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派:"现代性"的另一条阐释途径

"京派"将塑造民族精神和国民人格的使命寄托于文学,这是重个人、重个性、重精神的"五四"启蒙运动一种逻辑结果,标志着京派与"五四"传统的对接。所以,京派可称为"五四之跋"。而与"五四"同历史对话的方式和维度不同,京派在多重文化冲突中张扬文化综合和重构的热望,重新审视"国民性改造"的主题,加强对民族性格和心理探求的深度。京派以对文学历史功利性的批判、对自由主义精神和生命活力的颂赞构筑了自己的人文主义理想大厦和民族生存图式,提示了"现代"范畴具有的多维特性,同时也喻示了它在农耕文明下的乡土中国奢侈的乌托邦色彩。     

论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变奏

受西方后现代思潮影响,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出现了反现代性思潮.在全球化时代,摆脱情绪化、表面化和简单化的问题分析,审视中国境遇下的现代性问题,仍然是一个值得重视的课题.审视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它并不是业已完成的事业,也不是无法规避的危险陷阱,而是一项未竟事业,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入推进是实现中国现代性建构的重要途径和现实抉择.     

现代性的张力:从二元范畴看

本文以范畴分析入手,从抽象概念进入概念所蕴涵的厚重的现代社会。通过四组二元范畴的分析,揭示了现代性自身的紧张和矛盾,进而展示了现代性作为一个复数概念本身所包含的复杂的对立和冲突。在这一张力结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审美现代性所承担的独到功能:不断地对社会现代化及其问题提出反思和批判,为我们提供了工具理性支配原则之外的“另类”可能性。     

文化散文:在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之间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散文的崛起是文学史上一次值得称颂的坚守和选择,面对思想深度的平面化与理性思辨精神的弱化,以及审美感知的钝化和诗情诗意的沦陷,它左右出击,既保持了文学的尊严与独立性,也在某种意义上充实并提升了国民精神的现代性品格.审美与启蒙之间这种现代性张力的获取,使得文化散文从根本上奠定了自身不可取代的文学史价值.然而,当世纪之交以来的文化散文越来越走向一种矫情和媚俗之时,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的张力锐减,虽然它也许仍然拥有足够的读者,但已经失去了深层的文学动力和充分的发展潜能.     

启蒙理性的双重变奏——韦伯和哈贝马斯的现代性思考

韦伯和哈贝马斯都从理性视角出发思考现代性问题,但他们却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工具理性和交往理性,这是启蒙理性自身的双重变奏.工具理性虽然使社会面临重重困境,但它只不过是启蒙理性自身的一重变奏.要奏完启蒙的乐章,就必须在葆有工具理性合理内核的同时将其发展为交往理性.交往理性重建了主体理性,破除了工具理性造成的现代性困境.可以说交往理性奏响了启蒙理性乐章的高潮.     

启蒙理性及现代性:马克思的批判性重构

反思和批判启蒙理性是启蒙本身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是现代人制衡启蒙神话及现代性危机的重要力量,是全球化时代政治哲学发展的一个重大理论主题。对启蒙理性的反思和批判需要从外在的社会历史发展角度及内在的思想史视域来加以把握、检审,在充分肯定启蒙理性及现代性成就的同时,正视其自身的内在矛盾,揭示其所导致的社会危机,并梳理、反思和借鉴后现代主义对启蒙理性及现代性的否定性批判,以此为启蒙理性及现代性危机提供更有深度与广度的解决路径。马克思把对启蒙理性及现代性的批判转化为对资本逻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性重构,把对启蒙理性及现代性种种弊端的克服转化为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超越,将启蒙理性批判主题推向制高点,为现代社会向更高形态的发展找寻到方向和道路。     

"去中国化":一种现代性话语的建构与衍变

"去中国化"不仅仅是20世纪中叶以来的政治行为,更是人类历史上反复出现的某种话语机制.18世纪启蒙时代西方思想界的"去中国化"可以被视为第一次浪潮;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学术思想领域的古今之争则是第二次浪潮;20世纪中叶以后的"去中国化"则可以被视为第三次浪潮.当代西方学界"再中国化"值得深思,其包含着深刻的思想意蕴,预示着人类回归多元主义道路的可能.     

试论文化的分化与两种现代性

齐美尔、韦伯和哈贝马斯分别从不同角度探讨了现代性中文化分化的问题。无论是齐美尔所说的主客观文化的分化,还是韦伯和哈贝马斯所归纳的三个领域的分化,都与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对立息息相关,对文化分化不同角度的分析也让我们看到现代性文化所蕴含的巨大张力。     

现代性话语与现代性批判

本文对现代性、启蒙现代性、审美现代性及现代性的产物现代主义等概念进行了梳理,对这几者之间的关系作了细致的考查,以便廓清对现代性问题的认识。     

论京派诗歌中的现代性因素

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涌现出一批具有现代性意识的青年诗人。这些现代派诗人中,不少都属于京派或者和京派有密切的渊源。这群诗人在对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吸收中表现出更宽广的视野和更为强烈的创新意识,尤其是对西方现代派的艺术进行了很好的借鉴和创造性的转换,为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无论就诗歌现代性表达的深度和广度而言,无论就诗歌的哲学意蕴还是艺术生命体系而言,京派诗人所做出的成绩比起同时代的同行来说是一点都不逊色的。     

启蒙现代性与历史现代性——商品拜物教与资本生产的两种现代性视野

总体而言,存在着两种对现代性的理解——启蒙现代性与历史现代性。启蒙现代性主要揭示自我意识的普遍性对现代社会生活的总体性确证,历史辩证法视野中的现代性则侧重于现代社会经济基础的历史性生成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全方位塑造。二者的区别是观念论与唯物史观的区别,同时,历史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又是一种批判性继承与超越的关系。     

实践理性:现代性道德重构的路径选择

现代性道德危机的症结在于人类理性的过度张扬,这种理性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是人类中心主义,体现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是个人主义。前者引发生态伦理的兴起,后者引发对道德共识的强烈诉求。对现代性道德的批判并不意味着对人类理性的彻底否定,而是要对现代性道德进行重构,这种重构得以发生的基础是实践理性。其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为旨归,从自然之维、社会之维等方面来推进现代性道德的建设。     

现代性危机与规范主义合法性理论的重建

20世纪以降,在西方政治哲学界普遍产生了“反理性”的思潮。对“理性”以及“形而上学”的系统反思,使思想家们看清了“现代性危机”的思想实质,同时,也认识到了由韦伯所阐释的经验主义合法性理论的局限性。为了挽救西方现代政治哲学,更为了寻找自韦伯以来失去了的政治合法性的批判价值维度,罗尔斯将“公共理性”引入政治合法性领域,并试图以此作为解决西方经验主义合法性理论危机的最佳策略。     

审美现代性的理论意义

现代性是包含张力的文化现象 ,从历史分期或精神实质来说 ,现代性可分为启蒙现代性和文化现代性 ,前者是对社会现代化的肯定和呼吁 ,后者是对现代化进程的批判和反思。审美现代性对我们的美学文学研究具有多方面的借鉴意义 ,本文从四个方面考察了审美现代性的理论意义     

理性的“盛宴”与自由的“救赎”——启蒙的现代政治关怀

启蒙是在人类发展史诸多领域中展开的心智开启活动,在宗教领域反对教权主义和正统,争取宽容与理性;在政治领域,反对特权和专制,争取思想自由和权利的平等;在自然科学领域,反对神学非理性和权威主义,主张科学的理性和经验主义。启蒙在各领域取得的成就为思想界和学术界所承认,但同时也受到质疑和诘难。面对现代性问题和政治领域“自由”所呈现出的种种镜像,有必要对启蒙本身进行反思,让启蒙保持自身的超越意识和批判向度,对“祛魅”的世界进行再启蒙。     

回溯·交汇·预构:康德、福柯启蒙思想现代性品格

康德启蒙思想志趣揭示了人类自由地运用自己天赋的理性对现实予以思考和改造,福柯启蒙精神意旨关涉了人们自身从历史性存在的反思中对现代性问题的批判;启蒙与现代性的交汇意在构筑全新现代知识体系,鼎新现代社会观念,建构现代社会运行秩序。当代中国进行的启蒙之预构维度旨在继续秉持解放思想的理念,重塑理性的本真精神,建构公正良好的社会规则与秩序。     

古典现代性、审美现代性、后现代性的照面——评童庆炳、杨春时、陶东风的文学理论教材

在后新时期出版的文学理论教材中,童庆炳的<文学理论教程>、杨春时的<文学理论新编>、陶东风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是最具代表性的三部.它们分别建构起了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单一文学本质观、以审美为主导的多重文学本质观和无本质的文学本质观,各自具备了古典现代性、审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品格,并且分别发挥了改造传统文论、建设现代文论和解构传统文论的历史作用,从而分别具有过渡性、当代性和超前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