建设有一定的启示。     

古代司法吏治论略

吏治是中国古代专制政治的基石，而对司法吏的整治又是古代吏治的重心，这本身便是人治政治的一大特色。古代统治者为了规范司法吏的职务行为，以立法的形式详细规定了司法吏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因违法而应承担的刑事责任，并通过监察机构来监督和纠举司法吏的违法犯罪行为。这些措施对在专制与人治的范畴内有效地澄清司法吏治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也为当前整治司法领域的腐败现象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治吏与知吏

近一个时期以来,江泽民总书记就干部队伍的政治建设问题先后发表了多篇重要讲话,党的组织部门也反复强调要从严治吏。关于治吏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早在建国之初就有过重要论述。他在同一位历史学家谈话时曾这样说:“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围,四围不张,国将不国。”毛泽东同志把治吏问题提高到     

民心、吏心小议

北宋著名思想家李觏在其《李觏集》中有言：“吏之于民必相知心,然后治也,吏知民心则明,明 则政平矣;民知 吏心则信,信则 吏行矣。”为官 理政,一方面要 体察“民心”,另 一方面要使老 百姓理解“吏 心”。当官的必 须首先理解“民 心”,老百姓才 会理解“吏心”。 只有这样,才能 形成干群关系 的良性互动,从 而吏明政平,民 信令行。 对于“官” 与“民”的关系, 在古今中外的 诸多典籍中已 论述得相当清 楚。如贾谊鉴于 亡秦教训提出： “闻之于政也,民 无不为命也。国 以为命,君以为 命,吏以为 命……闻之于 政也,民无不…     

儒家群体共识理论的养成

关于儒家的群体共识,在中国建立大一统社会之前,孔子表述为仁学。孟子和荀子从不同角度证明设置仁学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大一统社会建立之后,董仲舒概括为三纲五常,相当长时间内为大多数中国人所认同。宋明理学家分别建构气本论、理本论和心本论,从形而上学高度给予证明,最终实现“以儒治国、以儒治身、以儒治心”的大目标。儒家群体共识理论同爱国观念息息相通,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宝贵资源。     

论朱元璋整饬吏治思想

朱元璋整饬吏治思想是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的政治遗产,对现实仍有借鉴意义。它具有时代特色,更富于个人创造。它以“重刑治吏”为核心,形成了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它虽行之一时,不能久远,可却耐人寻味。     

方孝孺以民本为主旨的政治思想解析

方孝孺政治思想的主旨是民本,他认为君主最基本的职责是养民,“诚以格君”是君职落实的主要途径,治国的根本法则是“均平”,治国路径应该是仁以施治,“视民如伤”, 推行井田制,藏富于民,重用人才、慎选治国理民之吏。为了更好地保护民众利益,方孝孺主张寓仁于法,寓礼于法,“立法利民”,强调立法的目的是卫民,倡导普法宣传,加强执法,先教后诛,“治人”与“治法”并重。方孝孺的政治主张在建文帝时期获得了很好的实践,缔造了绚烂的盛世局面,不失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中落实“以人为本”要求的有益参考素材。     

左宗棠与甘肃吏治人才

左宗棠在西北期间,以选拔各级吏治人才为重点,对甘肃的吏治进行了集中整饬。他提出了具有创见的用人标准和治吏原则,并在实践中充分运用,培养和提拔了许多廉干官吏,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甘肃官场的颓靡玩泄之风,给后世留下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论清代蠹吏

官与吏。合言则通,分言则别。官吏,泛指在衙门中供职的各类人员。官,宣也,管也,即衙门中发号施令之人;吏,理也,治也,即衙门中供官驱使的办事之人。本文拟对败坏清代官吏办事成绩的吏,略抒己见,以补论清代吏治只谈官不谈吏的不足。清初,陆陇其尝曰:“本朝大弊只三字,曰例、吏、利。”①清代蠹吏挟例以乱政,殃民以牟利,已成为当时政治的一大弊。随着封建制度的衰败,清代不仅形成了庞大的官僚群,而且形成了庞大的蠹吏群,而吏之人数尤千百倍于官。吏之“秩愈卑而权愈重”,其危害亦愈演愈烈。晚清的进步思想家冯桂芬惊呼:“今天下之乱谁为之?亦官与吏耳,而吏视官为甚。”②这是清王朝政治腐败的特点,也是封建官僚制度衰败的征兆。因此,研究清代的蠹吏,自是剖析封建末世政治腐败的题中应     

职务犯罪的共犯形态论

职务犯罪是困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突出问题,是腐败现象最极端的表现,而职务犯罪中的共同犯罪社会危害性更大。本文提出职务犯罪中共同犯罪的概念及其特征,进而将职务犯罪中的共同犯罪划分为国家工作人员之间构成的共同犯罪和国家工作人员与非国家工作人员之间构成的共同犯罪两种类型,并指出职务犯罪中的共同犯罪人按“国家工作人员所构成的职务犯罪性质定罪处罚”的处断原则。     

试论清末官制改革(1901—1911)中的文官设置及其特点和影响

清末官制改革中的文官设置包括对中央机构的调整和增设,以及对内阁的改组等。文官机构的调整和改革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重用皇亲勋旧,并在一定程度上取法西方,来达到权力制衡,并以渐进因循的方式进行官制机构改革。清末的设官分职是国家整个政治体制包括文官制度的一次大变革和大调整,其规模、深度和广度为前代所无。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完善和扩大了国家职能,文官制度的建立也促进了当时政治体制的近代化过程。     

当前干部队伍官德建设研究

官德建设是社会公共道德建设的基础,官德体现执政党的执政宗旨,关乎党的执政风气,影响党的执政效能,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关键所在。尤其是在当前社会,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最为紧迫的是要搞好官德建设。官德建设,一靠自律,二靠纪律,三靠法律。新时期,我国可以通过端正用人导向、提高干部道德自律、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官德规范体系和健全权力制衡机制等措施来加强官德建设。     

高校官本位行为意识的不良影响与消除对策

官本位就是社会主体思潮以官为本 ,官员处于社会的中心 ,当官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和价值首选。高校官本位行为意识集中表现在高校党政管理工作、教学科研管理工作、学者评价与学术认定工作、利益分配及干部任用制度等多个方面。官本位导致高校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发生偏离 ,降低了高校党组织和干部的威信 ,影响和冲击高校教学、科研活动 ,使学人浮躁和学术异化 ,造成教师群体士气的低落和学术人才的流失 ,也弱化了高校的文明辐射功能。为此 ,高校要遵循高等教育发展规律 ,深化高校体制改革 ,科学地管理和使用干部 ,并逐步建立人尽其能的人才工作运行机制和宽松的学术环境 ,从而摒弃官本位 ,确立正确的价值观念与价值取向     

体制转轨过程中官德失范的原因探析

我国当前社会道德问题的焦点在官员道德问题,以德治国关键在于以德治官。深入、剖析官德失范的原因,是制定官德建设对策的依据。目前一些官员失德,既有历史文化方面的原因,现实体制方面的原因,同时也有个人思想方面的原因。     

社会心理学视域中的群体化职务犯罪

实现依法治国,建立和谐社会,防范和打击群体化职务犯罪应是必不可少的一环。本文首先分析了当前群体化职务犯罪的主要特点。其次,着重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阐释了群体化职务犯罪所具有的群体认知失调、罪责连带、内聚力强及轴心人物的荫庇等方面的心理。最后,提出了消除群体化职务犯罪的对策。     

论王跃文官场小说中文人型官员形象

王跃文率先在其官场小说中塑造了朱怀镜、关隐达等一系列具有典型意义的文人型官员形象,改变了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官员形象的陈旧书写模式,生动展示了社会转型时期身陷权力场的知识分子身上人文情怀和官场规则之间的矛盾对立,以及他们在矛盾纠结中所承受的精神痛苦和人格分裂,深刻批判了官场权力对知识分子人文情怀和理想追求的的侵蚀异化,丰富了当代小说的人物长廊。     

关于设立司法官地区回避制度的思考

根据我国法官法、检察官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三大诉讼法的规定,我国现行的司法官(指法官、检察官,下同)回避制度有两种,即任职回避和公务回避,而地区回避尚未涉及。要使司法官处于超脱的地位,减少违法办案的可能性,仅仅靠司法官的任职回避和公务回避制度还是不够的,应考虑建立司法官地区回避制度。     

按照“三个代表”要求 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按照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的要求 ,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首先要从理论素养、战略思维、实践锻炼、党性修养四个方面培养干部 ,其次就是要大力推进干部制度改革 ,选拔干部 ,注重实绩 ,创造良好的用人环境和富有生机与活力的用人机制 ,有利于优秀中青年干部的脱颖而出     

论职务犯罪的预防

文章从“打防并举、标本兼治”的反腐败工作方针入手,探讨了职务犯罪的特点、原因和预防职务犯罪的前提。指出预防应从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开始,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法律的手段实现预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