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家庭的历史变迁——本质、阶段、范畴、文化背景与历史契机

假如我们将二十世纪作为现代中国的开端,那么,中国社会自鸦片战争以来所经历的那种从农业转向工业、从传统转向现代、从同质转向异质的激烈转型,无疑是社会变革的最抽象的特征,它使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并进入现代化建设的历史阶段。现代中国社会形态的上述转型,历史性地成了推动中国传统家庭变迁的契机与动力。 现代中国家庭的变迁,就本质而论,是以妇女解放运动为中心的结构、空间的调整和角     

论孙中山、康有为的社会理想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近代中国,孙中山与康有为的大同社会理想都是放眼世界的,然而又都以本民族的传统为基点,从而必须面临大同社会与传统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及其解决.21世纪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正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同样面临着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从道德、知行、民族与国家三个方面对孙、康二人的社会理想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作考察,有助于我们更深入的理解传统文化.     

清末在华教会、传教士的经济活动及其影响述略

以义和团运动为标志的清末教案问题,有着深层的经济原因。在华教会、传教士利用不平等条约,借传教之机,广泛从事各种经济活动,对中国传统社会小农经济结构产生破坏力,侵犯了中国传统社会中各阶层的经济利益,导致清朝社会官、绅、民一体的反洋教运动。     

关于农民、农业、农村现代化问题的社会学思考

中国不仅以农业大国著称于世 ,而且也以农民大国著称于世 ,农民数量大、素质低成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巨大制约因素 ,这就决定了中国农民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在我国现代化中的特殊地位。它们不仅构成我国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而且成为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本文从社会学角度 ,论述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必须重视“三农”问题 ,实现三个转变 ,即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转变 ,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 ,传统农村社会向现代农村社会转型。     

中央、地方与社会：中国治理研究的一种理论视角

在国家建构和国家治理上,西方传统重权力横向分立,如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的分立;中国传统重中央、地方、社会三者关系。此种中国传统之形成,与历史上早期中国的规模就已非常巨大有关;因国家规模巨大,在治理上不得不分出中央、地方与社会三个层面,因而不得不重中央、地方、社会三者关系。这一特点决定了中国治理有一条主线,那就是处理和协调中央、地方与社会关系,应对三者之间的冲突问题。与这种治理传统相对应,中国治理研究也有一种理论视角,就是以中央、地方与社会关系为理论分析的主线,发展解释理论或提出国家体制改革方案。这种理论视角已成为中国治理研究的一种思想传统,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种理论流派,从历史上一直延续到当代。     

家族法的产生、地位及变迁

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家族本位为政治法律的基础,宗法等级制度与国家政治等级制度一致,以家族法为代表的民间法是调整传统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主要法律规范.家族法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最为重要的法律现象之一,虽有其自身的局限,但在现代语境下仍有一定的价值,应增强对家族法的研究和应用.     

近代商人、教育变迁与社会变迁关系变化研究

在中国传统社会历史发展中,社会变迁主导着教育的变迁是一大主流,教育是社会变革的重要内容,商人则是传统教育贬抑的对象,社会地位很低.三者关系在近代发生剧变.近代中国内外交困,教育变革成为社会改革的突破口,教育变迁引发社会变迁,商人在近代经济力量增强、社会地位上升,成为连接教育与社会、教育与经济的中介.由此,近代商人推动了教育改革,教育改革成为社会改革的先声,教育变迁推动了社会变迁.     

法、礼、刑的属性(上)——对中国“法律”史研究方法论的一个反思

本文从古代典籍中相关术语的语义学考释入手 ,对“法”、“礼”、“刑”的概念、内涵及其属性进行了重新解读 ,并对20世纪中国法律史研究的方法论提出了质疑。认为 :传统中国是一个以“礼”或儒家伦理维系的礼治社会 ,而并非如西方社会那样主要是依靠“法律”(law)来治理的法治社会 ;中国传统文化系统的一元性和整合性结构特征 ,决定了传统学科界限的模糊性 ,这与西方文化中政治、宗教、道德、法律等自成一体相对独立的分化式文化结构 ,也是迥异其趣。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 ,法律史学者们不顾中西方政治文化和法文化的巨大差异 ,简单地照搬和套用西方的法律模式来衡量、评估或裁剪中国的古“法” ,建构起一套行政法、刑法、民法、习惯法等诸法齐备且跨越5000年的所谓《中国法律史》或《中国法律思想史》的知识体系 ,这样的法律史研究 ,不仅无助于国人对中国政治文化和礼法刑之属性的认识 ,而且造成了对传统和国情特别是中国法治建设的基础环境的误解     

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与中国社会学的坚实进展--以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和社会互构论为例

纵观中国社会学发展的轨迹,我们可以看到它经历了一个曲折进程———自觉不自觉地处理着与中国社会现实、与中国学术传统,尤其是中国历来的社会思想、与外国社会学和社会思想的关系以及中国特色问题———在本土化与国际化的结合中体现自己的特色,实现自己的创新。为了能展示这一特点,本文想通过以下四个在中国社会学界有一定代表性的理论来加以证实,即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和社会互动论。     

民族、文化、生命悲剧意识的交织——中国现代文学悲剧意识的精魂

悲剧意识是中国现代文学超越传统文学的个体和群体的审美文化自觉。本文对中国现代文学悲剧审美意识进行了深入探索,认为中国现代作家的悲剧审美意识主要体现为以悲剧的理念方式表现社会人生,感知传统文化的负面对于现代文明的阻拒,探究人的价值的毁灭以及民族生存困境缘由,是一种既具个体色彩更具群体乃至时代色彩的悲剧情思。浓厚的民族意识、文化悲剧意识和生命悲剧意识,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悲剧意识的精魂。     

文化习性、社会整合与儒家传统的现代性

文明的重建是今日中国面临的根本任务。文明重建的基本方向有赖于认清中国现代性的特殊性。中国文化是一种关系本位的文化,这一文化习性决定了未来中国社会中真正有效的社会整合方式仍将是伦理的、治人的和由道德精英主导的。这是我们理解中国现代性之不同于西方或其他民族现代性的基本出发点。必须认识到,在建设中国现代性的过程中,社会空间的理性化与自治是比政治民主化与法治化等制度建设工作更加基本的任务;而中国文化的习性决定了,社会空间的理性化与自治,需要通过伦理的、治人的和由道德精英主导的社会整合方式来实现,这意味着儒家的精神价值传统将成为中国现代性建设中最重要的力量之一。     

社会结构的重组、矛盾及其调整

一、社会结构的分化、重组 伴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中国社会结构演变,构成了当代我国社会变迁中极为突出的历史性现象。改革之前,我们采取了凝固社会结构的做法:视农民的身份变革为非法;动员社会成员向下流动;以社会成员的整齐划一、集团贫困为满足;严格杜绝新的利益集团的出现。十年改革,使得蕴藏于社会结构内部的力量一下子迸发了出     

城乡二元结构的中国视角:形成、拓展、路径

一般来说,在经济发展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了现代工业部门与传统农业部门的差距,由此产生了城乡二元结构。但近代以来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除这个普适性原因起作用外,还有着自己异质性的原因:中国社会的特殊发展道路产生了来自国外的工业文明与市场经济的冲击、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固化、前改革时代"级差式"和"分离化"改革措施的加速、后改革时代国有企业战略重组的助推等四大外部推力。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演进经历了四个特殊阶段,在内容上形成了特殊的四重城乡二元结构。推进中国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需要采取六个"三位一体"的特殊路径。     

论毛泽东、邓小平的义利观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毫无疑问是儒家思想,义利关系构成了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毛泽东、邓小平都继承了传统义利观的合理因素,但在超越传统义利观的同时,他们的义利观又各有特色。一、中国传统义利观的演变义利关系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历代哲人所关注的人生焦点。从春秋战国直至近现代,义利之辨纷争不息,源远流长。粗略考察,义利之辨在我国社会历史上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先秦时期,这是义利之辨的奠基时期。对“利”的问题,先秦思想家有三种不同主张:扬朱主张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①;墨子主张廉爱(即为…     

中国社会学的双重发端

中国社会学在其形成之初,不仅有丰富的西方学术传统的理论来源,而且也有深厚的中国学术传统的思想渊源.以先秦儒学、两汉经学、宋明理学和晚清今文经学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学术传统,孕育了中国社会学关怀人生、体察社会、经世致用和重视道德教化的学术风格:人本主义社会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和实证主义社会理论,都是中国社会学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的西方学传统,早期社会学家在这三大西方社会理论中分别吸收了不同的思想原则,为中国社会学展开了广阔的理论视野.康有为承继中国学术传统开启了中国社会学的内源性发端,严复通过引入西方社会学开启了中国社会学的外引性发端,而梁启超则在中西学术传统的融合中为中国社会学的建立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中国少族民族生态文化的创新、转换与发展

生态文化是关于天人之道也即人与自然关系的综合揭示和展示.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中国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是一种能够维持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而在当今社会历史条件下,中国少数民族生态文化必须实现由传统向现代的创新,转换和发展.才能实现中国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当代中国新媒体、城市动员与社会资本相关性分析

在行政改革开展了30余年的今天,"社会资本"和"社会动员"备受中国学者关注,但极少有学者关注过"当代中国新媒体、城市动员与社会资本相关性"这一问题。当代中国的新媒体在城市动员过程中的作用日益显著,在辨别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传统城市动员与新型城市动员的基础上,本文对当代中国新媒体、城市动员与社会资本三者之间的关系及相关性进行了分析研究。     

走向新社会政策：社会变迁、新社会风险与社会政策转型

传统福利观念和社会政策因社会变迁而面临新的挑战。在全球化、信息化和消费主义等新社会趋势的影响下,现代社会面临许多新的不平等,形成新社会风险。因此,影响人们福利的因素已经超出了传统社会政策的五大领域。反思社会公民身份与福利国家的社会政策、扩展社会政策的研究视野并致力于解决新的社会不平等,是回应这些新挑战的基本途径。而作为后发展国家,中国应当充分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相关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切合中国实际的新社会政策。     

国家力量、社会结构与文化传统——中国、日本和韩国福利范式的理论探索与比较分析

本文以中国、日本和韩国三国为分析对象,从比较的层面出发,对上述三个东亚国家的社会福利体制和社会政策经验进行理论分析,同时也侧重政治经济分析和社会学的诠释.作者主要从以下三个内涵来理解中国、日本和韩国福利范式的内涵与特征,即国家力量、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的交织作用对福利体制和社会政策的核心影响.作者认为,作为东亚国家,中国、日本和韩国三国的福利范式并不是同一类型,虽然人们笼统将它们三者归类为"东亚福利模式",但它们各自仍具有自身鲜明的特殊性,这些特殊性或差异是与它们各自不同的历史经验、文化传统、社会结构和政治经济过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并就此展开了讨论.     

观念、角色、社会结构的三重转换

本文论述了中国近十多年来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巨大冲击，观念、角色与社会结构的三重转换，提出了三个观点：（１）政治文化启动论。中国是一个文化导向型社会，文化分化十分清楚。社会转型要靠政治文化的变迁来启动。真理标准、包产到户、少数人先富、市场经济是传统政治文化的四个突破口。（２）身份变换加速论。户籍、劳动制度等造成了城乡劳动力市场的隔离，以及农民、工人与干部等基本社会角色与社会身份的固定化。农村工业化、私有经济、商业文化是人们转换角色与身份的三个加速器，使中国从轻商社会走向重商社会。（３）社会结构倾斜论。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是向市民利益倾斜的结构，保持这种结构必然会积累不安定因素。当前，我国的收入多元结构向高收入者阶层倾斜，获得高收入的途径向非劳动倾斜。中等收入者阶层是社会中最稳定的力量，而低收入者阶层与高收入者阶层则均是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收入层的分化是社会转型的必要代价，但必须适度。只有扩大中等收入层、收缩低收入层、控制高收入层，才能形成稳定的社会结构以及保证经济高速增长的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