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情绪疗法和森田疗法的比较研究

对理性情绪疗法与森田疗法进行多方面的比较,认为两种疗法在理论基础、技术运用等方面存在交集。两种疗法是在相似的人性观上发展而来的,都比较适合青年尤其是大学生群体;两种疗法在临床实践中都是以认知调整为核心的,但在治疗技术的操作上各有不同。理解二者的区别和联系,对于做好心理治疗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关于宏观调控理论基础的几个问题

一、宏观经济研究出发点的总量内涵 从宏观经济的整体内容来看,准确界定国民经济总量的内涵,是宏观经济研究的出发点。 在苏联、东欧发生大变动之前,世界上国民经济核算有两大体系,一种叫东方体系,即物质产品平衡体系(简称MPS),为前苏联、东欧和我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所采用。另一种叫西方体系,即国民经济帐户体系(简称SNA),为西方发达国家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采用。“MPS”体系主要是通过社会总产值(TPS)和社会净产值(MPS)即国民收入这两个总量指标来衡量国民生产活动的。“SNA”体系则主要是通过国民生产总值(GNP)、国民生产净值(NNP)和国民收入(NI)这3个指标来衡量宏观经济活动的。这两种核算体系所依据的理论基础不一样,核算的范围也不相同,所以得出来的国民收入在量上也是不一样的。     

论国民经济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结构平衡控制

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是国民经济宏观控制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应有的主题。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包括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两个方面。但是,一直以来,我们在理论上仅重视供给与需求的总量平衡研究,在实践上对供求平衡的宏观控制也偏重于总量平衡控制。西方宏观经济学对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研究,虽然在方法上比我们更为注意进行动态分析和定量分析,但也仅仅局限于总量平衡的描述。其实,要真正实现国民经济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仅在数量上平衡是远远不够的,而想单纯凭     

论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结构平衡控制

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包括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但是,过去我们在理论上仅重视供给与需求的总量平衡研究,在实践上对供求平衡的宏观控制也只是偏重于总量平衡控制。其实,要真正实现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仅在数量上平衡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在供求结构上平衡。这就要求我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不能仅停留在单纯的总量平衡分析和控制,还必须对结构平衡进行分析和控制。 一、供求结构平衡是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宏观控制的根本目标 国民经济活动的本质是一个再生产过程,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也是在这个再生产过程中实现的。因此,对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控制的根本目标,应该从再生产过程中去认识。 社会再生产中的供给,是指在既定生产规模和生产条件下,生产出来可供销售的物质产品及劳务技术的数量;而在社会再生产中的需求,则是指社会对物资、劳务及技术等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由于商品的二重性,产品一经生产出来,便形成社会再生产中和供给与需求相适应的对立统一的两种运动。一种     

认同理论:社会学与心理学的分析路径

认同,涉及到我是谁或我们是谁、我在哪里或我们在哪里的反思性理解.长期以来,在社会科学中形成了多种有关认同的理论,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导源于符号互动论的认同理论和由欧洲社会心理学的"反叛"形成的社会认同理论.两种认同理论在理论维度上涉及到相同的研究主题,在经验维度上同样面临诸多需要科际合作的领域.通过对两种认同理论的基本概念、理论来源和相关经验研究的比较分析可知,二者存在着整合的基础和可能性.     

国民经济基础论中两种观点的比较与启示

关于什么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在我国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传统的理论,它认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也是农业经济学中最基本的一个原理;另一种是和传统的理论根本对立,彻底否定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观点(以下称否定论)。此外,还有优先发展重工业(机械工业)的一些见解。对这两种不同的观点进行分析比较,从中得到启示,对于推进我国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促使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具有现实的意义。本文拟就此作一尝试。     

论公有制宏观经济运行中的总量失衡与结构失衡

近几年,理论界就公有制经济中短缺(总量失衡)的成因展开了热烈的争论,并形成了关于短缺成因的需求决定论和供给决定论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这场争论表面上是“短缺归因”在观点上的分歧,实质上却反映了理论界对公有制经济的宏观分析框架这一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在认识上的巨大偏差。因此,本文试图从分析这场争论入手,就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中的若干基本理论问题特别是供求的总量关系和结构关系,谈些自己的看法。     

西方环境公民权理论与绿色变革

生态可持续性理论和审议民主理论,对环境公民权的基本设定与理解有着很大的差异——前者是一种生态主义政治理论,而后者是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的一种时代拓展。但在对环境公民权概念阐释的内容与方法上,二者存在着很多理论衔接点或相近点。更为重要的是,二者都可以理解为生态政治理论家和民主政治理论家试图借助环境公民权这一概念,在各自领域中推动一种有利于可持续社会目标实现的理论努力,虽然不能过高估计它们所蕴涵的社会绿色变革潜力。     

康德关于直观和概念的区分

直观和概念是两种不同的先天认识形式.二者截然不同,但惟有结合起来才形成知识,由此给康德的认识论带来了难题.康德对二者的区分实际上是对西方哲学史上关于感觉和理智的区分的一种自觉继承,但采取了一种新的形式.完整理解这两个概念及其关系,对于深刻把握康德在认识论上的变革及其理论困境是十分必要的.     

解释与创造：比较哲学研究的两种定向

比较哲学研究和对其进行的理论反思,近年来都有不少。从研究目的的角度看,不管是比较哲学研究还是对其进行的理论反思,都存在解释和创造两种定向。解释指的是希望获得对比较双方以及二者之差异的客观认识．而创造则是指在客观认识的基础上实现新的哲学创造。解释和创造不只是比较哲学研究中的两种定向．还应成为未来比较哲学研究的两个层次：解释的目的是为了创造,而创造则要基于解释。     

运用矛盾普遍性特殊性原理的光辉范例

矛盾普遍性特殊性问题是个重要的方法论问题。在二者关系上存在辩证思维方式和形而上学思维方式 ,由此得出两种不同的矛盾普遍性———具体普遍性和抽象普遍性。邓小平运用具体普遍性的思维方式考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 ,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该理论无论在方法论原则上 ,还是在理论内容上都充分体现了矛盾普遍性特殊性相结合的原理。     

毛泽东同志究竟何时完成了伟大转变

在毛泽东同志何时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问题上,目前学说界说法不一。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一种意见认为是在一九二○年夏秋;另一种意见认为是在一九二○年冬。二者都是以毛泽东在这期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而完成伟大转变的。我倾向于后一种说法。     

魏晋南北朝文质之辩的陈述误导及其语法澄清

魏晋南北朝文论经常混淆两种不同性质的文质关系,而今人对这两种关系同样存在误解。在内容与形式的意义上,文与质是逻辑和语法上的必然关系。内容与形式不是事物的实质结构,而是我们关于事物的陈述方式和思考方式。通常所谓"内容决定形式""形式服务内容"等说法都把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误解为经验中的并存关系,从而使内容和形式成为各自独立的两个事物或一个事物的两个部分。在华丽与质朴的意义上,文与质是经验中并存的两种不同风格。对这一意义上的文质关系,魏晋南北朝文论推崇二者统一的文质彬彬,但这一共同的理论主张却隐藏着不同甚至相反的审美取向。华丽与质朴是两种相反的性质,二者的结合只能是一种中和状态,无法在统一中保持各自的独立,所以"芙蓉出水"是"质木无文"与"错彩镂金"的中间状态,而不是后二者的简单相加。风骨与文采性质不同但并不相反,所以可能并存于同一作品中,但二者的关系经常被误解为内容与形式的关系。     

短缺经济中的总量均衡成本问题

总供给与总需求均衡是国民经济顺利运行最重要的条件,也是宏观经济管理所要达到的主要目标。近年来,由于我国经济运行中总量波动与失衡的影响几乎涉及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而经济学界对此给予高度重视,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但笔者认为,在这方面,总量均衡的成本问题至今似乎尚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而这恰恰又是分析总量均衡关系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有鉴于此,本文尝试以短缺经济为背景,对总量均衡的成本问题进行初步分析,以期有助于理论认识的深化,并对实际工作有所裨益。     

货币、货币哲学与货币数量论

依照塞尔语言哲学的一个理论洞识 ,本文把货币归结为在人类经济活动和市场交往中凝汇着人们“集体意向性”的一种制度实在。本文第二部分则从货币总量和实体经济总量的相互关系中进一步反思了货币的本质。尽管在某一时点上一个社会或经济体中的货币总量和以货币总量乘以货币流通速度所反映的经济总量都是一个确定的数 ,但在现实中 ,离开了货币这个纯数量“标量” ,我们既不能知道货币本身 ,也无法衡量任何总量国民经济指标。由此来判断 ,西美尔的“货币的量就是货币的质”命题为真。最后 ,本文还从货币哲学的角度反思了经济哲学的一般问题。     

马克思主义美学观元典性研究的当代价值

当前美学理论探讨中出现两种倾向:一是将审美归为绝对精神自由,二是试图建构一个超越时空和历史限定的抽象的人类学基础的文艺本体论。二者的失误都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美学论著中找到症结。因此,回归马克思主义主义原著,进行其文艺观、美学观的元典性研究对当代文艺学、美学学科理论的研究、建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从莱布尼茨的真理观看逻辑真理与事实真理

在企图调和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原则指导下,莱布尼茨提出了两种真理的学说。所谓两种真理:一种是推理的真理,一种是事实的真理。他严格区分了这两种真理,认为二者是绝对对立、不可逾越的。实际上,逻辑真理和事实真理并非泾渭分明,二者的区别也不是绝对的。它们都有一定的经验基础,在这点上,它们是一致的。     

政府俘获理论的比较分析——芝加哥学派与弗吉尼亚学派

芝加哥学派和弗吉尼亚学派是公共选择理论的两个重要学派,它们都从经济学角度对规制领域中的政府俘获问题(或利益集团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规制机构为特殊利益集团服务的观点。但是,二者在理论假设、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竞争影响、租金耗散等问题上观点迥异,从而形成20世纪七八十年代政府俘获理论研究上的不同派别。     

关于体制转轨时期宏观调控的几个问题

目前,我国正处在新旧两种体制转轨的时期,旧体制虽然被打破,但在许多方面还继续发挥作用;新体制虽然开始建立,但尚未确立主导地位。在新旧两种体制摩擦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制度上的漏洞、脱节,不配套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以致出现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经济秩序混乱等问题。这些情况迫切要求我们认真总结我国几年来在宏观调控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切实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能力。 一、要把实现总量平衡和结构协调有机的结合起来 实现总量平衡和结构协调是宏观调控的基本原则。所谓总量平衡,主要是指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在价值量和实物量上的大体平衡;所谓结构协调,主要是指市场商品的供应结构与需求结构的比例基本合理。总量平衡和结构协调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只有实现总量平衡,经济才能稳定发展;但结构是否协调,又是总量能否平衡的基础。宏观调     

GNP指标质疑

GNP,即国民生产总值,是国民帐户核算体系(SNA) 中的一个最重要的总量指标.目前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用来度量经济增长已成为普遍接受的观点.GNP成了比较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尺度.但是笔者认为GNP仅仅是市场活动的总量指标.因为GNP没有区别哪些活动是人们所想要的,哪些是人们所不想要的;没有区分成本与收益,甚至把损失当成收益;也就是说它只记录了有货币交换的活动,而忽视了家庭和志愿者所提供的服务.因此用它来衡量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存在着重大的缺陷与偏差,许多情况下,会得出错误的结论,产生政策上的误导.一、经济增长度量方法的历史演变在西方国家,最早对国民经济进行估算的是在1665年,由英国的托马斯·配第进行的.配第的核算范围相当广泛,他从税源的角度对国民经济进行核算和度量.随后,在法国出现了核算范围较小的核算方法.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理论是重农学派,这个学派认为农业是国民财富的真正的、唯一来源.基于这种思想,他们对国民经济的度量集中在农业,就不足为奇了.这种核算方法与当时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统治地位是分不开的.在工业比较发达的英国,亚当·斯密提出了范围更广的国民财富论,认为整个制造业都创造财富,都应当列入国民经济核算的范围.但斯密及追随者忽视了我们今天所称的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