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与袁世凯帝制的关系

历史上看,袁世凯本人的政治倾向是反对日本的,其对日本抱有极深的戒心。1915年在二十一条交涉的过程中,袁世凯是据理力争的,虽然日本有利用帝制诱惑袁世凯的企图,但这一方策对袁世凯未能产生效果。二十一条的签订不是日袁间幕后进行交易的结果,而是中国积贫积弱以及缺乏有力的国际支持所致。     

袁世凯在外蒙古自治中的外交政策

民国初年,袁世凯任临时总统后,外患频频。俄国策动外蒙古“独立”,企图把外蒙置于俄国的殖民地。当时,针对外蒙古危机,袁世凯对蒙古进行安抚,希冀和平解决,同时寄希望于列强主要是俄国的调停。在中、俄交涉中,袁世凯在初期对俄的领土野心进行抵制,极力争取外蒙古的主权。但由于俄国的政治讹诈、国际环境的孤立,国内政局的动荡和为了政权的巩固,袁世凯最终妥协,放弃了对外蒙古的统治权,只获得空头“宗主权”。但这种妥协是被迫的外交让步,并非单纯的“卖国”。     

古德诺与“洪宪帝制”

基于对袁世凯的美国顾问古德诺与袁世凯的早期关系及其来华后的一贯思想的分析，可以认为古德诺在“洗宪帝制”中起着重要的谋划作用，其事后的辩解也无法否定这一史实。     

尊孔与袁世凯复辟

辛亥革命后,在社会政治领域除了存在一个满清皇室贵族复辟集团外,还存在一个强大的以袁世凯为核心的封建官僚、军阀复辟集团。袁世凯复辟集团将辛亥革命改造为旧式的改朝换代,建立袁记民国,文的一手与武的一手并用。文的一手是打着尊孔的旗号,以“维护传统”和“顺乎国情”为号召,以孔子偶像和孔子思想为帝制复辟鸣锣开道。在民国初年的社会政治领域,尊孔与帝制复辟构成为一个独特而突出的文化与政治互动现象。     

仪式与“罪证”:1914年袁世凯的祭天典礼

1914年12月,北京天坛上演了袁世凯主祭的祭天典礼.这一典礼极力模仿传统帝王祭天的礼仪与服饰,其虽一度得到了孔教会、清朝遗老的支持,却在社会上激发了以“民主”为旗帜的广泛的质疑与批判,进而被坐实为袁氏预谋复辟帝制的“罪证”.事实上,该典礼是袁世凯重塑权威的仪式表演,也是“袁家班”和各种旧势力合谋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意图体现,但并不是袁氏复辟帝制的预设步骤.     

袁世凯帝制舆论之特色管窥

袁世凯为铺平通向帝制之路,导演了一场大造帝制舆论的丑剧。 1915年8月3日,袁世凯的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在上海《亚细亚报》抛出《共和与君主论》,首先发难。随后,袁的另一法律顾问,日本人有贺长雄以《共和宪法持久策》呼应,袁政府参政院参政杨度等纠集帝制余孽,于8月13日发起成立筹安会,公布《筹安会宣言》,并在全国演出了一幕幕劝进闹剧。杨度所撰《君宪救国论》从理论上较为全面、系统地杜撰了一套改共和为帝制的“理由”,而袁世凯及其把持的北京政府就此发表的一系列申令、密电,则是明里暗里制造和操纵帝制舆论的总纲领。这场西中兼备、官民共襄、紧锣密鼓的帝制喧嚣,看似五花八门、千奇百怪,细思究之,基调则一,约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谬托国情     

古德诺与"洪宪帝制"

基于对袁世凯的美国顾问古德诺与袁世凯的早期关系及其来华后的一贯思想的分析 ,可以认为古德诺在“洪宪帝制”中起着重要的谋划作用 ,其事后的辩解也无法否认这一史实     

顾维钧与中美关于“二十一条”的外交活动

本文论述顾维钧围绕中日二十一条交涉所开展的对美外交活动。顾维钧当时虽只是北京政府外交部的参事，但他在对美外交中尤其在向美国透露二十一条的这件事上起了主导作用。袁世凯改变初衷决定透露二十一条，主要就是采纳了顾维钧的主张。这使得这一时期北京政府的外交具有明显的联美制日的特征。联美制日在当时不失为北京政府在外交上的一个可行的选择。问题在于，美国的对华政策与民国外交家们对它的期望总存在着不小的差距、然而，力主联美制日的顾维钧当时对此并无足够的认识。     

论袁世凯部属反对洪宪帝制

袁世凯复辟帝制不仅遭到资产阶级革命派和全国人民的反对,而且引起袁氏集团内部的分裂,以段祺瑞、冯国璋、徐士昌为代表的袁氏部属,对洪宪帝制或公开反对,或暗中抵制.这是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的关键性因素之一.     

袁世凯与辛亥革命

1911年10月10日,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成功。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建议”,皇族内阁协理大臣那桐第一个上奏朝廷,荐举三年前被赶出京师的汉族重臣袁世凯,得到朝野附和。10月14日,一道“上谕”降临:令“退居”彰德的袁世凯“出山”,扑灭南方革命大火。可是,出于清王朝意料之外的是,袁世凯却被更大的磁场吸引住了。在很短的时间内,许多革命党人,海外华侨、留学生、立宪党人等等,几乎异口同喊:只要袁世凯反正,赞成共和,推倒满清,就公举为中华民国大总统。结果,出现了两组历史性的镜头:甲,袁世凯以革命不可收拾,人心向往共和为托辞,“恭请”六岁的宣统皇帝走下龙座,与皇族们一道,在拥有9999间半房子的紫禁城内,享受民国的“优待”与“保护”,过那小朝廷的生活。乙,孙中山恪守诺言,推诚相让,推举“熟有政治经验”的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 这一富有人情味的“革命”,致使中国社会不由自主地“走进了另一个房间”——一个     

日本联合国外交动因及制约因素分析

日本联合国外交的基本动因包括世界的合作性增强、联合国的改革和国际社会的“支持”等国际环境因素,以及经济实力增强、“政治大国”目标的建立等国内因素。其“入常”的外部制约因素包括美国的举棋不定、亚洲国家的不信任和非洲拉美国家的竞争等,内部制约包括经济、政治、法律、历史等原因。     

卢沟桥事变前后日本侵华军事战略分析

文章考察了在卢沟桥事变前后,因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日本侵华军事战略由以战为主的速战速决方针转向政战结合的持久战略的历史过程,并由此认为,尽管日本两次军事战略的出台都有其必然性,但日本的全面侵华战略目标与其军事实力之间的巨大反差,早已注定了它失败的历史命运.     

抗战时期重庆大轰炸对重庆城市社会变迁的影响

重庆大轰炸,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侵略者实施的持续时间最长、造成损害最为严重的一次残暴的非人道的战略轰炸,不仅给重庆人民造成了极其惨重的灾难,而且对重庆城市的发展和市民生活的变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方面,严重破坏和阻碍了城市的发展和建设;造成了大量市民的非正常死亡和流动;产生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在反对日机轰炸的进程中,也在一定意义上加快了重庆城市地位的提高和城市规模的扩张,推动了重庆的城市化进程;激发了重庆人民的无限愤怒和仇恨,增强了广大市民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     

重庆大轰炸中的难民救济(1938-1943)

1938年至1943年重庆大轰炸期间,国民政府实施了空袭难民救济.救济措施包括组建专门空袭救济机构、颁布救济法规、动员民间力量救济和奖励空袭救济人员.在具体的空袭救济中,政府组织人力物力财力收容、医治难民,并向难民发放急赈和小额贷款.国民政府的空袭救济具有阶段性、突发性、广泛性和慈善性的特点.空袭救济措施的实施一定程度上维护了难民的生命安全,解决了难民的生活问题,安定了民心和社会秩序,粉碎了日本妄图以炸迫降的阴谋,从而支持了中国长期抗战.但由于救济经费的不足、救济力量的有限以及救济措施的失当,国民政府的空袭救济效果相当有限.     

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张学良的心路历程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张学良做了三件大事:东北易帜、"九一八"事变不抵抗和发动西安事变.期间八年,张学良面对日本对中国的觊觎逐步升级,其心路历程经历了一个从不合作、不抵抗到坚决抵抗的变化过程,而在这一历程中张学良的息内争、御外侮的基本思想一直没有变.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行业布局及对策研究

入世后,我国利用外资的战略思想更加凸显出对“结构、质量、效益”的偏好,战略目标确定为以优化产业结构为重点,增强利用外资的总体经济效益。日本是我国引进外资的主要来源国之一,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的行业比较多。文章分析了日资企业产业分布的现状、原因,并提出了优化日资企业产业分布的对策。     

试论战时日本在华直接投资--以矿产投资为例

伴随日本侵华战争形势的变化和日本国内战时经济统制体制的确立,战时日本在华直接投资策略和投资内容也在不断调整之中。由于其在中国地位的特殊性,战时日本在华直接投资不仅不同于近代外国在华投资,而且也具有与战前日本在华投资不同的特点:这一时期日本在华直接投资是对中国占领区输出资本同对部分已沦为其殖民地的地区的投资结合在一起,投资、开发与掠夺相互交叉。对中国富源的掠夺是日本帝国主义赖以维持的基础;战时日本在华直接投资对中国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是有目共睹的,但在客观上也给战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和技术基础;在傀儡政权方面主要体现了战时日本在华直接投资的殖民地性质,但同时也加剧了日方与傀儡政权之间的明争暗斗。     

福泽谕吉的文化教育思想与日本现代化

福泽谕吉是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他的思想博大精深,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特别是福泽谕吉的思想在日本现代化过程中的多个领域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笔者主要从文化教育的角度探讨福泽谕吉文化教育思想与日本现代化的关系。     

辛亥革命时期日本对东三省政策之演变

辛亥革命时期日本对东三省政策大致分为革命爆发后的混乱时期、拉拢赵尔巽、张作霖时期以及蓝天蔚北伐时期。日本对华外交的混乱、对辛亥革命所导致的政体变化及政治力量的对比缺乏正确判断,以及列强对日本的掣肘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使作为二流帝国主义强国的日本,在辛亥革命时期对东三省的政策呈现出落后时势与手段拙劣等特征,因而注定了其不可避免的被动格局。     

反抗日本殖民的见证:台湾战后文学中的民族意识

上世纪50至70年代,台湾出现了一批具有强烈中华民族意识的文学作品,表现了台湾人民反抗日帝殖民统治的历史。这批作品的出现与台湾当时的社会状况和民众心理有着密切的关联。作品中表现出的强烈民族意识,对于反对今天的"台独"思想具有启示作用。可惜长期以来,我们学术界对这批作品关注很少,有鉴于此,本文拟结合台湾当时的文化语境和民众心理状况,对这批作品进行一些梳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