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社评

正在经济增长遇到一些压力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希望获得更多政策红利促进经济增长的愿望可以理解,但是,真正能够推动经济持续长期增长的,是进行更广泛而深入的市场化改革,这样才会享有改革带来的红利。如果继续"政策红利"思维,可能会削弱地方政府改革动力,浪费改革时机。2014年4月7日《真正能够推动持续增长的是"改革红利"》社评21世纪经济报道     

生态税与社会就业：“双重红利假说”的视角

基于生态税"双重红利"假说的综合性税制改革是90年代以来各国政府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之一.针对中国当前环境问题和就业问题这两个突出矛盾,本文基于"双重红利"假说的思想,提出了一个局部均衡模型,就生态税对两者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分析了其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预期效果和限制因素.本文的研究表明,生态税能否达到双重红利的效果与多个因素有关,特别是与企业所处行业的污染治理成本紧密相关,并不能一概而论,在政府征税能力不强,企业逃税比较普遍的环境下,政府的直接补贴未必能实现补贴的初衷.建议在引入法律意义上的生态税税种之前,先在一些地区或行业进行试点,基于我国实际状况的财税改革措施可能会有更好的实际效果.     

家族成员组合与公司治理效率:基于家族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家族成员内部的组合是家族治理安排的重要内容之一,不同的家族成员组合模式将对家族企业治理效率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本文假定家族成员具有利他主义动机、趋同性与行动一致性,但也具有自利动机、目标与偏好差异性.基于此,本文将家族成员的组合模式分为核心家庭成员主导型、远亲家族成员主导型、复合家族成员主导型,并基于中国家族上市公司的数据,以家族持股成员作为分析对象,对这些家族成员组合模式的功效进行了实证检验.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1)不同家族成员组合内部,其冲突与代理问题是存在差异的,核心家庭成员内部的冲突与代理问题最低,这种组合能够创造最优的治理效率;远亲家族成员内部与复合家族成员内部存在显著的矛盾与代理问题,这种组合明显不利于提高公司治理效率.(2)家族成员为了其自身的家族财富最大化能够凝聚在一起,采取一致性的监督管理者或侵占其他非家族股东利益的行为.但家族成员的一致性行为主要体现在核心家族成员内部以及以核心家庭成员为主的复合家族成员组合中,而远亲家族成员很难采取一致性的决策行为.本文的研究为进一步探索家族公司治理机制的本质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     

领导者对“最大公约数”与““最小公倍数”的运用艺术

<正>让改革的成果和改革的红利惠及全体人民,有制度的方法,有政策的方法,还有规划的方法,但是无论用什么方法让人民得利、得什么利,"惠及全体"必须是一个前置条件。我们必须统筹兼顾,不能疏漏某些阶层和群体的利益。这就向领导者提出了两个问题:如果改革的红利有限,怎样公平公正地让每一个群体与每一个人都得一点利?如果改革的成果丰硕,怎样让人民科学合理地分享或共享改革的红利?这就需要用"最大公约数"与"最小公倍数"的理念去实现惠及全体人民的目标。     

家族成员的权力集中度与企业绩效——对家族上市公司的研究

如何在家族成员内部建立有效的治理机制是家族企业研究的关键问题之一.基于各个家族成员的偏好存在差异且追求其自身效用最大化这一假设,分析家族成员内部的权力集中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程度以及这种影响的受制条件.实证结果表明:相对于线性关系,倒U型假设更有助于解释我国家族上市公司的家族成员内部权力集中度与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企业的...     

家族成员的权力集中度与企业绩效———对家族上市公司的研究

如何在家族成员内部建立有效的治理机制是家族企业研究的关键问题之一.基于各个家族成员的偏好存在差异且追求其自身效用最大化这一假设, 分析家族成员内部的权力集中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程度以及这种影响的受制条件.实证结果表明:相对于线性关系, 倒 U型假设更有助于解释我国家族上市公司的家族成员内部权力集中度与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企业的经营多样性和经营规模对家族成员权力集中度的功效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     

释放改革的红利

"改革是中国的最大红利",在于未来10年我国有着以城镇化为依托的巨大内需潜力,有着转型与改革的巨大空间,以及由此形成的重大战略机遇。抓住机遇,释放改革的红利,需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地深化重要领域的改革",充分释放国内巨大的需求潜力,形成未来5—10年我国转型发展的最大优势和主要动力,由此走出一条公平可持续的科学发展新路。要推进城镇化的转型与改革,     

从现金红利看第一大股东对高级管理层监督

本文旨在考察大股东和高管在现金红利中的不同动机.以1999-2004年度的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公司高级管理层对现金红利的影响,考察第一大股东发放现金股利的动机,并分析第一大股东对管理层的监督和控制.我们发现,当董事长兼任总经理(二职合一)时,公司发放的现金红利较低;当董事会中管理层比例较高时,公司发放的现金红利也较低;但当第一大股东控股比例较高时,公司的现金红利则较高.进一步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的控股能够削弱二职合一对红利的负面影响,也能够削弱董事会中管理层比例对现金红利的负面影响.本文的经验结果支持了代理理论和大股东降低代理成本假说,即公司管理层普遍不愿进行现金派送,但是大股东能够监督管理层的红利政策;而且大股东的控股比例越高,这种监督作用越明显,越能够缓解代理问题对红利政策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具有较强的政策意义,即股权分置改革的后期,不一定要急于过度分散股权结构,当大股东和高管分属不同主体时,适度的股权集中有利于对管理层的监督.     

国企红利应惠及百姓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李荣融日前表示,中国国有的工业企业可能于今年第一季度开始支付红利,这部分上缴的红利将先后用于企业的改革重组和投资弱势领域.     

“制度红利”与“制度竞争”

<正>中国的改革实际上是在"制度红利"基础上的改革。中国改革取得的成就,与其说是经济成就,不如说是"制度"改革所取得的成就。正是因为制度的变迁,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硕果累累。部分经济学家把中国改革称之为地方政府之间竞争性的改革,认为正是由于各个地方竭尽全力制定优惠措施,不断吸引     

家族控制与对价支付——一项基于中国家族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随着家族上市公司的数量不断增多,对家族企业的研究也越发显得迫切和重要,然而目前在我国,对于家族控制是否有利于上市公司的发展,理论界始终没有形成统一、全面的评价.本文借助股权分置改革的契机,以"对价"这个囊括公司表现、市场评价、投资 者预期等各方面因素的综合指标为切入点,利用该指标的综合性与预期性优势,重新审视家族控制对我国上市公司的影响.以2006年底进行股改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家族控制有利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发展,市场给予良好的评价,其在全流通过程中支付的成本较低;对家族分样本进一步分析得出,直接上市的家族企业比买壳上市的家族企业总体表现更好;聘请职业经理人管理的比家族成员直接参加管理的上市公司市场评价更高.     

释放改革红利,最大障碍是什么?——“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公众认知状况调查

任何国家在某一个历史阶段取得高速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显然是诸多的发展红利要素叠加的结果。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究其原因,论及根本,正是李克强同志在国务院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讲的"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国家行政学院张占斌教授比喻称,在某种     

杭州市富阳区推行权力清单制度的路径及启示

<正>我国推行权力清单制度以来,各地方政府权力"瘦身"取得实质性进展,释放了改革红利。2015年5月26日,《今日浙江》揭晓富阳版权力清单制度改革荣获"浙江省公共管理创新案例十佳创新奖",富阳权力清单制度改革成为浙江省的"全省样本"。     

2013,让改革之光照亮中国梦想

如果说,新年总能给人以美好的期待,那么人们有理由对2013年寄予更多的希望.作为全面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实施"十二五"规划承前启后的关键一年,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的重要一年,2013年承载着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太多期待,而改革,无疑是人们心中最大的期待. 展望未来,当新一轮改革热潮渐行渐近,2013年有望在中国改革开放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当前,自上而下积极推动改革的热烈氛围正在形成.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上任伊始就高屋建瓴谋划改革布局,从"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改革是中国发展的最大红利"到"深入研究全面深化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展现出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深化改革的坚定决心.     

我国家族企业中家族成员的冲突分析

面临全球经济低迷、我国经济转型升级,企业内部更新换代等问题,家族企业的内部冲突愈演愈烈。本文在家族企业的双系统特征上引入了个人维度,并且根据引发冲突的根本原因是家族成员对于三种利益偏差上的差异,构建了"个人利益—家族利益—企业利益"三环交迭模型以及三维空间模型,对家族成员以及其冲突进行了细分,并提出了化解相关冲突的策略。     

约稿启事 “构建领导干部锐意改革的激励与安全机制”专题研究

<正>当前,"改革是最大的红利"已成为广泛的共识。"闻鼙鼓而思良将",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提到这句话。在2015年5月5日中央深改组会议上,习总书记进一步提出要重用"改革促进派"的用人思想,为我国干部选拔任用指明了新的方向。但是,如何判定"改     

重庆25项改革专项立体推进

正重庆市委常委会会议5月20日召开,研究确定了今年全市48项重点改革任务,并细化分解为133项具体改革事项,目前各项改革正有力有序推进。在此基础上,重庆决定全力抓好一批符合中央要求、突出问题导向、破除发展障碍、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释放改革红利、满足群众急需的重点改革专项。这25项重点改革专项,包括国资国企改革、五大功能区域及财政体制领域改革、金融领域改革等方面。25项重点改革专项是重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中之重,具有以点带面、"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撬动效应。     

陈敏尔:释放“四个红利”加快“三个发展”

3月12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中心在梅地亚中心多功能厅举行记者会,贵州省委书记赵克志、省长陈敏尔等就"欠发达地区如何同步实现小康"的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在谈到贵州发展的有利条件时,陈敏尔指出贵州发展有"四个红利",包括资源红利、生态红利、劳动力红利和政策红利。但是光有快还不够,还要好。这就倒逼     

“逆城镇化”管理问题探讨

我国的城镇化推进速度虽快,但数据下掩盖的却是丧失了人本主义的城市躯壳膨胀的现实,人的城镇化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近几年更出现了人口外流的逆城镇化现象。城乡人口的流动意向展示的是土地红利的利益归属的预期,在人口红利渐退的今天,依靠土地再次分享改革的红利是国家发展的需要也是人民尤其是土地农民的诉求,如何实现对土地红利的正义分配,实现改革背景下的制度红利由仰赖土地的外拓型、爆发式的增长到内增型、温养式的可持续增长,是当下城镇化以及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着力点。     

“就业难”背景下的企业人力资本影响机制——基于人力资本红利的多案例研究

目前国内具有基础性或通用性知识与技能的人才供大于求,尤其是应届毕业生,出现了就业困难的局面,但很多企业也存在招聘困难,尤其是高素质人才的招聘,人才市场呈现二元化特征。还发现一些大量使用通用人力资本的企业,其绩效并没有受到明显的影响。本研究主要通过高人力资本的管理咨询行业的多案例研究,发现通用人力资本过剩,带来了人力资本红利;人力资本红利与"干中学"机制密切相关,两者还一起影响了雇员的流失率;在人力资本红利的影响下,通用人力资本对专用人力资本具有明显的替代效应,并遵循"就近替代"法则,如果产品市场①是非充分竞争的,这种替代效应更加显著。从而使得企业在直接获取红利同时,还能以成本较低的通用人力资本替代成本较高的专用人力资本获取较好的企业绩效。从宏观来看,人力资本红利正在影响中国的企业和经济,这种影响将非常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