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孟子、荀子之“礼”论

孔子、孟子、荀子都是先秦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孔子把尊礼看做"正名"的重要手段,并认为"礼"规范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孟子把"礼"与国家的存亡紧密地结合起来,并主张尊礼时要善于权变;荀子认为"礼"对社会的意义是全方位的,礼是为政的大节,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基本手段,是个人道德修养的基本内容,是人与动物区别的主要标志,同时主张礼法并用.他们三人"礼"论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强调"礼"关乎国家存亡,都主张用"礼"来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秩序.但是,由于他们所生活的时代背景和各自的思维路径不同,孟子在"礼"论中摆设了"仁政"的前提,而荀予以儒家为宗,同时吸收了法家的营养,以"礼"为纲,以法为纪,主张"礼"法皆用.荀子的思想也许更实用,孟子的思想则富于理想化.但不论怎样,实用的思想自然不会被抛弃,而理想化的思想也没有因为在当时无法实现而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它们对当时社会乃至后世都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浅析先秦儒家人性思想矛盾发展

先秦儒家关于人性的探讨,孔子提出“性相近,习相远。”提出抽象的人性问题,引发儒家对人性思想深入分析。孟子认为性善其情可为善为不善;荀子提出性恶,化性起伪。先秦儒家的人性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     

欲望的克服如何可能?——先秦儒家的道德心理学诠释

欲望和道德的关系一直是先秦儒家哲学的一个中心议题。无论是孔子、孟子还是荀子,他们都主张克服欲望的羁绊,塑造道德的人格。然而在如何达到这一目的的途径上,他们持有不同的立场。孟子主张通过"寡欲""养气""立志"的内在方式来实现对于欲望的克服和道德良知的发展;荀子则主张通过学习"礼法"的外在努力来充实"义",使之成为克服和疏导欲望和情感的道德力量。相比于孟子的内在方式而言,荀子的外在方式无疑更加具有现实性和可操作性,能够更加有效地实现儒家道德理想。     

易庸学合论

语(《论语》)孟(《孟子》)荀(《荀子》)之外,易(《易传》)庸(《中庸》)学(《大学》)无疑是原始儒学最重要的经典。论儒学,固然当回溯语孟荀,但若忽略易庸学,则似乎亦很难完整地把握儒家思想的构架与脉络。从总体看,易庸学既体现了相近的儒学传统,又分别从形上本体与价值根据,极高明与道中庸,以及止于至善与个体等各个方面展开了儒家的深层内涵,从而使儒学(包括儒家价值体系)进一步趋于完备和定型,作为儒家思想的历史源头之一,易庸学不仅制约了儒家的尔后演进,而且在更广的层面影响着中国文化。     

论孟子的道德主体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孟子的道德主体思想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具有深刻影响。孟子认为人的道德本性即善性是道德主体 ,道德本性在原初状态是平等的 ,人类本性中先天具有善的萌芽 ,但要真正由此形成高尚的品德 ,还要靠道德主体的自身修养 ,而修养的关键在于善性的弘扬和内在超越。这些思想对于今天的思想道德教育和个体道德修养仍具有借鉴价值。     

解析董仲舒的人性说

西汉中期董仲舒传承并发扬了孔子的人性思想,试图调和孟子的性善说和荀子的性恶说,融合阴阳思想,将人性纳入到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系之中,提出了＂天人相副＂、＂性善情恶＂的命题和初具雏形的＂性三品＂说,并由此推出了与之配套的王道教化主张。董仲舒的人性说使得儒家对于人自身本质的认识得以深化,而且他提出的人性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为＂性三品＂说的提出奠定了最根本的理论基础,对于中国思想文化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吉田松阴对《孟子》的读解

吉田松阴 (1830— 185 9)名矩方 ,号松阴 ,出生于日本长州藩下级武士之家 ,是日本幕末时期著名的思想家、维新志士。自幼受到传统的儒学教育。儒学尤其是孟子的学说对他的思想乃至整个人生 ,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本文试以他对《孟子》一书的讲解和由此而作的《讲孟札记》为核心 ,论述 19世纪中叶在日本面临民族危机的关头吉田松阴如何从孟子的人性善入手 ,将忠、诚、孝学说融入到日本的传统思想中 ,如何以儒学观念为媒介来把握日本 ,观察世界 ,唤醒民众。　　一、《孟子》对吉田松阴的影响　　儒学自公元 5世纪传到日本以来 ,一直对日本社会…     

从孟子性善论的逻辑维度看社会主义荣辱观

社会主义荣辱观确立的关键是民众形成道德自律,而孟子性善论在道德自律方面有着非常完备的逻辑体系,其理论前提中已经本然蕴含了荣辱观意识,并且从道德必然和意志自由关系中折射出来,而后在改造人性的途径和方法中体现人的尊严,从而形成了民众的荣辱观。我们有必要从孟子性善论的逻辑维度来进一步明确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实现路径,从而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和谐社会建设。     

恻隐之心能否为道德奠基——以《孟子》为例

对道德基础的探讨由来已久。道德的基础何在牵涉到它的自主性能否成立,个人或社会主导的价值取向是什么等重要问题。中外思想家都有将人的侧隐心作为人性善的依据从而认定恻隐之心是人的道德基础的思想。《孟子》认为恻隐之心能为道德奠基,因为它完全生发于经验的、本能的反应,可以作为人性论的依据;但是它须经过道德践行才能变成现实,并成为稳固的品质。《孟子》一书所阐发的由侧隐之心发展成保民之王的思路就是这种思想的充分体现。因此,道德奠基于侧隐之心要成立,必须依赖践行。     

荀子礼义之治与性说的关系

荀子的礼义之治的概念是透过对人性的彻底观察后所作出的一个结论。荀子认为人与生俱来就有各种欲求,然而,在以人伦关系为基准的社会生活之中,人的欲求必须受到相当的约束才能确保社会的秩序。荀子有鉴于比,于是就设计出一套人们在伦理及政治生活上必须遵守的规准,以疏导人们的欲求及消弭混乱的根源。这个规准就是礼义。在荀子而言,礼义之治因人之性恶而起,因此,本小论即试就以此为论旨,并依据《荀子》礼论、性恶等篇之说,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探讨荀子礼义之治及其性说的相互关系。若有误谬之处,尚请诸先进贤达不吝赐正。     

论荀子的道德困境及其实践路径

荀子天人相分而致心性二分,不仅是相分,性甚至是心治的对象,其思想的核心在于以后天的道德积靡养情化性,无论是化解道德世界的冲突,还是解决德得相通的悖论,他始终在道德的实践中探讨与追溯:确证人之为人的善向,更没有回避性中的恶向;确证性中无德,更没有回避人之好德的旨趣;确证知的经验意义,更没有回避知的价值理念。由于荀子继承了孔孟儒家的道义论传统,在道德与自然的冲突中不仅重义,还与黑格尔一样坚持义务的至上性,而且由于天、性、心的自然性,也把对幸福和欲利的追求作为其善恶因果律的应有之义,把化解道德世界冲突、德得悖论的困境寓于伪的道德实践中,并在知识的学习中成就道德理想而培养理想人格。     

心性论说解之一:善是人性概念中的必有内涵

人性概念的内涵,历来有孟荀之争。统合孟荀观点,又参考《管子》观点,具体论述善作为人性概念中的必有内涵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若善不是人性概念的内涵,则无法说明善的根源;善不是恶的对立,是自在的;但善不是自显,其显现会受身体欲望的制约和遮蔽,需后天的觉思、扩充。     

“风起于青蘋之末”——孟子性善论探析

作为《孟子》一书的灵魂，性善论的影响至深至远。孟子的人性论建立在人的主体精神日益自觉、人们对人性的探讨日渐深入的基础之上，是对孔子的人性观念的发展。孟子认为，人的善性是一种先天的资质与倾向，通过心的感受与省思得以培养，通过本性来完成天的意志。性善论虽未能有效地行诸当世，却深刻地影响了后世政治，并为社会锻造出一个士人阶层，最终沉淀于儒家的基本品格之中。性善论还是士人阶层乌托邦精神的根底所在，作为士人价值观的核心，乌托邦精神体现为“道”对“势”的制衡，并在个体人格领域以审美自由的方式获得彰显。     

人、人性与治国方略——儒法治国思想的人性论根基

儒家主张德治仁政,法家奉行依法治国,表面上针锋相对,其实都与人性理论一脉相承。孟子的性善说为仁政提供了可能性,韩非的人性自私自利说论证了法治的必要性。其实,儒法乃至先秦政治哲学在人性之中寻找统治之方的做法透视了人性与政治之间的内在联系,但其各执一端所导致的在各自领域道德和法律的僭越带有致命的理论缺陷。这些经验和教训对于当代具有借鉴、启迪和警示作用。     

圣人化性起伪与圣王专制——荀子政治理论释析

化性起伪即人的社会化过程,这一命题最早由荀子提出和运用。荀子认为,小人本性的被动性和无法自觉地让“心”对本我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冲突进行平衡调节的特点,决定了小人的社会化不能由他们自主地进行,而只能由唯一能主动地自律的圣人运用道德的社会规范乃至政治强制的手段来为小人化性起伪,使他们在被动地接受了仁义礼善后,成为合格的社会角色。作者认为,荀子强调人的社会化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这说明了其思想的敏锐性、深刻性,但问题的关键更在于,由什么人用什么方法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人的社会化。荀子的这种具体的方法论实际上使集道德权威、规范权威和政治权威于一身的圣王拥有了绝对的权力,而使小人堕入了没有丝毫权利的永劫不复的被专制深渊。     

试论"荀学"对"秦文化"的影响

作为秦地文化的"秦文化"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地域文化之一,秦地也是战国晚期的学术文化中心之一.以荀子为代表的"荀学",作为战国晚期思想文化的集大成者,无疑与此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对<荀子>一书思想与韩非、李斯等人以及与<吕氏春秋>、<尉缭子>、<商君书>等书的思想进行比较,可以确认以荀子为代表的"荀学"的确是先秦战国时期的集大成的思想学术流派.     

理性的自由和自由的理性

本文认为近代西方道德哲学都是以利己的人性为基础,将人的道德同人的理性紧密相连.英国道德哲学家们强调的是理性对于自由的限制.这就突出了理性的自由思想.这便是社会自由的理论基础;大陆道德哲学家们认为人的理性具有绝对性、普遍性和自由性.因此,照他们看来,所谓道德的生活,就是符合理性的生活,就是一种必然的应当生活.因而自由的理性就是道德.这便是思想自由的理论基础.不过,到了休谟和莱布尼茨,西方道德哲学家们已经开始认识到道德问题应该从普遍的人性,即人的主体性上或生活实践上去反思.这一思想对后来的西方哲学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和谐社会的两种建构模式——荀子霍布斯政治哲学思想比较

荀子和霍布斯是中国和西方历史上两个著名的唯物主义性恶论者,他们同处乱世,都对社会的混乱有切身的体会,都对之深恶痛绝,并对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作出了各自深刻的分析,都认为有个前社会状态.其间人生而有欲望,恶的人性致使欲而不得则争,物质的不足必然导致欲望不可能全都得到满足,欲物之间的紧张必然导致群居生活中的人之间不可避免的争斗甚至战争.两位思想家都希冀走出前社会状态,建构一个能够彼此信任,协议分享,使欲物得到合理分配,人与人和平共处的一个君主集权的和谐社会.从荀子和霍布斯建构和谐社会的前提、目标、社会失范的原因及其救治等,可以发现人的两种不同和谐社会秩序建构模式:荀子通过圣君隆礼重法,化性起伪,制止过度的欲望,让整个社会明群使分,使欲望既得其养,又好其别,根据自己的职业、等级得到有差别但合理的满足,使欲物之间得到最优配置,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礼,两者相持而长,从而社会变得和谐有序.霍布斯在人性中找到制止恶的因素,即恐惧的情绪和理性,它们让人通过社会契约,形成强大的"利维坦",让人不敢不遵守协议,这种强大的力量,让人大致形成对协议方的信任,进而能够守约,能够分享,信任和分享就是霍布斯通往和平的道路.     

普布利乌斯与荀子人性观比较——基于人性与制度设计的政治视角

本文从历史的角度比较中国古代君主专制下荀子的"人性恶"观点与美国联邦共和制下全面的人性观,分析人性与制度之间的内在关联及其动态关系。前者是专制制度下单一的人性观,并由此推演出"礼治"政治设想,后者作为当代西方典型的民主制,在全面的人性观基础之上进行了共和制度设计。通过比较,一则能明示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的制度必然有与之相对应的人性假设,思想家或制度制定者在设计或制定制度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以某种人性假设作为自己理论的基石;二则能理解制度对于人性起着巨大的反作用,某种制度如果付诸实施势必造成一种既定的事实存在,并对生活其中的社会主体产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影响。     

荀韩逻辑思想述评

荀况,战国末赵国人,生卒年不详,主要活动在公元前298年至前238年间。他一生很长时间是在当时的文化中心──齐稷下度过的。他在那里从事讲学和著述活动,曾三次被推为祭酒。他的弟子们对他的学说极为推崇,认为“当今学者,得孙卿之遗言余教,足以为天下法式表仪。所存者神,所过者化。” 韩非,战国末韩国人,约生于公元前280年,卒于前230年。他是韩国之公子,“喜刑名法术之学”。他有些口吃,不尚谈说,而善著书。他是荀况的学生,在思想上有一定承继关系。 荀况和韩非都是唯物主义思想家。荀况创造了正名逻辑体系,韩非在形名、推理和逻辑规律方面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