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甲午战前的洋务困境

甲午战前,虽然洋务派试图努力开展其洋务事业,但事实上洋务事业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反而陷入困境:顽固派激烈反对和阻挠,致使洋务事业严重受挫或延误;大多数地方官员对开办洋务态度冷漠,致使洋务事业未能在全国各地普遍展开;朝廷对洋务缺乏足够的认识而未予以全力支持,致使洋务主张未能按计划开展.     

论甲午战前清代书院改革的价值取向

鸦片战争前书院存在与改革的价值核心是保证封建政权的稳定,书院的官学化,使其变为科举的附庸,丧失了推动社会进步的功能,因此,导致了以摆脱科举与理学束缚为目的的书院改革。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继续进行的书院改革,其价值核心重在政治重建,关注的是如何恢复和修补已破损的价值体系,但这已不是在传统范围内的循环重复,因为西学的影响,使它有了新的特质。在“通经致用”政治目标下,由汉宋兼采,逐渐向中西兼采过渡,为“新学”体系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思维模式,成为书院价值理念转向近代化的桥梁。     

甲午战前中国先进士大夫西政观评析

近代中国先进士大夫对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真正认识始于鸦片战争后,但由于种种局限,存在较大的表面性,片面性。19世纪70年代,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对西政的认识已有了质的提高,但也存在许多局限,中法战争时期,中国先进士大夫西政观有了质的飞跃,并且不满足于坐而论道,开始将思想付诸行动。     

杨仁山居士在甲午战后对日本净土真宗的批判

中日甲午战后,与日本帝国政府关系密切的佛教宗派"净土真宗"在中国大肆开展传教活动,以上海为中心,在苏州、杭州、南京等地皆设立传教点。被后人誉为"现代中国佛教复兴之父"的杨仁山居士早年曾与该宗人士有所交往。1898年,净土真宗在南京传教之际,杨仁山察觉了其思想体系中颇有违背佛教经典和与日本世俗社会过度妥协之处,对真宗展开了激烈的批判。本文拟从思想义理和戒律制度两个方面,对杨仁山的批判视角进行介绍和总结。     

甲午战后中日学术文化交流流向转变初探

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流向在近代发生了戏剧性逆转,日本由昔日的文化接收者后来成为文化输出者。中日文化交流中的这种流向变化始自中日甲午战后。自是时起,中国官民出现了学习日本的热潮,派出留学生、翻译日文书籍为中国吸收西学,进行新的社会变革的重要途径。中日文化交流的流向变化,对中国近代新文化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     

浅析甲午中日战争的国际背景

日本挑起甲午中日战争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日本统治阶级一贯推行对外侵略扩张政策,并把中国和朝鲜作为它侵略的主要对象。随着国内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及由此引发的各种矛盾的激化,日本这种侵略扩张野心日益膨胀。而欧美列强从自身利益出发,助纣为虐,为日本军国主义进攻朝鲜和中国提供了奥援。     

战前日本的帝国意识研究——以吉田茂的《对满政策之我见》为中心

吉田茂是战后日本著名政治家,在其领导之下日本走上了复兴之路。战前,吉田茂作为职业外交官在中国东北长期任职,谙熟中国事务,其中国政策集中体现在《对满政策之我见》一文中,文章拟对其战前帝国意识即帝国的正统继承意识;帝国的扩张意识;对华的蔑视心态;帝国经营中的经济侵略意识;独占中国东北的所谓满洲意识,进行分析、论述。     

宋朝以后文人士大夫的梅花情结

梅花在先秦时期,引起中国人注意的是它的果实,它的果实是作为调料的。中国文人对梅树的花的注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题咏诗是陆凯的《赠范蔚宗诗》。到了唐朝,咏梅花诗逐渐增多,但这一时期,梅花的文化内涵尚不丰富。宋朝,是梅花文化大发展时期,主要表现在赋梅诗的增多,梅花文化涵义扩展并定性,梅花开始入画,梅花成为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表达个人情感的重要方式之一。元明清时期,梅花文化主要是继承宋朝,不再有更多的创新。     

古代党人的生死观与士大夫精神

东汉党人、明末党人以道自守、视死如归 ,铸造了士大夫精神。同时 ,绝对的殉道忠君也暴露了他们思想的根本局限。     

试论宋代士大夫忧患意识的时代特征

有宋一代,士大夫忧患意识的主旋律是忧国忧民。他们以强烈的政治忧患意识,积极上书论政,大力倡导社会改革;唐末五代以来儒家道统地位的衰微,直接引发了宋代士大夫的文化忧患,并在文化领域自觉承担起振兴儒学的重任;同时在文学创作和社会实践中又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宋代士大夫的忧患意识主要源于民生、对社会、对国家的终极关怀意识。     

略论汉初的士大夫

中国古代通称为“士”的社会属性在先秦秦汉时期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春秋战国前之“士”是贵族的一个等级,春秋战国时期是为游士,秦汉时期,尤其是汉初方正式形成一个士大夫阶层。汉初,由于高度集权的中央君主专制体制的确立,士人的社会角色也基本被确定为入则为官、出则为士,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士大夫阶层及其社会功能由此基本形成,并历经两千多年而无本质变化。汉初士大夫的社会功能或作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积极入世,投身于社会政治,为新兴的汉王朝反思历史,拨乱反正;规划政权,制礼定制;亦官亦师,教化民众等,对汉政权的确立和巩固、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和文化学术的繁荣倡盛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二是继承和传播文化,在这一方面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甲午战前中日社会生活、思想文化、军事之比较

甲午战前,中日两国在社会生活、思想文化及军事方面存在一定差距。无论从警察制度、公共交通,还是从学校制度、产业发展来看,与处于前近代国家阶段的清朝相比,日本都已经走上近代民族国家的道路。日本社会的主流思潮是福泽渝吉提出的“脱亚入欧论”,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是由早期维新派的一批思想家提出来的,内容从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到政治、经济、外交、文化诸方面改革,但改革主张尚停留在理论层面上。清朝与日本在海陆军和武器装备上差距较小,在战略、情报战和培养军事人才方面存在差距。清朝实行雇佣兵制,日本采取征兵制。     

甲午战争爆发前中日各自决定派兵赴朝的原因

１８９４年，朝鲜政府请求清政府派兵帮助镇压东学党起义，经历了做出决议、派人接触和正式“呈文”三个步骤，有一个演变过程。６月２日，朝鲜正式请兵和清政府决定派兵尚未发生，日本政府就悍然做出立即出兵朝鲜的决定，其借口是“朝鲜官兵屡败，乱民猖撅”；依据为日朝《壬午条约》。清政府所以决定派兵赴朝，是采纳袁世凯主张出兵的建议，接受朝鲜政府的正式邀请，至于日本方面的怂恿、引诱虽然起了某种作用，但却非主要的，更非唯一的     

论鲁迅对中国士大夫精神的传承

士大夫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独有的社会现象,这一群体的存在,其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使中国精神命脉得以传承。士大夫用手中的笔去记录事件,还历史一个公正清白,以其刚正不阿的性格去监督限制皇权的滥用。鲁迅凭借犀利之笔,直指社会病灶痛处,对中国人的劣根性进行了无情批判。在鲁迅身上折射出的社会责任感正是鲁迅对中国士大夫精神的传承。     

战前东北地区的农业生产趋势及结构变化研究

20世纪30-40年代,东北地区的农业生产趋势,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1931-1934年的恐慌期;1935-1938年的恢复增长期;1939-1944年的战时停滞期.但是,农业生产力始终未能恢复到1931年的水平,即农业生产力未能恢复到20世纪20年代鼎盛时期的水平.其农业生产的直接原因是由大豆和小麦生产的减少而导致的北满地区农业生产的不振和衰退.导致战前东北地区农业生产减退的原因,主要是东北地区大豆三品出口市场环境的恶化,以及伪满洲国政府实施低廉的农产品公定收购价格等农业政策.     

鸦片战前英国在华进行的“北部开港运动”

1757年,清朝实行闭关政策,自此以降至鸦片战争爆发,英国在华一直进行着“北部开港运动”,企图冲破壁垒,在广州以北开辟更多商埠。英人的活动使清朝的广州独口通商政策陷入严重废弛,而开埠与反开埠的斗争在相当时段里成为中英交涉的重要内容,并使中英关系渐趋紧张,进而成为鸦片战争爆发的重要诱因。     

甲午之前的《申报》发行与读者阅读

甲午之前,《申报》作为最具影响的全国性大报,其发行管道较为多元,并从都市社会逐步向城镇社会逐步渗透。《申报》在创办之初,便关注"市肆之人"的阅读问题,注重文字的浅近和新闻的广博,尤其是通过文艺栏目与口岸文人建立较为密切的"读-写"关系。而官绅通过阅读《申报》而感知时局的变动,对新闻纸有着别于书籍的阅读体验。围绕着《申报》,处于不同时空的读者,对新闻的回应自是千差万别,但是《申报》为读者建构了新型的"阅读共同体"。甲午之前《申报》的触角已进入江浙的乡村社会,尽管乡绅的阅读比例还很低,但《申报》在士人观念世界的影响,却不容忽视。     

甲午中日战争与汉阳铁厂的“招商承办”

张之洞于1889年创办汉阳铁厂时选择了官办形式,但他与李鸿章、盛宣怀在采用何种体制上,从一开始就存在官办和官督商办之争,直到1896年铁厂才从官办转变为官督商办.催化这一结果的是甲午中日战争,它所导致的清政府战后的财政崩溃、经济政策转变以及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为铁厂改制提供了条件.     

明代士大夫眼中的回回形象

明代士大夫尤其是江南士大夫在他们的笔记中记载了大量的回回形象,这些记载不仅反映了汉地回回人的现实生活,也反映了汉族士大夫对回回的评价。回回入居中原后,坚守其宗教习俗,张扬其义气性格,汉族士大夫对其有褒有贬。明代士大夫对回回形象的描述反映了汉文化与回回文化之间的接触与碰撞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农耕与游牧、农业与商业两种文化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发展演变也是回回最终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的进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