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中国武侠电影的"主题道具"及其文化价值观

中国武侠电影是一座展现中国古代各类兵器的"军事博物馆".从刀枪剑戟到长鞭棍棒,武侠电影中无不俱有.作为武侠电影的"主题道具",它们不仅是杀人的利器,而且还是武侠电影中印证人物性格的重要标记.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任何置人于死地的利器,在本质上都是一种被人所用的工具,武侠电影中最顶尖的制胜之宝是人的精神力量,最锋利的杀人武器是看不见的心计--它比所有看得见的兵器都更锋利、更危险、也更有效.     

论《卧虎藏龙》的“人文武侠”理想

华裔导演李安的《卧虎藏龙》让西方人重新认识了中国的武侠电影.影片成功的最重要原因,是将武侠电影从感官层面提升到了文化与人文的层面,将武侠与人文关怀兼容并蓄,从而建立一个新型的武侠电影叙事模式.这种“人文武侠”的叙事模式,为中国武侠电影的转型带来了新的范式.     

武侠电影对中国武术文化符号的选择呈现及传播启示

探讨武侠电影对武术文化符号的选择呈现可以更好地理解其对武术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传播功能。通过对61部武侠电影的内容量化分析显示:武侠电影包含丰富的武术文化符号,能够展示、体现和传播武术(中国)文化内涵;武侠电影对武术文化符号的选择呈现具有明显的倾向性:易选择动态的、有特色、表现力强的以及在大众中享有较高知名度的武术文化符号,且与电影风格类型、时代变迁及大众文化消费偏向有关;武术明星符号集中承载着武术文化内涵的展示和意义生成;在全球化背景下武侠电影主题和价值表达应该调适到普世性,不能囿于狭隘传统叙事。     

武侠电影构建中国国家形象的对策

武侠电影作为最具中国特色的类型电影,蕴涵了浓郁的民族精神和历史传统,是国家的文化名片。武侠电影构建中国国家形象的对策是:武侠电影内容要根植于本土文化,注重传扬中华传统思想;武侠电影创作要注重影片质量,塑造国家正面形象;武侠电影传播要把握时代节奏,展现中国创新精神;武侠电影发行要拓宽渠道,树立武侠电影的品牌意识;武侠电影发展要渲染中国元素,增强中国国家软实力。     

跨文化视野中的"杀子悲剧"--论菲尔多西《列王纪》中"四大悲剧"的文化精神

父子冲突是文学世界中一个重要的文学主题 ,但是它在东西方文学中的表现大相径庭 ,从这一跨文化的视野来审视菲尔多西的《列王纪》 ,我们就从这部在世界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波斯民族最伟大的史诗中 ,看到了一种封闭、保守、恐新惧变的文化精神。通过这种审视 ,东西方文学中广泛存在的“杀子悲剧”与“杀父悲剧”所产生的根源 ,得到了一种新的阐释     

从《七武士》到《七剑》——武士道与武侠的文化差异

《七剑》在故事主题、七位侠客的形象塑造、斗争策略、讲述战争中的爱情四个方面参照了经典影片《七武士》。同时立足于中国的武侠文化,在侠士与村民的融洽相处、侠士的独立人格、抨击恶势力的刻画上有所超越,使《七剑》成为一部典型的武侠电影,也彰显了中国侠客和日本武士文化的本质区别。     

历史”的逃逸、“自然”仿像性与 “景观”的自我殖民———新世纪武侠电影的另类迷失与出路选择

在新世纪武侠电影十几年的实践中,历史意识的缺失已经成为“武侠”丧失内功的主要症结。这种缺失,一方面导致武侠电影只能在征调自然景观、历史景观的装饰性上努力,通过“自然”的仿像性实现对“历史”的改装和消费;另一方面,历史深度意义的丧失和景观造成的大众价值观的自我殖民,也进而为各种意识形态在武侠文本中的肆意畅行进行美学护航。以《聂隐娘》《师父》为代表的“作者化”转型,能否成为武侠电影的出路选择,同样值得商榷。     

走出"侠客梦"--从《独臂刀》、《新独臂刀》看邵氏武侠片的创作走向

中国武侠电影在20世纪20年代末于上海极度繁荣之后经历了很长一个时期的蛰伏,然后于20世纪50年代在香港得以延续,并于60年代通过一次现代化转型走向新的发展历程,再在八九十年代反过来影响大陆的武侠电影创作。因此香港武侠电影在整个中国武侠电影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或桥梁的作用,而邵氏兄弟公司的武侠片创作则是这种承上启下或桥梁作用的集中体现者。张彻的《独臂刀》和《新独臂刀》能体现邵氏武侠片的现代转型和创作走向,并能进而揭示香港乃至中国武侠电影创作的某些内在机制和发展规律。     

从武侠电影形式创新看我国电影产业的发展出路——以《龙门飞甲》为例

在国家大力倡导文化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国内电影产业发展迅猛,然而中国电影如何才能走向国际市场,是我国电影产业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问题。电影《龙门飞甲》综合了侠义、剧情、视觉、明星等诸多要素,对传统武侠电影做出了全新的阐述。我国电影产业的发展可借鉴《龙门飞甲》的思路,采用转变投资方向、借鉴网络文化、拓宽盈利模式、发展多种媒介、融合金融资本等创新方式。     

论胡金铨武侠电影的超越性

"电影作者"胡金铨对武侠电影进行了全方位超越,将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电影艺术有机结合,使武侠电影作为成熟的类型电影得到西方学界认可,由此奠定了中国武侠电影的国际地位.胡金铨武侠电影的超越性可从三个维度加以全面审视:开创新武侠世纪的历史性超越,建构中国电影美学体系的美学超越,确立文史武侠叙述范式的类型电影超越.     

英汉电影片名中的文化因素

电影片名是电影的灵魂,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英汉电影片名是展现各自文化的窗口,通过电影片名可以增进不同文化间的相互了解。英汉电影片名在生态文化、语言文化、宗教文化、物质文化和社会文化等方面反映了东西方多元的文化。     

当代中国魔幻武侠片研究:神话资源、文化传统与世俗趣味

中国武侠片中的神怪元素与电影高新技术的结合,催生了魔幻武侠电影,通过对武侠电影类型元素的继承而与武侠文化建立起关联。中国式魔幻武侠电影孕育的土壤是中国悠远的神话传统与"剑仙文化",从20世纪20年代神怪/武侠片热潮到当下中国魔幻武侠大片都在其中汲取资源,与域外魔幻片强调恒久的"善恶对立"主题相异,国产魔幻片也在本土慈悲世界观的宽恕包容和世俗化情爱母题中不断耕耘。?更多还原     

双重文化意识和翻译策略———析林语堂《浮生六记》英译简

林语堂《浮生六记》的英译,展现了在东西方双重文化影响下,译者的翻译总是处在两种文化意识的博弈中,试图在两者中寻找一个平衡点,既能有效地传播东方文化,又能为西方读者所接受喜爱。在这两种文化意识影响下,对原著和原作者的责任、对目的语读者的责任以及东西方语言的差异,成为影响译者翻译策略的重要因素。举例考察林氏《浮生六记》英译本对原文文化元素的处理,希望能为强调翻译这种跨文化传递行为的最终目的和效果以及译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有一定启示。     

卫礼贤论东西方文化

卫礼贤是 19世纪末 2 0世纪初来华的德国新教传教士。他在青岛生活、工作 2 0余年 ,致力于办学、研究和翻译中国古典经籍等文化活动 ,把《论语》、《道德经》、《易经》等十余部中国古典哲学和文学作品译介到德国和西方社会。卫礼贤通过反省 ,对西方文化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 ,他从东西方比较的角度来探讨中国文化 ,揭示出中国人的生活智慧 ,从而指出人类今天面临的迫切任务是创造一种新的世界文化。     

论昆丁·塔里迪诺电影中的消费文化倾向

后现代电影在世界电影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其本身也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消费文化的产物。以让·鲍德里亚的消费文化理论为基础,深入分析了后现代主义电影导演昆丁·塔里迪诺的经典作品,从其作品的题材、内容、手法、技巧、元素、风格等各个方面,分析消费暴力与暴力美学、消费幻觉与破碎结构、消费标签与杂烩情节、身体消费与人物调和之间的关系,反思消费社会与消费文化的内在联系,从而引申出对于当今中国电影行业消费现状和受众消费观念的思考。     

"西部趣味"与文化姿态--解读中国西部电影

以《人生》、《黄土地》、《老井》、《美丽的大脚》等为代表的中国西部电影,立足于本土生活,以本土观众为诉求对象,注意发掘本土性的文化层面,拓展历史性的文化视野,对西部的地域文化充满深切的人文关怀,尤其是中国西部电影精湛的艺术表现与对西部人生体验的真诚表述,体现了独特的"西部趣味"。中国西部电影导演从述说转向反思、从本土走向世界、从精英主义转变到世俗主义的文化立场更体现了与时俱进的文化姿态。     

试论数字技术对中国武侠电影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与普及,电影工业产生了一次全新的变革。聚焦近20年来中国武侠电影的发展,数字技术的介入不仅改变了武侠电影原有的生产工艺、运作机制,影响了受众的观影习惯,还对传统武侠电影的创作理念、审美取向和本质属性提出了重新思考的要求。通过对两部不同时期的经典武侠片《少林寺》(1982)和《卧虎藏龙》(2000)的分析、比较,探讨了在数字技术语境下中国武侠电影所发生的变化、存在的困惑和面对的未来。     

大陆新武侠与科学思维--评韩云波教授《“后金庸”武侠》

在2004年与《今古传奇·武侠版》杂志一道提出“大陆新武侠”的概念十年之后［1］150－156,［2］6,韩云波教授推出了他的力作：《“后金庸”武侠》。在“金庸时代”结束之后（以金庸1982年完成小说修改、1985年古龙逝世为标志）,武侠小说先是经历了以黄易、温瑞安为代表的“港台新武侠突变期”,然后进入“大陆新武侠兴盛期”,“转型期”,可望达到以“中国梦”为核心的“盛世武侠”的顶峰。［3］近三十年来,当代中国的都市化进展加快,大众文化是其灵魂与血液,而武侠文化又是大众文化最富于创造力的部分,借助于网络的兴起,武侠文化发育出武侠动漫、武侠网游、网络武侠小说、手机武侠小说等新的形态,在平媒小说创作、武侠影视剧制作方面,也颇有成绩。武侠小说的平媒出版在庞大的武侠文化市场运作体系之中,虽然日渐势弱,但始终是创造力的源泉,产业链的起点。韩云波将这一时段涌现出来的武侠作家作品归于“大陆新武侠”［4］17－21,并引入布罗代尔的“三层历史观”,将之作为“短时段的事件史”,放到武侠文化自古至今“长时段的环境史”与“中时代的群体史”中来考察,以“在场者”的身份,展开发生学的考察,力证大陆新武侠“具体事件、人物和作品以至流派、风格”等纷纭万象之下的“内在逻辑”,借研究者与创作者借鉴,其中生发的勇气、花费的精力、展现的智慧,特别令人感佩。这也让笔者想到韩云波在《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所主持的“21世纪侠文化研究”栏目,在过去的10年里,它是国内武侠文化研究的核心阵地。这些工作与研究的实绩,恐怕得由非凡的文化理性与学术激情来支撑。理性与激情的交会,又何尝不是具备了“现代性”的侠客的题中之义。一位阅读研究武侠的学者,焕发出这样的“侠客气质”,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事。     

东西方文化的千年"牵手"

东方文化曾经一度站在世界文化屋脊上,创造了令世人称羡的辉煌;近代以来起而代之的新的先进文化--西方文化,在导引人类不断逼近更高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把人类诱入了危机四伏的文化困境.千年伊始,东西方文化的互补是世界新的先进文化的惟一出路,实现以东方文化为主导的东西方文化的千年"牵手",进而达到灵与肉的结合与互补,才能共同打造出新的世界先进文化.     

试论新世纪武侠电影发展流变的原因

武侠电影作为中国所独有的电影类型,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受到了广大影迷的喜欢,并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武为形式,以侠为核心的独特品格.新世纪之前的武侠电影,尽管在主题上有不同的选择,但是都较好地传达了中国文化中独有的侠义精神.新世纪之后武侠电影大浪潮由两股不同的力量组成,并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新变化,最显著的一点就是武侠电影侠义精神的弱化,观众在电影院中所欣赏的“武侠电影”与他们心中的预期有差别.通过理清侠义精神慢慢弱化的原因,希望能够对武侠电影未来的发展提供一些帮助和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