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自诉案件范围浅析

一定范围刑事自诉案件的存在,能够充分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利益、弥补公诉权的不足、有效配置司法资源、实现诉讼效益。但我国刑事自诉案件范围的界定不合理、自诉案件与公诉案件界限模糊、范围过于宽泛,应该进行调整,即重新界定第一类自诉案件范围,具体规定第二类自诉案件范围,取消第三类自诉案件,建立被害人申请司法审查制度。     

刑事自诉案件管辖争议的处理

刑事自诉案件是由自诉人亲自到人民法院去控告犯罪嫌疑人,并由人民法院直接管辖的一种刑事案件。然而在实践中,经常遇到自诉人不愿意去法院自诉而要求公安机关予以处理的情况,作为公安机关应当或可以怎么做呢?     

和谐社会的构建与刑事公诉案件之调解

传统报应型刑事司法对被害人利益的漠视导致了被害人对刑事司法系统的不信任,加剧了被害人与加害人之间的冲突。刑事调解制度的理论基础,在于被害人利益需求的独立性和损害恢复的可能性、被害人与被告人诉讼主体地位的确认以及犯罪概念和刑罚观念的革新。确立刑事调解制度能够使刑事司法更加人性化,有助于被害人利益的恢复和犯罪人的改造,促进社会和谐。对确立刑事调解制度可能带来的风险,在制度设计上可以规定法定的从重处罚情节加大加害方的预期本成,使其不敢贸然行事。     

刑事自诉案件证明标准的反思与重构

刑事自诉是刑法公法化之前人类社会纠纷解决的普遍形态,尽管适用范围被逐渐限缩,但仍有其独特的制度理性和价值。在立法层面,虽然自诉制度同公诉制度有诸多差异,但由于对刑事自诉制度缘起及社会功能的认知模糊,当前的刑事自诉案件证明标准在制度设计上与公诉案件混同,以致实践中自诉案件无罪率畸高,未能发挥自诉制度的实效而使该制度虚置,即为制约自诉制度功效的最大桎梏。为此,应当澄清自诉制度的本质,还原其作为"私犯"救济的历史真相和社会属性,基于提高诉讼效益和自诉人举证能力偏弱的现实,剔除公诉案件证明标准中对公权力进行限制的制度设计理念,重新建构不同于公诉案件的自诉案件证明标准,在语言表述上可以将其界定为"证据基本确实、充分,事实基本确信",以此推进刑事自诉的实行化。     

社会秩序何以可能——对中国社会秩序重建的理论考量与路径探索

社会秩序何以生成或社会何以可能是一个深刻的学术命题,它甚至成为一个学科的研究主题.社会秩序与人类社会的历史一样久远与神秘.从人类诞生开始,人类就表现出明显的群居倾向,而后逐渐演变为社会.无论原始的人类社会形态多么简单、多么低级,它都有维持其运行下去的秩序规则.随着人类社会形态的日益复杂,社会秩序也发生了改变.     

刑事自诉案件证据的搜集与证据不足的处理

近年,我国刑事自诉案件数量呈上升趋势,如何正确审理此类案件,对缓解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具有重要作用。本文针对刑事自诉案件证据的收集和对证据不足的处理两个方面加以分析,旨在能对审判实践有所指导。     

刑事诉讼公诉案件的私力救济与刑事和解

传统观点，人们对刑事诉讼的公诉案件通过私力救济的途径解决一直予以抵制。随着刑事和解的出现，人们重新思考私力救济的问题。刑事和解是私力救济的法律化，是一种现代新型的私力救济。     

论税务检查权和涉税案件刑事侦查权的衔接

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经济建设的重要支柱。而税务检查权是税收征管法赋予税务机关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履行纳税义务、扣缴义务的情况进行审查监督的法定职权,是确保国家财政收入和税收法律、法规和规章贯彻落实的重要手段。当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违反税收法律,涉嫌构成犯罪,公安机关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行使侦查权,以查明案件事实,依法移送公诉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在实践中,对于涉税刑事案件的查办,税务机关税务检查权和公安机关侦查权的行使,存在不衔接的问题。文章将从我国的税收和司法实践出发,通过对税务机关税务检查权和公安机关涉税案件刑事侦查权(以下简称涉税侦查权)的相关问题进行细化研究,以期提出加强税务检查权和涉税侦查权衔接的建议,以更好地服务于税收和司法实践。     

明清时期广东政府对澳门社会秩序的管理

澳门开埠后,大批中葡商民迁居澳门,使澳门成为一个异族混居的商贸重镇。为保障海疆的安全与贸易的有序进行,16世纪70年代,广东政府设立关闸,90年代起推行保甲制度,此后相继制定了《海道禁约》、《澳夷善后事宜条议》等一系列行政管理法规,逐渐形成控制规模、有效管理的思路,使澳门开埠后近三百年的时间,其社会秩序一直在广东政府有效的管控之下。     

对传统社会秩序生成机制的现代性反思

学术界对传统社会秩序的思考多从对儒法两家思想的认识入手,但这些认识多侧重宏观上的理论把握,因此必须从社会秩序的生成机制上做具体微观的考察。对传统社会秩序的检讨使我们认识到,不能仅仅停留在某家思想之上,更不能把今天的问题全部转嫁给文化,很多情况下,文化的本真意义都是因为被某些急功近利的策略运作所扭曲和隐没的。当前社会正在从差序化格局向差异化格局过渡,这需要社会秩序生成机制的变迁与创新。     

浅析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

一、刑事证明标准的涵义对刑事证明标准的探讨首先需对证明标准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理解,进而明确谁能具有证明标准的资格。我国学界对什么是证明标准表述和用语不一,有观点认为“证明标准是衡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明要求的具体尺度,而证明要求是法律要求证明案件事实所要达到的程度。”有观点则认为,“证明标准,即证明要求、证明程度,或证明要求、证明     

浅析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

一、刑事证明标准的涵义 对刑事证明标准的探讨首先需对证明标准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理解,进而明确谁能具有证明标准的资格.我国学界对什么是证明标准表述和用语不一,有观点认为"证明标准是衡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明要求的具体尺度,而证明要求是法律要求证明案件事实所要达到的程度."有观点则认为,"证明标准,即证明要求、证明程度,或证明要求、证明程度的具体化."还有学者将证明标准称为"证明任务".     

对我国教育发展中素质教育作用的认识

二十一世纪需要的人才是高素质人才,实施素质教育是高素质人才培养的保证。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要从转变教育观念出发,从对国家、对民族的未来负责的高度确立正确的人生观、办学观、教育质量观、素质教育观,从思想中排除实施素质教育的障碍。同时要改善教育环境、建立评估机制、推进教学改革。     

刑事被害人追诉权的正当化浅析

刑事被害人追诉功能在司法实践中表现严重不足，本文借鉴其他国家的立法，分析了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对国家公诉机关审查起诉、一审判决生效前和判决生效后三个阶段做出决定或裁判的异议．提出了被害人追诉权救济制度的具体方案，同时指出权利毖须依法行使。     

刑事被害人追诉权的正当化浅析

刑事被害人追诉功能在司法实践中表现严重不足,本文借鉴其他国家的立法,分析了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对国家公诉机关审查起诉、一审判决生效前和判决生效后三个阶段做出决定或裁判的异议,提出了被害人追诉权救济制度的具体方案,同时指出权利必须依法行使.     

浅析刑事被告人的证明责任

控方承担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被告方不承担责任,这是无罪推定原则的要求,但在西方一些证据制度较为发达的国家,被告方仍要承担提出证据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本文就刑事被告人承担部分证明责任这一问题展开论述,介绍一些国家的具体规定.以期对我国刑事立法方面提供借鉴。     

浅析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

刑事被害人是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是刑事诉讼的启动因素之一,也是刑事诉讼保护的直接对象。我国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在对被害人的权利保护方面有了较大发展。但是仍存在许多不足,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权利还没有从程序上得到切实有效的保障,法律规定与现实需要还存在很大差距。因此,应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     

浅析微博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挑战与作用

进入网络时代,微博已成为大学生了解社会、获取信息、发布言论的重要渠道.但微博先天的特点及不良信息的过度泛滥,对大学生现实人格的形成、“三观”教育及人际交往能力可能造成负面影响,给政治教育工作带来新的挑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当正视并且要合理利用微博,多“接地气”,以增强微博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     

社会秩序是自由的题中应有之义

围绕着自由与必然这对古老的哲学范畴，哲学史上构建了四种不同的自由观：消极自由观、绝对自由观、理性自由观、实践自由观。不论哲学家对自由作出怎样博大精深的阐述，现实生活又总是以其丰富、生动的内涵，把这一问题重新摆到每一个时代的人们面前。     

浅析离婚案件中拒绝履行监护义务的新特点

在以往的离婚案件中．离婚双方拒绝履行监护义务,相互推诿不要子女的现象廖廖无几。但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念。婚姻观念、亲缘观念受到挑战,子女的纽带作用日见松弛,诉讼中部分当事人双方拒绝监护子女的案件已屡见不鲜。在诉讼主体上,显示出“四多”的特点,即城镇的多,年轻的多,下岗的多,文化素质低的多。从成因上分析,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１．婚姻观念的变化。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人们已不满足固定的家庭模式,传统婚姻观念发生动摇。一些女当事人认为离婚要孩子有三难：一是生活难,二是抚养难,三是再嫁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