纬书与政治神话研究

所谓“纬书”,就是解经的书,“纬”是相对于“经”,即儒家“六经”(亦称“五经”)而言的。据说“孔子既叙《六经》以明天人之道,知后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别立纬以遗来世”。所以有孔子《七经纬》及黄帝至周文王所受《河图》、《洛书》本文(《隋书·经籍志》)。其实纬书与孔子无关,是汉代儒生自行制作的。赵翼《廿二史(答刂)记》中说汉代儒生“上书无忌讳”,所言正是汉儒通经致用犯颜直谏的风气,如昭帝之世睐弘以符瑞言“当有匹夫为天子者”,请汉帝“求索贤人禅以帝位”,京房、李寻以“天人灾异”议朝廷政治     

近百年纬学研究综述

纬学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反对纬学的学者们对纬学的反思.但由于历代对纬学的禁毁,真正对纬学进行系统研究的还是在清末辑佚学发展起来以后.对纬学基本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纬”所包含的内容、纬学的产生时间、对纬学的认识和价值判断上;对纬学文本的研究建立在对纬书的辑佚和源流梳理上,各类纬书中易纬的研究成果最多,同时孝经纬、乐纬、论语纬等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对纬学的相关研究中,学者们主要关注纬学与汉代文化、纬学与经学、纬学与史学、纬学与文学、纬学与道教、纬学与汉代政治的关系等诸多问题.     

甲骨文考释三则

此文对甲骨文中的三个未识字进行了考释,认为《辑佚》398上的“■”应是“安”字,并通过考察“■”、“■”、“■”三者的用法,认识到在甲骨文中三字应是一字之异体,皆应释为“安”;《辑佚》450上的“”应是“乎■”二字之合文;《辑佚·附录》8上的“■”应是“艾(刈)”之异体。     

中国辑佚学研究百年

中国的辑佚学研究是从本世纪开始启动的。本文沿着历史的轨迹 ,总结了近百年间辑佚研究发展的基本特点、历史过程 ,对各个历史时期辑佚学研究发展的基本状况、代表学者、主要成果和观点 ,加以总体的概括和系统的评介 ,揭示了辑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演讲形成过程 ,最后对21世纪的辑佚学研究做出展望。近百年的辑佚学研究可相对分为四个阶段 :一是发轫时期(清末—民初) ,主要是皮锡瑞“辑佚之学”的提出和叶德辉对辑佚起源问题的探讨 ;二是创始时期(30-40年代) ,主要是梁启超的泛化研究、刘咸的探微研究、王重民的个案研究 ,辑佚现象开始受到研究者的一定关注 ;三是叙介时期(1950 -1985年) ,主要是前辈学者 ,把辑佚学视为一种专门知识和文献现象进行泛化叙介和个案研究 ,又相对分为“文革”前17年(1950-1966)和“文革”后9年(1977 -1985) ;四是理性探讨时期(1986年以来) ,“文革”后成长起来的一些青年学子 ,把辑佚学视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进行理性思考和学科体系构建。     

《易纬》、《易谶》辨以及《易纬》与河图、洛书和录、符、候的关系

<正> 纬书,据《汉书李寻传》称“五经六纬”,注:“五经及乐纬”,知纬书自成系统;此后,《后汉书樊英传》称七经纬,表明七经皆有纬书。但七经纬“皆佚于唐,存者独《易》,逮宋末而尽失其传。今《永乐大典》所载,《易纬》俱存,多宋以后诸儒所未见。”(《四库全书总目题要》)因此,本文只就《易纬》略加论述。一、《易纬》、《易谶》辨《易纬》,据《后汉书》注:“《易纬》:《稽览图》、《乾凿度》、《坤灵图》、《辨中备》、《是类谋》、《通卦验》”,共六种。自宋元祐年间又出《乾坤凿度》一目,马端临《经籍考》更出《乾元序制记》一目,于是四库全书本《易纬》八种始备。然而在《乾坤凿度》一书中,称“《垂皇策》,《乾文纬》,……说《易》者也”,是又多出二种而得《易纬》十种;此外在《太平御览》中称《易纬》的还有《易卦通统图》,唐《开元占经》又引《易萌气枢》,《颜氏家训》又引《易通卦验玄图》等,是又多出四种;另外还有     

《文心雕龙·辩骚》辩

《辨骚》篇是《文心雕龙》一书中的重要篇章之一,在《文心》一书中所占的地位,即归属问题——归属于“文之枢纽”的总论还是归属于文体论——本来是很清楚的,刘勰曾在《序志》篇明确指出: “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可是至今在评论界尚未有一致的意见。近年来,又提出了《辨骚》何以辨、辨什么的问题。本文主要试就这一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文心雕龙》一书作为我国古代一部不可多得的文学理论专著,它建立了自己极其完备的理论体系,可谓体大思精之作。全书五十篇自成四个单元,各有其中心,而又丝丝入扣。《原道》至《辨骚》为“文之枢纽”,是全书的纲领;《明诗》至《书记》“乃论文叙笔”,是文体论;《神思》至《程器》“剖情析采”,是创作论和批评论,《序志》是全书的总结。《辨骚》一篇在全书处于“文之枢纽”的关键地位,与《原道》、《征圣》、《宗经》、《正纬》四篇相并列,构成全书的纲领,可见刘勰对以《离骚》为代表的骚体诗歌创作看得是何等的重要。《辨骚》篇也的的确确洋溢着刘勰对屈原,对以《离骚》为标志的骚体诗歌的无限赞美和高度评价。     

宋代疑经思潮与三家《诗》的辑佚

三家《诗》的辑佚始自宋代王应麟的《诗考》。《诗考》的撰写受朱熹的启发,但更是宋代疑经思潮的表现。《诗考》一书虽存在不少缺点,但王应麟的辑佚方法,《诗考》的内容、编写体例对清代三家《诗》的辑佚有示范意义,王应麟辑佚所得也成为清代三家《诗》辑佚的校勘材料。     

“四始”说考论

汉代研究《诗经》的鲁、韩、齐、毛四家都曾提出过“四始”说,但它们的内涵不尽相同。其中《毛诗》“四始”说强调了《诗经》风、雅、颂的讽谕美刺功效,而《齐诗》“四始”说则出自纬学,《诗纬》以“阴阳五行”之说解释《诗经》中《大明》等四篇诗作。刘勰的《文心雕龙》中也有“四始”说,其来源于《毛诗》,并影响了《文心雕龙》的诗歌理论。     

《夷坚志》中的独脚鬼

在《(醉翁谈录》甲集卷一舌耕叙引《小说开辟》上有一篇《汀州记》。它是个划分精怪的话本。《汀州记》与《夷坚乙志》之七《汀州山魈》和《会昌解颐录》中《元自虚》等篇彼此照应,它们都是以独脚山魈为主题的作品。在汀州,唐代把独脚鬼叫作肖老,宋代称作七姑子。有关独脚山魈的文章多见诸六朝志怪。它是《庄子》等书中“夔”的来历。这个民间供奉对象山魈被称作独脚鬼或独脚神。《神仙传》中的“栾巴”就是它的雏型。在唐代,《传奇》的“崔煒”弄清了它是杀人祭鬼的祸首。在宋代,七姑子已不再是独脚形象。由于地区不同,有的仍称独脚鬼,独脚五通神指的就是它。据《夷坚志》记载,独脚五通有能从别人家     

《九宫正始》与《寒山堂曲谱》的发现与研究

20世纪以来,种种曲谱,尤其是《九宫正始》与《寒山堂曲谱》的发现,将对湮没已久的宋元南戏的辑佚推向了高潮。《九宫》与《寒山》从编辑到传播,本身就堕入了对“古本”、“元曲”的神话追寻;而郑振铎等前辈的辑佚不过是这一心理的继续。这便产生了种种矛盾。南戏究竟面目如何?一些学者开始重新审视早期的文献,在厘清版本的基础上,渐渐剥落了曲谱的神话色彩。这意味着关于南戏的研究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清代三家《诗》辑佚研究论略

贯穿有清一代的三家《诗》研究,在嘉道期间的全面复兴,以辑佚研究的大盛为重要标志。清代三家《诗》辑佚研究兴盛的原因与清代学术的发展相一致,并表现出自己独有的特征,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王应麟《诗考》的示范作用;二是辑佚研究体例多样,内容丰富;三是辑佚方法的创新;四是考据与义理结合的尝试探讨。     

王珪《华阳集》的误收、辑佚与流传

北宋王珪的《华阳集》至清代已佚,四库馆臣自《永乐大典》中重新辑出,今所流传者即为此本,但此本误收现象严重,辑佚也很不完备。在劳格、栾云贵等人的基础之上,对《华阳集》中误收、重出、失收诗文加以综合考订,可以补入佚文九篇。从《华阳集》版本的历代流传状况来看,今所流传的辑佚本出现误收的原因,在于四库馆臣的辑佚疏漏,而非《永乐大典》的引文本身有讹误。     

从上博简《诗论》第25简看孔子的天命观——附论《诗》之成书的一个问题

上博简《诗论》第25号简提到“《肠肠》小人”,其中的篇名应当是《大雅·荡》篇,而非《诗·君子阳阳》篇。《荡》篇首章与后七章在辞语、文意等方面皆有重大区别,后七章系汉儒混入者。其首章方是真正的《荡》篇的一部分。从这章内容看,它抨击和咒骂天命,正是孔子所谓的“不畏天命”的“小人”之貌。简文为判定今传本《荡》篇的后七章属于另篇提供了重要旁证,并且,对于认识《诗》的成书有较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浅谈思路教学

文章卷帙浩繁,其思路去向也如云龙雾豹,出没隐现,千变万化。比如记叙文,它的叙事方式“有特叙,有类叙,有正叙,有带叙,有实叙,有借叙,有详叙、有约叙,有顺序,有例叙,有连叙,有截叙,有豫叙,有补叙,有跨叙,有插叙,有原叙,有推叙,种种不同”。(《艺概、文概》)尽管写法名目繁多,不一而足,但万变不     

《吴越春秋选译》指正一则

《吴越春秋选译》是刘玉才先生译注、倪其心先生审阅的一本书 ,由巴蜀书社在 1991年出版 ,为该社“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之一 ,及“国家教委古籍整理‘七·五’规划重点项目”。书第三页第二段有这样一段话 :《吴越春秋》过去一直被列入杂史类 ,清代修《四库全书》 ,认为此书“近小说家言 ,自是汉晋间稗官杂记之体” ,才归入小说类。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在其卷六六之史部载记类可以见到纪昀对《吴越春秋》的叙录 ,其中有如下的语句 :“其中如伍尚占甲子之日、时加于巳 ,范蠡占戊寅之日、时加日出 ,有‘蛇’、‘青龙’之语 ;文种占…     

论汉魏六朝志怪的预叙叙事

汉魏六朝志怪的预叙,最先源自以《左传》《国语》等为代表的史学叙事中的梦预,继而在谶纬神学、神仙思潮、佛教信仰的多重影响下,呈现出复杂多样、相融相摄的特色。预叙叙事对志怪小说的重要意义还在于通过世代累积和文学演绎,形成“预验休咎”的故事类型,它既凸显出“神道设教”的传统内涵,又展示出佛道“自神其教”的叙事策略;而从根本意义上看,它表达出了人们探知命运和前途的生命渴望。     

试论《武经七书》的管理思想

《武经七书》(以下简称《七书》)是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从我国浩繁的兵书中选出,颁行于武学(军事学校)的七部兵书,包括《孙子》、《司马法》、《尉缭子》、《六韬》、《吴子》、《三略》和《唐李问对》。这些北宋以前军事代表作,是我国冷兵器时代战争指挥者智慧和经验的总结,在军事理论和战争实践上都起过巨大的指导作用。重要的是,七书又是我国古代丰富管理思想的总汇,对研究古代管理思想的发展有着珍贵的史料价值。 管理是一个近代才有的概念,古代与它相应的是“治”,“官者,事之所主,为治之本也。”“治”就是管理,又称为“司牧”、“驭民”。本文试分析《七书》所提出的“算”、“道”、“利”这三个范畴,探讨《七书》管理思想与现代经营管理的结合点。 庙算运筹,多元决定     

重编《说郛》辑佚研究

《说郛》是元末明初学者陶宗仪杂钞而成的一部大型丛书。该书保存不少今已罕见的文献资料，前人多能识之言之，但从辑供角度系统研究者至今尚无。《说郛》传世有百卷本与一百二十卷本两个系统。百卷本以张宗样校理的涵芬楼本为代表，学术界习称为原本《说郛》。一百二十卷本通行于世者为清顺治四年刊刻的宛委山堂本。李际期重刊序中称此本乃“重定较梓”而成，学术界习称为重编本《说郛》。原本《说郛》辑佚研究笔者另有专文，此不赘述。本文意在探讨重编本的辑佚价值及其在辑佚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研究重编本辑佚价值就不能不提及原本《…     

李贺生卒年辨正

李贺生、卒年,正史无记载。后人对李贺生、卒年的记述,主要出现两种年数。第一种,是790年至816年。见于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李贺诗歌集注》、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朱自清《李贺年谱》、《辞海》(修订稿),等等。第二种,是791年至817年。见于叶葱奇编订《李贺诗集》、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王礼锡《李长吉评传》,等等。两种不同的李贺生、卒年,均出于同一个依据,就是杜牧《李长吉歌诗叙》。杜牧作叙年份已写明大和五年,叙文云:“贺死后凡十有五年,京兆杜牧为其叙。”(注:大和,作“太和”误,钱大昕已辨正,杜牧手书《张好好诗》墨迹正作“大和”。)自大和五年上推十五年,即为李贺卒年,再往上推二十七年,即为李贺生年。一个依据,为什么会出现两种生、卒年?原因是,各自采取了足年     

《清史稿·漕运》订补六则

读《清史稿》卷一百二十二《食货三·漕运》(以下简称《漕运》),发现其中有些疵漏,应予订正,另外篇中与它书记载相舛误、而又语焉不详之处,也须加以补充。共得六则,现胪叙如下: (一)奉天有漕粮《漕运》通篇未记奉天有漕粮。然光绪《大清会典》卷二十二载:“漕粮原定运京仓者为正兑……奉天运京粟米一万五千七百六十三石有奇,黑豆二万二千九百八十四石有奇”。可见,奉天有正兑漕粮三万八千七百四十七石有奇。种类为豆与粟。不过,早先奉天漕粮不是豆、粟并征,道光九年《钦定户部漕运全书》卷一载:奉天运京黑豆三万八千七百四十八石有奇。附注曰:“自道光七年始征粟米十分之四”。则奉天豆、粟并征始于道光七年。算出所征粟米数为一万五千四百九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