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近或逃离:审视中国女性儿童文学中“母亲的女儿”与母亲的关系

女性作家凸现了少女小说创作的优势与特质,特别是书写关于“母亲的女儿”与母亲的关系,女性作家一方面拥有深层的童年记忆与少女情结,对少女心绪有着敏感的体会与艺术的把握,另一方面作为成年女性她们有可能兼备女儿与母亲两种角色的体验,在儿童文学的创作中更深刻地表达女儿来自于母体又要脱离母体,既亲近又疏离的错综复杂的情感。     

蛹与蝶--解析中国当代女性儿童小说作家笔下少女的成长

自20世纪80年代起,儿童文学领域内的女性作家群崛起并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书写风貌。她们笔下化蛹为蝶的少女,在自我与他人的磨合交锋中走向成长。这些文本既有成年女性作家的生命体验与童年情结,又有对当下少女成长的关注,透露出童年梦想及诗人梦想的连续性。     

“中国议题”与儿童文学知识体系的建构

“中国议题”的提出夯实了中国儿童文学知识生产的本土根基,也为其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了全新的话语资源和价值标尺。中国儿童文学自觉地将儿童问题归并于中国议题,保障了其反映社会结构、拉升思想效能的现代品格。民族国家想象是文学彰明自身价值的重要路径,儿童文学以“儿童”的新人想象为基座,统合“立人”与“立国”的内在关联,为其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新的框架。中国儿童文学对“中国议题”的叙述,接榫了新文学所开创的人文传统,在本体论与价值论“一体化”的机制下建构起中国自主的知识话语与精神气度。     

逃离：“苦难”与“人性”的双重变奏张存学小说论

在当代的文学批评中,西部文学、尤其是甘肃文学常常是一笔带过的东西,其中有一两位作家被偶然提及,也总有一点跑跑龙套的感觉.许多人似乎只是以惯例来推论,在一片文化的沙漠上会长出什么样的参天大树呢?但事实上,文学史的常识理应是:经济的落后并不代表文化的贫瘠,古代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状况下所产生的文学经典以及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都可以说明这一点.由于甘肃与中国现代的思想论争无关,与新的潮流总是存在的难以超越的隔膜,在一意求"新"的20世纪叙述话语里,甘肃文学总是难有其存身之所.在许多人的印象中,甘肃文学似乎永远难以摆脱其对苦难的书写,这种影响完全忽略了甘肃文学真正的价值所在.在他追赶时代的脚步中,沉潜下来许多也许是更为深刻的东西,这些东西对中国当代创作界也许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值得引起评论界的重视.在我看来,张存学就是值得去重视者之一.     

性别与身份的反诘：论历史演义小说中的“母亲”形象

。以赋予“母亲”的道德美名为掩饰,张扬其性别的从属性,是历史演义小说书写“母亲”的习见方式。对儿子忘我的付出、甚至“为子赴死”,成为这类小说中“母亲”的程式化姿态。这类小说特有的处于最高权力边缘的“母亲”———太后,以极端的自我伸张对“母亲”利他主义生存的唯一合理性进行了质疑。     

桑梓兰：《浮出水面的女同性恋者：现代中国中女性的同性欲望》

着手研究现代中国女性的同性欲望，桑梓兰被迫面临克服方法障碍的考验：二十世纪前原始资料的匮乏；更近的原始资料则混乱不堪难以轻松阐明；靠不住的、模糊的心理分析理论；因为欧洲中心的假设和历史的负累而失去适应力的术语和框架——甚至标题中的“女同性恋者(lesbian)”一词也不得不参考古代希腊。然而桑氏镇静自若、轻描淡写地对付了这种潜在危     

国家与社会之关系的“元议题”：何谓“社会” ？——中国式国家治理研究中“社会”概念的多维性

在中国式国家治理的研究议题中, “国家与社会之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元议题”。理解国家与社会之关系,需要建立在理解“国家”与“社会”概念的基础上。然而,学界对“社会”概念的理解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导致了“社会”概念的“模糊性”,不利于形成有效的学术对话。基于此,以重返“元议题”的提法,引出“社会”概念的“模糊性”问题,在回顾中国学者引进、发展和批判“国家—社会”二元分析框架之过程的基础上,从类型学的角度总结了中国式国家治理研究中“社会”概念最有代表性的四个维度：组织维度的“社会”、治理单元维度的“社会”、本位维度的“社会”和总体性维度的“社会”,进而指出“国家”概念单维性与“社会”概念多维性之间的“维度错配”,以及这种“维度错配”导致的只见“经验切片”不见“生态系统”、概念创造的“内卷化”和衍生范畴的“模糊性”等问题。要进一步推动中国式国家治理研究的发展,为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下一阶段的研究必须增进“社会”概念理解的统一性和全面性,搭建起多种叙事框架有效开展学术对话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