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互联网发展视野下的版权管理创新

互联网下版权管理制度的创新是一个可多元解读的命题.网络作品的传播特点要求在网络环境中构建新的版权集体管理组织,而网络服务商有着天然的网络版权管理优势,本文设想在网络服务商协会基础上构建一个网络版权管理组织,同时对其相关支撑理论进行探讨.     

群体版权的法理基础及其实现

依据版权法“取得作者资格的机会平等”的精神和“创作取得版权”的原则,创作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群体应当有权以创作的事实行为取得作者的身份资格,以集体的名义享有群体版权。为方便群体版权的行使,可通过立法拟制一个由群体代表组成的组织,“委托”该组织行使群体授予的集体版权。有关群体难以自力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及其权利时,可以向国家授权,由国家保护文化遗产的职能部门来实现群体的版权利益。     

卡拉OK经营行业版权收费中的几个问题

卡拉OK经营行业版权收费问题是我国版权保护进程中的一个新事物。在积极稳妥的推进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收费工作时，应当明确收费的主体、客体和性质，依法制定收费标准，明确使用费的分配方法。     

数字化时代中国版权制度改革的路径思考

在数字化时代,由于新技术的快速发展,版权的生产和传播形式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因此,中国版权制度应进行改革,即建立更为有效的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合理的版权终止制度、版权集体管理制度,消除版权产业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加强社会第三部门的作用,使用新的版权授权模式.     

中美图书版权贸易平衡性辨析

版权贸易是国际知识产权贸易中的重要内容之一,而图书版权贸易在整个版权贸易活动中居于关键地位.中国与美国对双边图书版权贸易状态的认知方面存在较大分歧,即中国统计数据分析的结果显示中国在双边贸易中处于逆差状态,而美国统计数据分析的结果也显示美国在双边贸易中处于逆差状态.中关图书版权贸易平衡性"悖论"的适用性解释:加工贸易在中美图书版权贸易中的表现形式;转口贸易对中关图书版权贸易的适用性;统计方法对中关图书版权贸易平衡性的影响等.     

平台经济视域下数字音乐独家版权市场滥用的规制困境与出路

数字音乐版权的独家授予模式本质上并没有违反法律，其是我国数字音乐市场向正版化过渡带来的竞争产物，但数字音乐平台利用独家授权模式也产生了垄断的效果。对我国数字音乐产业的发展历程进行回顾可以发现，垄断的出现是为了应对平台经济内部需求的不断扩大，由独家授权商业模式的吸引力和版权集体管理制度缺乏合力导致的。尽管反垄断执法部门对平台经济的发展进行了干预，但数字音乐市场仍然存在着“寡头垄断”、音乐盗版高发和缺乏公平营收体系等问题。以平台经济领域的视角观察数字音乐平台的版权滥用问题，应该从数字音乐独家版权市场的平台垄断原因入手，从不同角度审视音乐产业经营的其他要素，规范对数字音乐版权侵权行为的管理，完善版权集体管理制度，避免出现“监管部门不放心、竞争平台不满意、平台用户不高兴”的治理困境，让数字音乐独家版权市场的竞争秩序重回正轨。     

试论著作权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

著作权延伸性集体管理组织是在集体管理制度有所发展之后进一步形成,旨在延伸管理未加入集体组织的非会员作品,代表这一部分人进行授权使用人对著作权人作品进行使用。从性质来看,集体组织是一个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其权利来源主要是法律的授权和延伸性的管理方式等,目前世界很多国家已经建立了延伸性的集体管理制度,分析该制度的价值和局限,结合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探讨在我国该如何建立著作权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对此,从著作权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的沿革、内涵、价值、局限性等方面来论述在我国如何建立该制度。     

论数字环境下著作权的冲突与平衡机制

数字环境下,非法复制和合理使用范围的缩小、邻接权人的利益保护等问题使著作权制度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从利益平衡角度出发,分析著作权冲突的原因,并提出为适应数字环境,应当建立著作权集体管理及版权开放的著作权许可模式,以维护著作权人与社会公众的利益平衡.     

美国高校教师参与管理的理念、形式及其借鉴意义

教师参与管理是美国高校管理的一项基本制度。这种体制的建立与两种理念密切相关:一是美国教育管理中的教师参与理念;二是美国高等学校的共同治理理念。美国高校教师参与管理的组织形式和运行机制主要有两种:一是教师评议会及反复协商机制;二是教师工会及集体谈判机制。其基本特征主要有:具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参与的多层次性和广泛性;专业主义和劳工路线的双重结合。     

农村集体所有权主体相关问题辨析

农村集体所有权主体虽然立法上有很多称谓,但其核心主体主要为两个：一是农村集体所有权的归属主体,二是农村集体所有权的管理（行使）主体。前者是指农民集体,后者主要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委会等。在农村集体所有权行使过程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委会等应该是农民集体的集体意志执行者,而不能以其意志作为农民集体的意志,更不能以其管理人员的意志取代农民集体的意志。在处理农村集体所有权的归属主体与管理（行使）主体的关系上,关键在于在立法上建立“农民集体”的集体意志形成与表达的科学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