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西藏和平解放四十周年——阿沛谈西藏的变迁

在西藏和平解放40周年前夕,记者采访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阿沛·阿旺晋美.以下是他谈话的主要内容:西藏历史的伟大转折发生在40年前的5月23日.这一天,中央人民政府与原西藏地方政府(藏语称"噶厦")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我作为西藏地方政府的首席全权代表,于1951年9月从北京返回拉萨,把和平谈判的过程和协议的内容向"噶厦官员大会"报告后,大多数人表示拥护.据此,达赖喇嘛于10月24日向毛泽东主席发出电报,关于协议他说:"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拥护".我是1911年出生的,今年整整80岁.西藏和平解放前后,正好各有40年的经历:前40年,我目睹了西藏     

彻底消灭叛国集团,走上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大道

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層反动集团为了企圖繼續奴役西藏人民的反动目的勾結外敌在西藏地区發动全面叛乱,公然撕毁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十七条协議,背叛了祖国,妄圖破坏祖国的統一和民族的团結,这种滔天罪行是全国各族人民包括西藏爱国人民絕对不能容許的。这次叛乱是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層反动集团蓄謀已久的行动。虽然西藏和平解放已經八年了,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帮助西藏人民建設,但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層反动集团却拒不执行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議,力圖阻撓西藏人民走上进步的道路。尽管这样,中央仍然对他們采取了寬大为怀、耐心等待的态度。可是,这些反动分子反以为中央軟弱可欺,竟然与帝国主义勾結一起發动全面叛     

和平解放西藏是西藏历史发展的必然归宿

四十年前的今天,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这个协议一共有十七条,故又称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协议》。《十七条协议》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全权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在双方友好的基础上,经过—个月的接触和谈判,本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     

“邦达昌”在康定设立商号后的第二次复兴

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邦达昌"是较早开始经营中国西藏与英印贸易的藏族大商家之一,西藏地方政府把出口英印的西藏羊毛列为专卖商品,"邦达昌"家族成为当时西藏地方政府经营羊毛的代理商。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邦达昌"开始转向中国内地与西藏之间的贸易,并于1940年由邦达.多吉在康定设立了"邦达昌"商号,原来的中国西藏与英印贸易扩大到中国西藏、内地、英印三地,使"邦达昌"的经营规模比原来大了很多。而且,最重要的是"邦达昌"为汉、藏之间建立起良好的经济联系,从而促使汉、藏之间政治、文化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并充当战略性先导,在客观上为后来顺利和平解放西藏作出了巨大贡献。因此,此段历史对于"邦达昌"来讲是第二次复兴。     

西藏上层反动派策划的叛乱是怎样发生的

1959年3月,西藏上层反动派在帝国主义和外国势力的支持下,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叛乱。这是西藏少数分裂主义分子打着宗教、民族的旗帜,破坏祖国统一、民族团结,背叛祖国,妄图永远维护封建农奴制度而掀起的一场反革命武装叛乱。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     

论西藏和平解放的历史基础--纪念《十七条协议》签订50周年

五十年前的５月２３日,中央人民政府的全权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在北京签订《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宣告了西藏的和平解放。     

苏俄加拉罕致十三世达赖喇嘛信函解读

苏俄十月革命后,面临西方国家的包围,遂重启沙俄关于西藏的政策,拉拢西藏地方政府,威胁英属印度,作为与英国讨价还价的筹码。1920年9月15日以后,其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3次致信十三世达赖喇嘛,表示愿意设法帮助西藏"自主",要求派驻官方代表,建立友谊关系,暴露其对西藏政策。达赖喇嘛对苏俄在外蒙古的政策怀有疑惧,复信表示愿意维持与苏俄的友好关系,婉拒了苏俄派驻代表的要求。     

和平解放西藏的战略决策及其历史意义

西藏的和平解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继续完成全国解放事业的伟大壮举。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央作出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战略决策,制定了相应的方针政策,并进行了大量的政治争取工作。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至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代表谈判,于1951年5月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中国人民解     

论“十七条协议”对解决西藏内部团结的重要意义

40年前,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协议的签订,使西藏人民彻底摆脱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羁绊,回到了祖国各民族平等、团结、合作的大家庭,同时也解决了西藏民族内部的团结问题,这是西藏民族历史发展的一个重大转折。众所周知,作为西藏格鲁派两个最大活佛系统的领袖:达赖喇嘛和班祥额尔德尼,自清朝中央政府正式册封以来,彼此之间互为师徒,关系十分融洽。但是,英帝国主义入侵西藏后,大肆进行挑拨离间活动,加之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推行错误的民族政策,     

和平解放西藏是党的民族政策的胜利——纪念《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60周年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正式签字生效,西藏和平解放.协议的签订是党的民族政策的胜利.党中央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就已经着手准备进军西藏,警告西藏地方当局停止分裂活动.建国之初又制订了解放西藏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努力争取西藏上层僧俗人士的配合,作好和平谈判及以军事战争促和平解放的两手准备."协议"的签订经历了一个复杂曲折的斗争过程,回顾这段历史,对于今天的反分裂斗争,仍然有着重要意义.     

驻藏大臣温宗尧筹藏试探

驻藏帮办大臣温宗尧在西藏任职只有一年两个月,他在筹藏策略方面与驻藏办事大臣联豫产生较大分歧。温宗尧筹藏最令人注目的行动,是与西藏地方上层统治者谈判,并达成七条协议。此协议不被联豫认可,亦最终被清中央政府否决。宣统二年(1910年)正月,十三世达赖出走拉萨,得知消息的温宗尧建议联豫迅速采取行动进行阻拦,这反映了他筹藏时还有强硬的一面。温宗尧《咨请川督代奏维持西藏大局折》,对当时西藏地方所面临的英、俄两国威胁与侵略的形势,均有相当准确的分析与判断,这与他关注英俄对西藏地方博弈情形及通晓外交有密切关系。     

八世达赖剌嘛与平定廓尔喀侵扰西藏

18世纪末,廓尔喀先后两次入侵西藏,损害了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的尊严。清王朝及时发兵西藏,在达赖喇嘛和西藏人民的协持下,迅速驱逐廓尔喀,从而保卫了西藏,巩固了边防,解除了西藏人民的灾难,增强西藏地方政府和全体民众的向心力。     

20世纪初俄国在西藏的阴谋

本文引用了丰富的档案和报刊资料,考述了20世纪初英国远征军入侵西藏前后而发生的种种诡秘事件,其中主要涉及两位俄属布里亚特蒙古人,一位是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洗礼大师＂阿旺·德尔智,另一位是受雇于俄国外交部曾在俄国参谋部中亚探险与情报工作印度小组受过训的泽仁布,他们的神秘使命在于利用其民族和宗教外衣的掩护,达到如何影响达赖喇嘛与英国抗衡目的,从而使俄国能在西藏问题上保持或扩大自己的影响。     

1946年西藏官费留学团考

西藏近代官费(公派)留学教育,是20世纪初叶,十三世达赖喇嘛面对复杂国际形势和西藏在近代化进程中的落后现状进行"新政"改革的一部分,是清末名臣张荫棠、联豫治藏思路的延续和发展,亦有帝国主义扩张势力染指西藏的影子。1946年西藏派往印度的官费留学生与早期相比,在求学时间、地点、教学计划、学员构成等方面均有新意。尽管由于时间的变化等原因,这批公派留学生未能按计划赴英深造,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归国后在自己的岗位上,都为建设现代化的新西藏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论1910-1912年的十三世达赖喇嘛

晚清政府的藏务实施令西藏地方上下丧失信心,十三世达赖喇嘛对此亦感不满,精明的英国人则借机拉拢、引诱十三世达赖。1910年十三世达赖离境出走印度,至1912年5月,前后在印度境内停留两年。此事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首先,十三世达赖喇嘛产生了依托英国的思想;第二,英国笼络扶持西藏上层势力的模式取得了成功,之后西藏宗教领袖出走印度成为其政治诉求道路的选择之一。当然,人们不能过分苛求生逢乱世、面对乱象的十三世达赖会超越历史。     

试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西藏地方近代教育改革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位于祖国西南边陲的西藏由于其战略位置的重要性,成为英、俄等帝国主义国家角逐的重要对象.西藏在1888、1904年的两次抗英斗争中均以失败告终,作为西藏地方政教领袖的十三世达赖喇嘛被迫两度出走.在两次出走内地和印度的过程中,他亲眼目睹了内地和英国在印度的近代化设施,再加之受"教育救国"思潮和张荫棠、联豫在西藏推行近代教育改革的影响,为改变西藏传统教育与现实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巩固自己的统治,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西藏地方推行近代教育改革,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班禅系统在清朝治理西藏中的作用

据文献资料载,达赖和班禅作为藏传佛教两大活佛系统,在清朝治理西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文章从捍卫国家主权,反对外敌入侵;加强地方团结,维护西藏稳定;拥护朝廷决策,维护中央权威等三个方面对班禅系统在清朝治理西藏中的作用进行了考察。     

1885-1888年文硕出任驻藏大臣及去职

文硕出任驻藏大臣,是要完成“开导”西藏地方政府即噶厦准许英人进藏游历通商和设法加强中央政府对藏治理的双重任务。他上任后,既支持抗击英人入侵,又要求妥协让步。同时,他努力加强驻藏大臣权力,推行川藏一体计划,但是他心有余而力不足。由于他未能完成任务,清政府撤去其职。     

由《筹藏刍议》看姚锡光的筹藏观

在清末民初的中国政坛中,姚锡光是一位对边疆民族问题有颇多独特见解的封建官员。在激烈的社会变革中,他对中国边疆民族问题始终予以关注,特别是对中央政府治理、发展西藏等问题上持有较为独到的认识与见解,在其《筹藏刍议》一书中提出了自己的筹藏观,为清中央政府及之后北洋政府治藏方略的制定提供了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