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行人口户籍制度剖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沿用了几十年的由计划经济衍生出来的人口户籍制度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户籍管理体制的改革看来势在必行。因此,研究剖析现行人口户籍制度很有必要。 一、我国现行人口户籍制度功能已经异化 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是在全国解放后,随着各级政权组织的相继建立,社会生活秩序趋于稳定而逐步建立起来的。开始,户籍的功能很简单,户口由     

建立以公民个人户籍信息登记为核心的户籍制度

现行户籍制度很大程度上延续了我国传统农业文明时代户口登记和人口管理合一的户籍管理模式,各种"非户籍利益"以人口管理为入口不断加载在户籍制度上。因此,现今户籍制度改革应当以公共服务理论为基础,实行户口登记与人口管理分离,完成剥离"非户籍利益"的任务,建立以公民个人户籍信息登记为核心的户籍制度体系。     

试论公民社会权利的制度保障

公民社会权利是指公民分享社会发展成果,从社会获得基本生活条件的权利,而且当基本生活条件不具备时有权要求国家予以提供。由于民主的制度缺陷,二元经济结构和二元社会结构导致的城乡差别,收入分配制度不完善,国家公权力制约不足使公民难以平等分享社会发展成果,且无法得到国家权力的有效保障。因此,切实推进民主制度,改革户籍制度,加快城市化进程,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权力监督制度才能切实保障公民社会权利的实现。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对民主制度的推进,对经济结构的调整,对民生问题的关注,对权力监督的强化都将成为从制度上保障公民社会权利实现的有力依据。     

户籍制度改革后的计划生育问题与对策——以山东省为例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按户口性质划分的二元计划生育政策。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社会的二元化特征渐趋模糊,按户籍性质的不同进行计划生育管理已经不能满足当前社会管理的要求。鉴于此,本文提出了户籍制度改革后继续贯彻现行生育政策的思路以及以此为前提的社会抚养费征收、计划生育奖励扶助的执行方案。     

加入WTO对中国宪政的影响

中国加入WTO后 ,对我国国体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对国家主权的冲击上 ,其次表现在它能引起我国现行社会政治力量结构的潜在变化。另外 ,对我国宪政运作监督的影响 ,将主要集中在外部监督的强化方面。对宪法权利立法和保障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经济权利将成为主体和核心 ,精神权利保护将成为社会生活的热点。最后 ,加入WTO将会推动我国宪政司法救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取消城乡户籍分割与立法完善

取消城乡户籍分割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问题。从完善操作,健全法制,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深入进行的角度,本文提出在国家立法层面,应考虑出台户籍法,制定户籍制度改革的国家中长期方案,逐步实行以身份证为主的管理制度,统筹城乡发展,完善农民增收和农业发展支持法和社会保障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迁徙自由”亟待立法

迁徙自由权作为人的一项重要的基本权利,在世界各国广为重视,联合国也以国际条约的形式将其作为基本人权予以规定,在我国恢复这一权利是尊重人权、实现人人平等的需要.长期以来由于受严格的户籍制度的制约,公民一直没有完整享有过这一权利,建国初期的第一部宪法曾明确规定这一权利,但以后的几部宪法包括现行宪法都没有明确规定.我国现在已具备成熟的立法环境,尽快立法恢复已成当务之急.     

户籍制度改革的经验教训和下一步改革的总体思路

当前户籍制度的主要功能是保护本地人的福利,而在此之前的户籍改革普遍具有把权利商品化的倾向,这是一个问题。我们认为,下一步改革要根据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原则推进。与户籍挂钩的权益获得方式要从门槛式过渡到阶梯式,根据权益的性质和资源分配的可能,排出赋予的优先顺序,并以合法体面住房、居住年限和社保参保年限作为替代性管理手段。     

社会需求与户籍制度改革的均衡点分析

越来越多生活在城镇的居民没有城镇常住户口,这种人户分离现象反映了现实的人口迁移与现有的户籍管理存在着差距,也反映出现行户籍制度不再能满足社会需求。改造现行户籍制度,使之尽量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关键在于转变户籍制度的供给模式,使供给与需求达到均衡,以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户籍制度改革认识误区分析

我国计划经济时代,诸多行政管理制度以户籍为依据,给户籍附加了其他功能,衍生出诸多社会不公.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这些附加功能阻碍社会和经济发展,社会呼吁改革户籍制度.而目前户籍制度改革的讨论存在种种的误区:一是混淆户籍管理与人口管理的内涵,大化、泛化户籍管理功能(全能论);二是全面否定户籍管理制度(否定论);三是不顾现实条件主张大刀阔斧进行户籍制度改革(激进论).要进行户籍制度改革,首先得从思想认识上对户籍制度及其改革有正确的、清醒的认识,才有可能寻找出户籍制度改革的有效途径.     

我国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歧视和户籍歧视

性别歧视和户籍歧视是我国劳动力市场歧视的两种主要表现形式。传统观念和广泛存在的非正式制度导致了性别歧视的产生和巩固,户籍制度则是形成农民工就业歧视的最重要原因。性别歧视和户籍歧视不仅是对被歧视者平等就业权利的剥夺,而且使得企业、消费者的利益受损,造成了社会福利水平的下降。因此要加大反歧视的力度,保障女性和农民工的就业权利。     

户籍制度身份划分的历史演变对公民社会权利的影响

户籍制度是中国最具特色的社会制度之一,在封建时期几乎囊括了基层行政与社会管理的所有内容,因而也成为国家掌握行政与财政的重要依据,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社会都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因此,可以通过追溯封建社会户籍制度对人民身份划分的演变,来理解中国现代户籍制度对于公民社会权利公平性的影响。     

劳动权保障与制度重构——基于我国劳工权益保护的现状分析

劳动权是劳动者享有的一系列与其社会劳动有密切联系的具有人权属性的权利.在人权体系中,劳动权就其性质来说是典型的社会权.社会权的义务主体主要是国家,当劳动者的权利遭受侵犯或实现受阻时,公共权力必须提供及时、有力、低成本的救济.劳动权的实现离不开国家权力的保障,保障私权安全是公共权力产生和存在的合法根据.如果现有的制度不能为已被立法确认的劳动权的实现提供救济,就必须予以制度重构,从立法、执法与司法层面重构劳动权保障法律制度,以确保公民各项劳动权利法律保护的制度保障.     

新户籍制度改革与我国户籍制度的功能转型

新户籍制度改革的着力点不在于将户籍与各种社会福利剥离开来,而是赋予常住人口依据居住证享有更多社会福利的资格,事实上强化了户籍制度的社会治理功能。通过"社会治理论"的视角来理解新型户籍制度的功能可以看出:我国户籍制度功能转型的主要内容是从以工业化为目标的社会管制制度,转变成一种以新型城镇化为导向的社会治理制度;新户籍制度的主要功能是在城镇化的时代重建社会秩序、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具体体现在引导人口流动、完善地方社会福利分配和支撑地方社会治理等方面。     

户籍对婚配的影响:变化与趋向

婚配模式是测量社会结构开放度的重要指标.本研究认为,户籍制度交集了地域空间、身份地住、社会资源获取等多种婚姻影响要素,因而对户籍在婚配模式中的影响和所出现的变化进行分析乃是考察中国社会开放度的有效途径.本研究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3的调查数据分析发现,配偶之间的户籍配对存在高度相关,但这种相关性由于人们初婚时间的不同而变化;随着初婚时间的推移,配偶双方中都是本地户籍的概率在迅速减小,而配偶双方是异地户籍的概率在明显增加.在当今社会,户籍因素对人们择偶的限制在逐渐减小,从而也预示了中国社会开放度逐步提高的趋势.     

社团权力的重置

我国社团的发展路径别有特点,因此其实际运行的权力也有自治权、社会权力、公权等复合性特征。本文以行业协会十余年的立法立规立章的实践为样本线索,细致观察社团权力重置的现象,整理出社团章程与法规及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衔接定位、权利与权力的区分、社团与社团权力的类型化等亟待解决的问题。面对社会管理权力格局的重大变化,需要科学理性地整理重置思路,为此,社团与政府的某种平等性、社团权利与权力的复合性、以公法性社团与私法性社团的类型化思路来区分社团权力重置的这些前提值得重视,并建议以立法与建章的联合推动来呼应社团权力重置的趋势。     

中国的“逆城市化”现象:“非转农”——基于城乡户籍相对价值变化和推拉理论的分析

中国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阶段的同时,出现了值得关注的"逆城市化"现象——"非转农"。这一现象可能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及路径。城乡户籍相对价值发生逆向变化,是出现"非转农"现象的直接原因。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和二元的户籍制度显著地制约了户籍的自由转换,使主要考虑经济因素的推拉理论不能充分发挥解释作用。户籍制度改革的根本在于尽快卸掉户籍制度本身的经济价值,因此,着力点应放在户籍制度以外的相关制度上。     

论我国户籍制度功能的异化及其回归

户籍制度改革偏离户籍本身功能的倾向,是导致我国户籍制度改革二十多年来至今未能从根本上突破全面实现户口迁移自由和城乡户口一体化这两个关口的重要原因.本文探索了户籍制度功能的本义、演变及其原因,提出了户籍功能的复原应当成为下一步户籍制度改革的核心的论点,并就回归户籍制度本质功能,积极推进我国户籍制度改革提出了几点建议.     

城乡关系进程中现行户籍制度功能演化逻辑

作为政府治理国家的一项公共政策,户籍制度具有自然与社会两重属性,通过不同功能形态体现出来。随着城乡关系的演进,现行户籍制度功能也由单一社会管理演化为融社会管理、迁徙限制与利益分配为一体的功能体系,各种功能所占比例随着城乡关系发展的不同阶段而变化。考察城乡关系与户籍制度功能演进历程可以发现,城乡发展战略蕴涵着现行户籍制度功能变迁的理念与方向,城乡发展水平决定着现行户籍制度功能供给的结构与规模,城乡发展问题决定着现行户籍制度功能需求的方向与水平。     

试论法律化的利益与利益化的法

法治社会中的利益分为法律化的利益与非法律化的利益。法律化的利益并不等于法律上的权利,它还包括法律上的权力;权利与权力的最大区别在于:法律是权力的惟一源泉,却仅仅是权利的众多表现形式之一。法外不能没有权利,但法外不能有权力。而非法律化的利益并不就是非法利益,它是法律之外存在的各种利益形式之总称。假如法的二元主义学说中的“作为立法准则的法”和“作为行为准则的法”之间有什么本质区别的话,那么就在于“作为行为准则的法”是“作为立法准则的法”的利益化;但利益化的法并不单单是“行为的规范”,它同时也是“利益的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