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体的追问:从"是者"到"是"

对本体的追问是“人”与生俱来的。从“人”对“天”、“上帝”、“诸神”的膜拜,到对“始基”、“逻各斯”、“理念”、“道”、“理”等的探求,再到对“存在（是）”的贞认,标志着“人”对本体的认识的进步。“人”对本体的认识是由对“是者”的探求而深入到对“是”的贞认的,这也是“人”自科学意识苏醒之后哲学意识的苏醒。“是”显现于“是者”,对“是”的把握是“总有一天会死”的“人”。在持守“思”与“是”同一的境域中,“人”能通过“思”实现对“是”的把握。     

文体学视野中的“对问”、“设论”体

“对问”和“设论”在《文选》中被立为两类,在《文心雕龙》中被追溯源头,这使其在文体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对问”体的出现是与人类早期特定的言说行为密切相关的,其文体的确立可追溯至《对楚王问》,《汉志？诗赋略》“杂赋”之“客主赋”中也很可能收录了相关的“对问”和“设论”体作品。“对问”和“设论”作为两种文体虽然有所区别,但习惯上常被放在一起讨论,其名称在后世总集中不断有所变更,有“问答”、“问对”、“设难”、“问难”、“答问”、“设辞”等各种称谓。“对问”和“设论”作为小文体无法与主流大型文体相抗衡,在后世总集中常被归并入“杂文”、“杂著”或者“辞赋”类,逐渐失去了独立的文体地位。     

略谈山西方言的父亲称谓词

本文对山西方言父亲称谓词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考察,发现主要有“爹”、“爷”、“爸”、“伯”等四类。文章重点对“爹”进行了研究,并对三者的演变过程做了构拟。同时对“爷”、“爸”、“伯”等三类进行了文献考证。     

道理-学理-术理--《文心雕龙》研究"三位一体"论

学术研究应遵循“道、学、术三位一体”的整体思路控制。所谓“道”理 ,即是对—门学科赖以存在的科学的“基本原理”系统的体认 ;“学”理 ,即是对这门学科之所以能够被称之为科学的“基础理论”系统的体认 ;而“术”理 ,则是对这门学科所具有的科学的“操作理论”系统的体认 ,此三者“三位一体”层递循环不可分割。《文心雕龙》研究中存在着对《文心雕龙》文本“道”理、“学”理、“术”理切割体认的弊端。现将对“自然之道”、“道之文”、“幽赞神明”等几处核心思想的“道”理、“学”理、“术”理的三位一体的质疑梳理 ,从而为当前处于“解难爬坡”[1 ] 进展维艰阶段的《文心雕龙》研究引发出一隅新的研讨空间。     

传承、超越——卞之琳“信、似、译”翻译三原则面面观

卞之琳“信、似、译”三原则是对翻译原则中的“信、达、雅”,“形似与神似”,“直译与意译”的传承和超越.卞之琳的“信”继承了严复“信”对原作对译作诚信的要求,但所指范围比后者广,尊重原作的程度比后者高;卞之琳的“似”继承了“形似与神似”对维系译文与原文的适当关联性的强调,但破除了“形似”与“神似”之间的无谓争论,为译者创造性的发挥提供了更好的理论支持,同时对译者创造性的发挥在范围上作了限定;卞之琳的“译”继承了“直译”和“意译”对翻译与创作关系的定位,但破除了“直译”、“意译”理论的二元对立,为译者的实践操作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影响少数民族大学生“五个认同”的因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角下的29所高校调查分析

“五个认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内容,弄清少数民族大学生“五个认同”的现状是对其进行教育的前提和基础。对全国29所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调查表明,少数民族大学生“五个认同”整体状况良好,性别、生源地、家庭经济收入、毕业中学、政治面貌、就读年级等是影响“五个认同”的基本因素。性别对“国家认同”外的其他认同都有影响,“生源地”“家庭经济收入”“政治面貌”等对“道路认同”“中国共产党认同”影响显著,“毕业中学”对“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文化认同”影响较大,大一到大四阶段“五个认同”呈U型波动。因此,在“五个认同”教育中针对不同对象,采用不同方法,处理好“多元”与“一体”的关系等,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显得尤为重要。     

“九合诸候”之“九”义考

历来学者对“九合诸侯”中“九”的词义有多种不同的理解,有“实数”说、“虚数”说、“聚合”说、“第九次”说,亦有认为表“虚数”和“聚合”兼可等。文章利用古文字形的相关研究成果,指出“九”在古代有“聚合”义,并通过对“九合诸侯”的“异文”等材料的辨析,认为其中的“九”是“聚合”义。     

战国时期思想家苟子、韩非子文质观比较

荀子与韩非子韩皆为战国末期的思想家。荀子尚“文”重“礼”,韩非子弃“德”尚“力”,二者对“文”“质”之论阐发了不同观点。以本体、功用、主体、政道为观照层面,以“重质轻文”与“重文尚饰”、“以文害用”与“文质至备”、修身之“饰”与“法”度之约以及“隆礼重德”与“轻德尚力”为比较论域,对荀子、韩非子的文质观进行比较研究与文化阐释。对先秦诸子文艺思想的整体建构与文学史史学研究的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韩愈的花木审美特点与意义

韩愈对“众乐乐”的牡丹、芍药等都缺乏浓厚兴趣。他超然于元稹、白居易等人的花木“比德”方式之外,对花木移情保持着理性与克制。韩愈的花木观念根植于他的“道统”意识、儒学实践。韩愈“独乐乐”于“高”“大”的花木以及“人弃我取”的花木,他的“盆池”审美、李花描写、杏花描写都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韩愈虽然对花卉审美“不以为意”,然而却“无意而工”。     

“至”和“到”的历时更替

“到达”这一概念唐宋以前多用“至”来表达,现代汉语口语常用“到”来称说,“到”对“至”曾发生过历时替换。着眼于“至”和“到”语义特征和句法功能的发展变化,分先秦一西汉、东汉一隋、唐宋、元明清四个阶段对二者的历时替换过程进行描述。先秦时期,“至”和“到”的用法差异明显。进入东汉时期,“至”和“到”的差异缩小。南北朝时期,“到”的发展进一步加快,二者的用法基本一致。唐代开始,“至”和“到”的发展进入相持阶段,大部分语料中“到”已占据优势。宋代“到”基本实现了对“至”的替换,成为“到达”语义场中的主导词。元明清以后,“至”的活动进一步受限制,“到达”这一概念多用“到”来表达。     

由“鱼之乐”说及“知”之问题

本文借对《庄子·秋水》中“鱼之乐”寓言的分析,探讨中国古典哲学中“知”的复杂内涵。作者由分析《庄子·齐物论》中“知”的意义入手,疏解“鱼之乐”中“知”所包含的知识与信念两层含义纠缠的纽结,并联系西方哲学家如摩尔与维特根斯坦对“知道”与“相信”的用法的讨论,以深化对问题的认识,最后对比、揭示庄子与儒家对“自知”与“相知”的不同态度背后所寄托的不同生活或道德理想。     

《墨经》"义,利也"校诂

《经》文以“利”释“义”,即用“利”字为“义”下定义;意思是:凡“义”即“利”而非非利,非“利”则非“义”。《经说》三句:(１)“芬”字,毕沅释为“美”,是;其他还有一些解法,则不必是。(２)原文本无讹误,下一“能”字,实应训“安”,是把“义”定义为“能安利”“天下”。(３)墨子实在是十分汲汲于用世的,虽又主张“爱民者非为用”,但并未绝对地排斥“用”,“非为用”也绝不是“必不用”;这里的意思是,“利”天下不是为了“用”天下,即“不必用”而“利之”,是“以天下为芬”而“利之”的。     

戴东原"群""欲"观念的思想史回溯

本文从戴东原"群""欲"概念上溯先秦儒家礼义起源于饮食男女。饮食之道可以引喻个人与众人生命的安稳与否,男女婚配则可匹配天地五行之义,故所谓饮食男女,实又不仅仅止于饱食与性欲。儒家以血缘为基础,以两性生命之结合为开端,开展各种社群关系的价值,究其实则俱不离形体生命的繁衍;而价值观念的形成,也都不离血气心知合一的身体。自"欲"至"群",人类社会始简终大、始寡终众,儒家伦理价值观念由此而生。戴东原群、欲之论,与先秦儒典旧义有承继发展之关系。先秦儒者重视饮食男女之身体活动的道德价值提升与开展,东原则特别勾勒出一个分殊与一体并存的世界,注入儒典尤其是《孟子》之中,提揭其中的社群意识。东原的案例提醒了我们:对于先秦儒家经典的义理,在宋明理学典范性的解释以外,还有另一条康庄大道可以依循。     

论"文字"的本称是"书""契"

汉民族文字,即汉字,这一称谓毋庸置疑。但是,汉字在其初造的时候,是不是就叫“文”、“字”?抑或是其他称谓?试以历史文献为依据,从文字学和音韵学的角度论证汉字的最早称谓应是“书”、“契”,而“文”、“字”是后来的假借用法。     

《左传》否定词"未"研究

论述了《左传》中的否定词“未”的语法功能和表义功能,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未”的表义问题。“未”不是只能对过去表示否定,而是对过去以至现在表示否定,对将来表愿望或可能,强调动作行为的可变性;而且“未”没有“不”的含义,当“未”后跟助动词,没有动态变化的动词或形容词时,“未”表静态否定,但仍有动态意味,表示“还不”。     

“城”与城市原型

汉字城市的语源揭示了“城”的本质属性:(定居者所属的)大地(土)的自我实现(成).“城”的这一属性源自维柯的林间隙地原型,因而“城”的原型反映了人类进化、进步的历史及其文脉所在.其中“城”的声符字“成”(从丁从戊的结构)所含的丁火象征着城市圣火,标志着城市的灵魂;而“成”所含的大戊是城市整合力的象征.“成”之两大因素为现代城市发展提供原型思路.     

青少年流行语中的"N"

“N”是近年来在青少年群体中高频出现的一个新词,其用法相当于数词(或数量形容词)和程度副词。通过超常变异的形式表达了强烈的主观情态,体现了“极量”的语义特征,以“N”为代表的青少年流行语在表述数量多少、级别差异和程度高低时,总是通过现有语言体系中某些词语的“移位”、不同认知范畴符号的“移域”或从不同语言体系引介形成的“占位”来构建新的表述体系,显现出模糊性、形象性、多变性特征。     

副词“在”从哪里来

论题试图从“NP+在+处所词+VP”结构的语法分析、“在”的历史演变和“在”的方言用法三个方面论证副词“在”是从介词“在”衍生而来的.演变的轨迹似乎是:从唐代开始,人们用“在这(那)里+ VP”表达在这(那)里某种动作正在进行,由于其在口语当中被大量经常地使用,出于表达简洁的需要,在长期使用当中“这(那)里”逐渐脱落,至近现代形成“在+ VP”的表达正在进行的副词用法.     

浅谈朱熹的"理一分殊"

理一分珠是对一般与特殊的关系这一人类思维中的基本问题的一种理解方式.从三个方面揭示了这种理解方式的特点其一,从形式关系上把握一般与特殊;其二,从内容关系上把握一般与特殊;其三,从价值论上把握一般与特殊.文章特别指出,在价值论上,佛道联结一般与特殊的方式是"否定的统一",而儒家联结二者的方式则是"肯定的统一",承认"肯定的统一"是儒家对一般与特殊关系的理解方式的根本特点.     

《原诗》正变思想研究的追溯与反思

叶燮《原诗》以消解二元对立的方式,颠覆传统诗学或"崇正"或"主变"的观念,具有重要的诗学意义。以往的研究中没能区分"变"的多重含义,将动词的"变化"与名词的"变体"混淆起来,甚至以"变化"代替"变体",造成了误读,直接影响到对《原诗》正变思想的全面理解和正确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