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军对桂林的轰炸

桂林作为中国西南大后方的中心城市之一,多次遭到日军航空部队的狂轰滥炸。根据中日战场及太平洋战场转折的状况,并且考虑到轰炸背后的动机,我们把日军航空部队轰炸桂林的暴行分为三个阶段。日军在各个阶段中对桂林采取了各自不同的轰炸策略,但最重要的目标是毁灭桂林,摧毁新桂系的抗战意志。日军无视国际法的存在,对桂林普通平民、名胜古迹、文化教育机关、教会场所以及居民区等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轰炸,犯下了严重的战争罪和反人道罪,应当受到严厉的惩罚。     

封锁与毁灭:抗战时期侵华日军轰炸滇缅公路述论

抗战时期,日军意图切断、封锁后方物资供应,迫使国民政府妥协屈服;肆意对有抗战生命线之称的滇缅公路展开毁灭性的无差别大轰炸。主要方式为轮番轰炸公路沿线重要桥梁,造成交通梗阻;密集投掷霍乱菌弹,残害无辜民众生命;蓄意轰炸重要补据点,损毁沿线市镇设施。大轰炸行动凸显滇缅公路的重要战略地位。从历史过程看,日方战略决策与缅北滇西战局的演进主导了轰炸行为表征,以点带面式的从旨在对战时国际交通大动脉的损毁与瘫痪发展到造成滇西、滇中地区极其惨重的人员伤亡和物质损失,并对滇缅沿线市镇乃至西南后方的经济民生与社会秩序产生极其严重的影响。     

抗战期间《泰晤士报》关于日军无差别轰炸重庆报道探析

抗战期间,重庆作为世界反法西斯远东指挥中心和中国的战时首都,遭到了日军大规模的无差别轰炸。这一期间,英国主流媒体《泰晤士报》通过其派往重庆特约记者以及援引其他西方驻重庆媒体的报道等多种形式,真实记录了日军集中轰炸中国平民和民用设施、蓄意轰炸西方国家外事机构和人员,以及重庆民众英勇反轰炸斗争的主要历史过程。这些报道不仅以历史记录者的身份见证了日军无差别轰炸重庆之暴行,具有较高的史料研究价值,而且以媒体传播者的角色宣传了以重庆为代表的中国军民抗战形象,建构出一种谴责日军残暴、同情和支持中国的舆论导向。
     

日军对滇缅国际交通线的"封锁轰炸"及国民政府的应对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对华交通实施海陆空全方位战略封锁,对滇缅国际交通的轰炸就是服务于这一战略的重要步骤.日军利用优势航空兵力对滇缅国际交通沿线桥梁、仓库、机场以及交通枢纽大肆轰炸,企图切断当时唯一的国际援华路线,将中国围困成无援之师,甚至投放细菌弹,残害无辜生命,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面对日军的轰炸,国民政府通过构建防空体系,组织抢修抢运,呼吁国际社会援华制日等措施来应对.     

侵华日军对广东的轰炸及其性质

轰炸是留在经历过抗日战火的广东人心灵上最惨痛的一种记忆。侵华日军对广东实行的战略轰炸致使广东损失惨重。日机轰炸决不是仅仅针对军事目标进行的,而是凶残的集体杀人行为,是对和平与人道的肆虐。     

抗战时期侵华日军“轰炸记忆”的演变与建构——以“重庆大轰炸”为中心的考察

无差别轰炸是人类历史上最惨痛的战争暴行之一。抗日战争时期,侵华日军对中国除吉林、新疆、西藏等地之外的几乎所有行政区域实施了无差别轰炸。重庆大轰炸,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在中国制造的非人道暴行之一,开创了人类战争史上无差别轰炸的新纪录。在战时,日军对重庆的轰炸曾是一个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事件。而在战后,由于东京审判的误导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重庆大轰炸记忆曾几乎湮灭不闻。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的崛起和中日关系的紧张,重庆大轰炸的“战争记忆”才得以重新唤醒并重构。差异化的历史记录和历史记忆背后是不同的历史认识。历史的错误或可原谅,但历史的真相不应被遗忘,更不能被掩盖,只有当重庆大轰炸这样的非人道暴行记忆上升为人类的共同记忆,战争悲剧才不会重演。     

试析抗战时期阎锡山对日军的态度变化简

民国时期,阎锡山坐镇一方、地位显赫,尤其是在抗战爆发后,阎锡山统帅的第二战区位于华北抗战最前线,对左右山西乃至华北战局至关重要,成为蒋、共、日各方共同关注的对象。随着抗战形势的不断演变,阎锡山对日军的态度也几经变化,从抗战初期的积极抗日救国,到中后期与日频繁接触,关系一度紧密,甚至在抗战胜利前后实现了真正联合。     

轰炸我们的学校吧

离毕业只剩下一个月了,大家都欣喜若狂地尽量给学校制造各种＂麻烦＂。一天晚上,当我和室友聊到我们应该为高中生活的结束做点什么时,他说：＂不如‘轰炸＇我们的学校吧!＂＂怎么弄？＂我兴奋得坐起来。“找有飞机驾照的朋友帮忙，咱们低空飞过校园，一往下扔挂着降落伞的玩具兵。”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运行机制研究

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树立和坚持人民主体的行政价值观、广泛参与的行政民主观和从严惩腐的行政廉洁观,经过不断探索、总结和创新,建立和形成了一套决策科学、执行通畅、监督有力的政府运行机制,为边区政权巩固、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和中国共产党夺取抗战胜利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为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执政和新中国行政管理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也为当代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借鉴。     

对抗战时期开展滑翔运动的组织机构研究

以1939年至1945年期间国民政府为推动滑翔运动的开展而成立的组织机构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滑翔训练班、中国滑翔总会和滑翔分会、中央滑翔机制造厂从成立到人员配备、组织构成以及推动滑翔运动的一系列工作的论述,来展现这些组织机构在推动滑翔运动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抗战时期陈云对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历史贡献

抗战时期,陈云对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其突出表现就是：注重质量建党,努力提高党员的能力和素质;明确提出做合格共产党员的标准;加强制度建设,规范组织程序,严格党员管理;等等.这些理论和实践,用今天的观点来看,实际上就是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问题.     

陈诚抗战时期对鄂西民族地区治理研究

陈诚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主持湖北军政事务,在恩施推行《新湖北建设计划大纲》,从经济、政治、教育等方面全面治理偏僻落后的鄂西民族地区。处于日寇前锋所逼的鄂西民族地区,既不同于经济相对发达地区,也不同于大后方其他地区和边疆民族地区,他能处理好抗战与建国、安定与进步等关系,为治理鄂西、建设新湖北做了许多工作,并取得不凡的政绩,有值得借鉴之处。     

抗战时期的湖南募捐

抗战时期,湖南人民积极开展募捐活动,慷慨解囊。募捐的主要形式有献机运动、征募寒衣、义卖、献金、出钱劳军等,并表现出形式多样、范围广泛、组织有方、数额巨大等特点。湖南的募捐,鼓舞了抗日将士的士气,有力地支持了全国的抗战。     

近年来关于抗战时期难民研究的综述

近年来，学界关于抗战时期难民的研究，无论是宏观的整体描述，还是微观的个案研究，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就总体而言，其在研究深度、研究区域以及研究视角等方面，仍有待加强。     

抗战时期直接税人才培养问题研究

抗战全面爆发以后,南京国民政府大力推行直接税,并将直接税视为增加财政收入新的增长点。随着直接税体系的不断扩大,尤其是所得税、遗产税等税的相继开征,新式人才的匮乏以及征税人员专业化等问题日益凸显。财政部为适应形势需求,通过考训制度、在大学开设直接税讲座、保荐等途径,培养和选拔了一大批高学历、专业性技术人才,对于提高税务行政效率、扭转税风税纪等具有积极作用。然而,复杂的战争环境、盘根错节的派系之争、频繁的机构裁并等问题逐渐腐蚀了直接税所标榜的“新人新税新精神”。这固然与其税制本身、税务行政、稽征方式、征税环境等密切相关,更重要的是直接税作为西方先进的税种之一与当时中国的经济基础并不匹配。     

抗战时期的重庆教育

本文根据大量史料对抗战时期作为陪都的重庆教育进行了描述,其中包括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初等教育以及民众教育的概况。对抗战时期重庆教育所处的历史环境、所取得的成就及其原因,都作了介绍和评价。     

抗战时期日本对中国社会的毒化政策

日本帝国主义在抗日战争时期出于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的原因,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手段对中国社会实行了惨无人道的鸦片毒化政策,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抗战时期毛泽东对中共党史学科理论的探讨

抗战时期,毛泽东就如何建立独立的中共党史学科体系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等一系列论著中,他对中共党史学的研究对象、研究中心、研究方法、学科性质、学科特点以及中共党史分期方法等中共党史学基本理论问题作全面阐述,从而为中共党史学科体系构建了基本理论框架。     

抗战时期重庆的文学艺术

本文对抗战时期重庆文学艺术的概貌进行了描述,全面涉及诗歌、小说、报告文学、杂文、散文、话剧、戏曲、曲艺、电影及音乐、舞蹈、美术等门类,通过作家、作品和文学艺术活动等全面反映了抗战时期重庆文学艺术的繁荣状况.     

抗战时期中央信托局人寿保险业研究

本文通过对中央信托局人寿保险处自成立起至1945年业务概况的总结,述评了该处改革现状推进业务的举措。进而从其经营的特色寿险产品即公务人员团体寿险、重庆市厂矿职工团体寿险入手分析,力求较为准确地揭示抗战时期中央信托局人寿保险处展业的特色和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