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谒与唐代诗人心态

荐举是唐代相对于科举人仕的另一条求仕之道，唐代文人要想通过荐举之路走上仕途必然要行干谒之事，文章旨在通过列举大量的实例，引证一些历史资料，对有用世热情的唐代文人在行干谒之事的种种心态作出分析。     

《聊斋志异》与唐代传奇

如所周知,中国古代作家提高艺术修养的重要方法之一,是摹拟前人的优秀作品。蒲松龄也曾采用这个方法来体认和吸收唐代传奇的艺术经验。他的《续黄粱》、《莲花公主》、《织成》、《葛巾》、《武孝廉》在唐传奇中有其蓝本。鲁迅先生说蒲松龄“抚古”、拟唐人小说,强调了蒲松龄学习唐代传奇的事实,揭示了《聊斋志异》的主要艺术渊源。蒲松龄自己在《聊斋自志》中也把《聊斋志异》比作干宝的《搜神记》,在《感愤》诗中把它比作洪迈的《夷坚志》,当他郑重地为该书命名时,用的也是唐人语汇:“志异”二字出于沈既济的传奇杰作     

从盛唐投献诗看士子的干谒心态

干谒行为在唐代公开而盛行,士子们为求得达官显贵的赏识、援引、擢拔、揄扬而投献诗文,表明汲汲进用,经世致用的抱负,从中呈现出多样的干谒心态,折射出人格的复杂性,这在其他朝代是少见的,值得我们分析。     

唐人心态与唐代贵族女子服饰文化

唐代贵族女装胡汉兼收、大胆时尚,先后出现过窄袖襦裙装、胡服、女着男装、大袖袒胸裙等组合变化,这种现象的产生与唐朝国力强盛、社会开放等物质条件有直接关系,更有广泛的社会心理因素的支持,即多元文化长期渗透形成唐人独特的社会心理,李唐皇室固有的胡人心态,女权意识的崛起及社会审美情趣的变化,基于此才产生了绚丽多彩的贵族女子服饰文化。     

唐代落第士人心态探微

唐代科举取士的制度设计产生了大量的落第士人.落第的结局,犹如多棱镜,在这类日益庞大的士人群体中折射出多层心态,积极进取之意、感慨悲伤之情、失意怀羞之心、失望归隐之思等杂陈于内.关注落第士人的心态,可以审析唐代下层士子特有的文化心理,了解唐代社会文化生活之一角.     

古文运动与唐代传奇关系辩正

韩愈发动的古文运动与唐代传奇的繁荣发展虽为同时 ,但韩愈只写过“以文为戏”的几篇散文 ,并未以古文尝试作传奇。他的以奇为特点的古文既不适合于传奇创作 ,也未对传奇产生过影响 ,古文运动与唐传奇的繁荣没有必然的关联。     

唐代传奇中的植物形象

唐代传奇小说中出现了许多植物,其中包括自然状态的植物和能幻化的植物,唐代传奇中的植物形象对后来同类体裁小说中的植物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自然状态的植物作为景物描写中的因素、作为文中所吟诵诗句中的因素以及作为象征或隐喻而出现;能幻化的植物精怪也呈现出体系:植物精怪大多有着艳丽的容貌、悲戚的结局、善良的内心,这些精怪都与人发生了缠绵的爱情故事,植物精怪原型具有宗教性质等特点,这些植物形象所具有的丰富意蕴在后来的小说《聊斋志异》等中均有出现。     

论唐代文人的忧国忧民心态

唐代文人忧国忧民思想呈现出明显的时代特质。政治清明的盛唐 ,文人积极用世 ,兼济天下 ,展示出昂扬的精神风貌 ;中唐则朝纲不振 ,国势趋衰 ,文人的作品多表现为对权贵的鞭挞以及对民瘼的同情 ;到了晚唐吟唱的则是一曲曲挽悼的哀歌。这种内容与形式的兼备 ,因而产生出历久不衰的文学精品     

唐代士人节令假心态初探

我国是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影响农业生产的最大因素是自然环境,因此便有了长期对天象、季候的观测。在这种经验的积累上,先民们制定了历法,历法是官方对于来自民间的长期农业生产经验的固化整合。而节令假则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主要考察了唐代节令假中士人的心态。唐代士人的节假日的心态大致如下:对节日普遍文化内涵的体认;迎合帝王,装点升平;士人的个体化情绪。     

从唐代爱情传奇看唐代文人的情感取向

唐代爱情传奇较之以前的文学作品更注重两性之间的情感因素,其主人公多是社会地位低下的妓女或婢妾,这正是特定时代中的妓女自身素质与唐代文人的情感取向暗合所致。但这种情感追求与当时的社会规范是相矛盾的,从而又注定了其悲剧性。     

唐代士人的社会心态与隐逸的嬗变

隐逸是一种具有深厚历史积淀的文化现象,它对中国社会文化特别是士人文化心理建构有着深远的影响。唐代隐逸风气兴盛,对其历史嬗变的研究,是深入了解唐代文人的行为心态、人格理想以及价值取向的不可或缺的内容,而且对其递嬗缘由的追问,也是深入剖析唐代社会政治和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层面。概而言之,初唐承继魏晋隐逸遗风,盛唐在隐逸中贯注入世因素,中唐淡化了士人的担当精神,晚唐以隐居避祸全身。     

唐代文士贬谪途中的生活与心态述论

初唐、中晚唐、唐末的宋之问、韩愈、李德裕、韩偓等几位具有代表性的著名文士均有贬谪的遭遇。在贬途中,他们不容迟留,日夜兼程,翻山越岭,历尽艰难,过着极为苦楚的生活。在这一遭遇中,他们的情感心态颇为复杂,或伤心凄楚,或极想辩诬自白,或想念亲友、故园、盼望回归,或憎恨权奸、仍怀忠恳依恋、深叹难于报国之情,或提防再被害或不愿再仕,宁愿隐避等等。凡此种种,均展现了唐代文士在贬途中的生活情景与丰富复杂的心态。     

论唐代士人的恋京心态

唐代士人有着普遍而强烈的恋京心态,当时的诗人甚至说“生作长安草,胜为边地花”。在这一心态制动下,不仅有大量士子为了科举功名久寄长安,身不在长安的唐代士人们也参与创作了大量以望京、忆京、梦京、思京、归阙等为主题的诗歌。其中,贬谪文人和动乱流寓文人的思京恋阙情绪尤为强烈。流贬士人从离京赴任开始,眷念京城的“强烈情感”便主导着他们的意志,构成其被贬后意识的“主要内容”。因社会动乱流寓在外的文人如杜甫、韦庄等,他们思念长安的精神内涵,除了对个人生活和政治归属的诉求,还有对国事民生的忧虑和社会现实的关注,其家国同一精神与屈原一脉相承,在思京诗中显示出更丰富的情感内容和更高的思想境界。与前后朝的士人相比,唐人强烈的恋京心态具有鲜明的时代独特性,因之所创作的恋京诗也蔚为大观。这一现象在本质上缘于唐人对儒家经世致用思想的信守和执着的事功精神。即使在政局紊乱、救时无方的中晚唐,士人们无奈退避,对长安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疏离,也未曾真正放弃对事功的追求和长安的眷恋。此外,这一心态还与唐人心中的长安情结与盛世情结、唐代官僚对君主的强烈依附以及唐人重内轻外的任职观念诸时代因素密切相关。     

唐代落第诗折射的士文化心态

唐代落第诗在展示唐代士人的文化品格、自我价值观念、情感世界等方面,有着独特的文化价值。在此 着重阐述其所折射的士人文化心态:文场蹉跎、失意怀羞的心理;羁旅行役之感与怀乡念国之思;怀才不遇、感伤意 绪的流露;进取归隐、儒道意识的转换等。并进一步审视唐代科举之下文人特定的文化心理。     

从唐传奇看唐代女性婚恋观

唐传奇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样式,多层次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存状态、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尤其真实再现了唐代社会女性的婚恋情况。与开放的社会风气相适应,唐代女性的婚恋观亦显示出强烈的时代特色而呈现出独特的魅力     

唐代爱情传奇的心理类型分析

唐人传奇为小说之一变,爱情传奇又代表了唐传奇的最高成就。它不仅文辞华美,而且还用各种手法对人物形象进行了细致的心理刻画。从宏观上用类型化的手段把握这些人物形象的近似心理和作者的潜在心理可以在更深层次上体会作品的意义;同时,对人物心理演变的纵向分析则能与类型化分析一道,更为完善地从心理角度把握唐代爱情传奇的魅力所在。     

论唐代传奇小说的繁荣原因

古代小说在唐代以前还是萌芽状态 ,到了唐代才起了重大变化 ,而中唐年间又有一个飞跃发展 ,数量和质量都有很大提高。许多传奇名篇如《任氏传》(沈既济 )、《柳氏传》(许尧佐 )、《李章武传》(李景亮 )、《南柯太守传》(李公佐 )、《莺莺传》(元稹 )、《李娃传》(白行简 )、《长恨歌传》(陈鸿 )、《霍小玉传》(蒋防 )…… ,都产生在这个时期。本时期还有小说集产生 ,如《玄怪录》(牛僧孺 )、《通幽记》(陈邵 )等。传奇小说在这个时期以作者之众 ,作品数量之多 ,而且作者的兴趣多转向今生现世 ,艺术更趋娴熟 ,抒情气息极其浓厚标志着它的成熟…     

牡丹折射下的唐代社会文化心态

牡丹的色、香、态等生物属性契合盛唐大国景象及其社会文化心态,因而能集唐人的万千宠爱。随着社会的发展,唐代社会文化心态发生了某些微妙变化,而盛唐、中唐和晚唐的牡丹诗则反映了各个阶段社会文化心态的不同特质。     

论佛教对唐代传奇小说的影响

佛教传入中土后与中国文学积极融合,作为人生具象的小说也融入了斑斑佛迹。在佛教盛行的唐代,出现了以寺院为活动场景、以僧众为表现人物、以世俗化为倾向的传奇小说。分析佛教因素在传奇小说中的投射印痕可以看出,佛教在艺术手法上,包括题材扩大、人物塑造、结构创新以及创作思想等方面对中国小说产生的深远影响。而佛教思想在士大夫阶层的渗透,也极大地影响了文人的创作和国人的文化性格。     

唐代传奇小说的俄文翻译和研究

唐代传奇在苏联时期被广泛翻译成俄文并且出版.1950-1970年代期间,至少有五种唐代小说的俄文译本,后来各种作品选中的唐代小说俄译文多从这些译本中选出.苏联汉学家对唐代小说的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富,既有论文发表,也有专著问世.对苏联时期的唐代小说翻译和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既是对俄罗斯汉学辉煌历史的尊重,也是对逝去的苏联汉学家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