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柳宗元与古文运动

中唐时期的文风虚浮、文章空洞,文人多不通事务,却热衷于名利。为了改变这一状况,以韩愈、柳宗元等人为首的有识之士掀起了一场古文运动。韩愈的"不平则鸣"主张和柳宗元的"文以明道"思想对后世文学和儒学复兴都有很大影响。     

韩柳文艺思想比较

韩愈、柳宗元都是中唐时期的大文学家,他们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思想基本一致。虽然所属集团不同,但他们都拥护唐王朝的封建统治,都赞成扩大庶族地主阶级权利,都主张改良封建统治秩序。由于扬柳抑韩的倾向曾经盛极一时,有人说韩愈“无意中变成了大地主集团的代言人,而柳宗元呢,还保存着中间阶层改良主义的思想”云云。这个论断是不符事实的。从这个角度来对韩愈、柳宗元的文艺思想进行抑扬,也是得不出正确结论的。 “比较出真理”,这句话很有用处,对韩愈、柳宗元的政治思想要进行实事求是的比     

柳宗元的文论

作为中唐古文运动的主将之一的柳宗元,由于他和韩愈一起领导了古文运动,完成了文体改革,他的文论,一般总是和韩愈相提并论的;而且他们的论点,一般也认为是基本一致的。韩愈论文有“志道”、“好道”的言论,柳宗元论文也有“明道”“翼道”的言论;韩愈“文”、“道”并重,柳宗元也“文”、“道”并重;韩愈学文的最高标准是儒家经典,柳宗元学文的最高标准也是儒家经典等等,在在都可以说明他们的一致性。这当然是由于他们都出身于中小地主阶层,都曾受儒家教养,都受着当时儒学复古潮流的影响所致。但这绝不等于说韩柳二人的文论没什么区别,而值得注意     

游戏的文学——以韩愈的“戏”为中心

裴度以"戏"批评韩愈文学的游戏倾向;韩愈征引经书,以"戏"来为自己辩解;柳宗元从"有益于世"角度为韩愈的游戏文学辩护."戏"在不同的语境中具有不同意味,与韩愈的文学创作发生着不同的联系.     

韩愈的"柳赞"与柳宗元的"韩辩"说

韩愈和柳宗元共处中唐,因命运的差异,少有机会共处,二人彼此的赏识,更多是声气相应的文章推许。韩愈在柳宗元死后,对柳宗元多有赞誉,侧重于柳的才性和文章之法。柳宗元生前为韩愈作过多次辩解,一则因韩愈为人师辩,且不像韩愈不避师名而为师,而是避师名而为人师;二则因韩愈以文为戏辩,认同文以为戏,以求为文的创新,彰扬了新的审美趣味和创作取向,支撑了文以明道之外的新文学观。     

韩柳与佛学

文章试图探究韩愈、柳宗元与佛学之关系。韩愈立足于儒家,引释入儒,启后世道统儒学的先声;柳宗元则糅合儒释,游刃于中。笔者认为,韩愈等人的引释入儒与柳宗元等人的糅合儒释,构成了中国士大夫接受佛学的两种基本形式。     

关于韩愈待命郴州的几个问题

德宗贞元末,韩愈贬阳山,旋因政局变化而待命郴州,考证而得韩愈于贞元二十一年的七八月之交至九月二十日之间待命郴州。考察韩愈《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中“州家申名使家抑”诗句,韩愈待命郴州长达80余日的逗留,应是受到了湖南观察使杨凭的压制与阻扰。这主要是因为韩愈是永贞党的反对派,政治上的分歧使韩愈、柳宗元关系蒙上了阴影,而杨凭亦是柳宗元之岳父。韩柳关系上的变化,使待命郴州后的韩愈在创作上也发生了变化。     

韩愈避乱江南经历考辨——兼论其江南文友圈

韩愈家族原本在江南宣城有产业,故其青少年时期避乱于此。韩氏宣城产业的创建者当为韩愈兄韩会。韩愈在江南开始系统为学,并结交文士。与此相关,韩愈柳宗元两家的交谊也源于避乱江南时期。韩愈身边的江南文友圈则说明了其青少年时代的江南生活对其日后文学生活的潜在影响。     

建国以来韩柳评价论争简介

这里所谓韩柳评价,主要是指对韩愈的评价,因为人们在评价韩愈时,常常把柳宗元和他联系起来,甚至把柳宗元作为他的对立面。这三十多年来人们对柳宗元的评价并没有多少分歧,争论的重点是韩愈的评价问题;而杨柳抑韩则是韩柳评价的主要倾向,甚至在出版界也有明显反映。 在韩柳评价问题上,如果把一九五四年陈寅恪先生的《论韩愈》作为起点,截至现在,就可以说出现了四次大的争论,至今聚讼未决,其问题的复杂性以及经历的时间之长,是建国以来文学史研究领域中所罕见的。 第一次争论,是在陈寅恪先生与黄云眉先生之间展开的,时间是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六年;第二次争论,是在王芸生先生与吴孟复先生之间展开的,时间是一九六三年;第三次争论,是在范文澜先     

苏洵对韩愈的评价与接受

在"尊韩"与"非韩"的话语交锋中,苏洵站到"尊韩"阵营一方,将韩愈视作孔孟之"道"的传承者,并在多篇干谒文中借重韩愈的政治名声向执政者表白自己的政治才能。苏洵对韩愈文章的艺术成就认识深刻,认为韩愈文章不拘一格、体大精深,但更让苏洵追慕不已的是韩愈文章明先王之道、有用于世的经世特征。苏洵的古文创作和古文理念是在研读韩愈等人的文章中锤炼出来的,并且苏洵还指导苏轼兄弟学习韩愈的文章。苏洵接受韩愈在道统中建构起来的"道"的内容,但对待异端思想的态度比韩愈宽容。苏洵以"贵真务诚"的思想主张冲击韩愈儒道观的片面立场。在欧阳修掀起的"批柳"思潮中,苏洵对柳宗元的态度由批评其操守转向了同情其遭遇。     

韩、柳的意趣及其古文走向之辩

韩、柳的意趣表现在众多的方面,韩主儒排佛,柳主儒且认为儒佛同宗,但他们坚执了共同的古文道统;现实生活的,导致他们的自省诉求,古文的兴味虽在儒学,但韩致力于古文之醇,明道不移,柳则从以文明道转化为对以文传世的追求;韩、柳都深于情、不免于以文为戏且好开新,但韩愈为文的浩博之气不同于柳宗元的简古之风,韩愈的好为人师自觉肩负了宣扬古文和古道的责任,柳宗元则缺乏这样的自觉意识,以淡泊人生一度走向山水。     

《滹南遗老集·文辨》韩愈批评论

《滹南遗老集·文辨》是金代学者评述韩愈散文的重要文献。作者王若虚不仅从文体、文理、文势等方面全方位评述了韩文,还重点就韩文的语言运用方面以“不惬”“不安”“不当”“不须”“赘”等术语予以指摘。在韩柳之争的问题上,王若虚鲜明地站在了韩愈一边。     

林纾《韩柳文研究法》的学术史意义

关于林纾的《韩柳文研究法》,学界至今未给予足够重视,学者也多只在论及林纾的古文理论或赏析韩柳文艺术时加以引用论证。事实上,《韩柳文研究法》虽残留有传统古文评点的痕迹,却深受近代学术思想的影响。该书以韩柳文并重,是对自宋迄清争论不休的韩柳优劣论的反驳,同时也标志着林纾对桐城派古文理论的修正,更是其毕生"力延古文之一线"主张的具体实践之一。更重要的是,它是第一部独以韩柳文为整体加以研究的理论著作,其研究视角与命名方式的独创,在韩柳文研究史上具有道夫先路的学术史意义。     

新散文的兴起——唐代古文

唐承六朝之后,公私文翰,并用骈俪,而末流弊滋,浮滥冗缓,叙事论理,不能真切,于是韩愈倡为散行之文,远师先秦西汉,以朴质条鬯之体矫正魏晋以来排偶藻饰之风,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古文之体遂立。名为“古文”,实乃创新,虽取法先秦西汉,而能自具唐代新散文之风格,并非奴隶式之摹古也。     

论张说散文创作的"新变"

张说的散文创作在文章体式、气格情调和文法技巧等方面都进行了积极的创新.他的散文作品上追汉魏而下启韩柳,呈现出与初唐散文迥然不同的艺术风貌,为唐代散文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论唐代古文运动对文赋体式形成的影响

韩愈、柳宗元等人在唐代古文运动中提出了一系列符合文学发展和时代要求的理论主张,并以出色的创作成就引领文学革新走向成熟和兴盛,使得文赋在形式上突破骈赋、律赋的格式束缚,向着质朴化、散文化的方向发展,从而形成了自身的特色。     

论清代辞赋的变革

辞赋是融合儒林与文学、介乎诗文之间的文体,清代辞赋体式变化虽已穷尽,但辞赋堪称中兴。清人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变革：一是在辞赋史内部,兼容历代赋艺,提倡以古赋为律赋;二是在辞赋史与学术史结合的层面,辞赋面向学术,以清代学术入赋,使辞赋具有现实性;三是在辞赋史与文学史关系的层面,提倡以秦汉之文、韩柳之骨为赋,清代的股文也使清赋具有新特色。     

元好问杂记类散文风格探源

元好问是金代散文创作的集大成者。他的杂记类散文,从风格上看极具特色,既顺应赵秉文、王若虚等人宗法欧、苏的倾向,也借鉴李纯甫、雷渊等人宗法韩、柳的趣味,同时还能从史家角度汲取北朝郦道元、杨炫之的实录品格,最终形成了集考证与抒情、质朴与灵动、典雅与明达、知性与审美于一身的成熟文风。     

“文字为意”与唐宋诗文的理论反思

裴度对李翱＂文字为意＂的评价,是对中唐古文运动有意追求文字的高、下、详、略创作倾向的批评。韩门子弟的古文创作,在柳宗元、裴度、刘禹锡、杜牧等人的理论纠正和补充中,在宋初散文中逐渐消歇。但＂文字立意＂却成为宋人以才学为诗、文字为诗的榜样,宋元的去意论,正是对＂文字为意＂的反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