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耶寺的香火——《禅定目炬》和《拔协》对吐蕃宗论起因的不同叙述

关于吐蕃宗论的历史叙述和学术研究都深受<拔协>的影响.然而,这是一本晚出的史料价值令人质疑的著作.新近翻译出来的吐蕃时期的藏文著作<禅定目炬>,则对事件起因和结果作了另一番完全不同的叙述,给这个耗费了几代汉学界和藏学界精英心血的课题带来了全新的视野.特别重要的是,它指出了拔·塞囊,通常所说的<拔协>的作者,给吐蕃佛教带来的"障难".结合相关资料分析,可以推断,拔·塞囊和娘·定埃增等人对吐蕃佛教发展道路的看法不同,导致了吐蕃宗论的产生.摩诃衍、莲花戒等人,都是被动地卷入其中的.而拔·塞囊的障难,源于他对佛教本质精神的疏离.他看重桑耶寺的象征意义和世俗基础,最终给佛教带来灾难.这是发人深省的.     

吐蕃乐舞探源与研究

产生于吐蕃时期的吐蕃乐舞,在藏族舞蹈发展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吐蕃乐舞以其鲜明的地域特色和诱人的艺术魅力,不仅成为吐蕃时期的文化标志,也成为整个藏族舞蹈发展史上的重要标志。从艺术发生学的角度解析吐蕃乐舞,它不仅开启了藏族舞蹈历史发展的先河,也构建了藏族舞蹈体系的基础,引导了藏族舞蹈风格发展的趋向,对整个藏族舞蹈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进作用。     

锅·饮食·王权──对《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一段文字的文化学解读

锅·饮食·王权──对《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一段文字的文化学解读孙林一、问题的由来：支锅称王《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是一份重要的古藏文文献，对于藏学研究具有难以估量的宝贵价值。在这份手卷中，按内容来说有３部分：（１）吐蕃大事纪年；（２）吐蕃赞普传记；（３...     

敦煌古藏文写本P.T.1055+IOL Tib J 744《十二钱卜法》研究——敦煌汉、藏文术数书的比较历史学研究之三

分藏于法国与英国的敦煌古藏文写卷P.T.1055、IOLTib J 744属一卷之裂,可以直接缀合。缀合后的P.T.1055+IOLTib J 744《十二钱卜法》是以汉文本为底本、根据吐蕃传统社会习俗编译而成,其成书时间为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敦煌汉、藏文《十二钱卜法》的综合分析与比较研究,不仅有助于建构吐蕃统治时期苯教与佛教共存于敦煌吐蕃移民社会生活之中的真实历史面向,改变学界以往多关注敦煌吐蕃移民佛教信仰的片面性,而且能够有力展明该时期的敦煌汉、蕃关系已产生了紧密联系和文化融合,从而为进入归义军时代的敦煌蕃、汉族群最终走向民族融合,奠定了坚实的社会文化基础。     

西藏古代宗教中的神灵体系——以吐蕃宗教文献《五史鉴》为例

［摘要］《五史鉴》是吐蕃时期的宗教文献合集，现已经失传，不过在12世纪的一些教法史著作如《第吾宗教源流》、《娘若宗教源流》中有其文本的抄录，13世纪以后的一些著作还不断引用这些古代文献。本文主要根据上述藏族传世的教法史著作以及其他文本如《拔协》等中所保存的有关《五史鉴》的史料，通过对《五史鉴》文本的系统整理就其中涉及的古代神灵而加以归类和综述，系统的将《五史鉴》记载的神灵进行比较研究，以寻求这类古代神灵在后来藏族宗教主要是苯教和民间宗教中的演变历史。     

吐蕃《都督为女奴事诉状》的法理分析

吐蕃《都督为女奴诉状》是有关借贷纠纷的答辩词,是一份非常珍贵的历史文献。其展现了我国古代丰富的民事法律文化,从中可以窥出,少数民族的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历史地位。     

吐蕃佛教的社会地位研究

佛教是在吐蕃王朝松赞干布时期,分别从印度和汉地传入西藏。在吐蕃赞普和王室的大力支持下,没有被吐蕃贵族大臣们的一次次禁佛运动所扼杀,也没有被吐蕃本土宗教苯教所挤垮,最终登上了吐蕃社会正统宗教的地位,赢得了很高的礼遇和崇高的地位,并对藏族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着重探讨吐蕃佛教在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方面的社会历史地位。     

如何重构大传统——兼论《米诺王权与太阳女神》的方法论

当下文学人类学意义上的大传统指的是前文字时代的传统,服务于重构中国文化观这一现实诉求。如何利用非书写资料阐释中国版图内不同区域的文化在同一时段内的互动关系,继而重构该时期的文化传统,成为当前文学人类学大小传统理论建构的关键问题。《米诺王权与太阳女神》一书通过解读米诺时期金戒指上图像的意义,还原了米诺时期地中海文化共同体的本原面目,为中国文学人类学关于大传统关键问题的探讨提供了跨学科研究范式。     

论纳丁 戈迪默政治伦理思想中的中国资源

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戏剧艺术成就较高。在不同角度的阐释下,英国文艺复兴戏剧总以不同形象面世。20世纪,历史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和文化唯物论等均强调“权力话语”对于文学解读的重要性,但其对权力的解读各有不同。历史主义批评中的权力处于隐身状态,而新历史主义批评和文化唯物论中的权力则成为显性词汇。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戏剧作为社会历史产物在批评中或呈现出王权的镜像写实,或成为巩固王权统治的力量。     

“文学”中发现“历史”：《苏美尔王表》与神王时代

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十分密切,改变文学虚构、历史真实的二元对立思维,有利于重新认识文化的大传统,能够更加主动地探索人类文化现象和文明起源,能够更加深入地把握文学与历史互动在客观现实基础上的主观建构性。苏美尔是迄今已知最古老的文明。《苏美尔王表》既有文学的线索,也有史料的价值。通过看似夸张的记录,表明了早期文明起源过程中,王权神授、争夺王权与神化国王的现实,并具有文化传承上的心理真实的意义。文学中可以发现历史,这是观念变化的必然结果。     

寻常的史料超凡的发现——吴于廑先生史学研究方法论的启示

吴于廑先生的两篇论文《士与古代封建社会之解体》与《封建中国的王权与法律》,分别对中国古代的"士"的性质、地位与历史作用以及封建中国的王权与法律的特征问题展开了透彻的解析,以超乎寻常的深刻洞见,为人们展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全新的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进程与本质特征的整体图景.即使在今天,其创新意义也毋庸置疑.     

敦煌古藏文吐蕃地名由来及对藏族地名的影响

古代藏族氏族部落的迁徙、内部整合与分化是古藏文吐蕃地名产生的主要原因。从民族史视野审视古藏文吐蕃地名,其与古代氏族名、部落名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同时与唐朝及其他周边民族政权的关系和政治地理格局演变有密切的关联。吐蕃地名是吐蕃时期遗留下来的重要文化符号,对以后藏族地名文化产生了比任何时期都更为重要和直接的影响,要了解吐蕃时期地理历史语言,可从地名入手从事论证研究。同时,想考证近代藏族各类地名的来源含义,也可以从吐蕃地名查找其根源。     

崔骃《四巡颂》与东汉洛阳为“天下之中”的地理观

东汉崔骃《四巡颂》是对汉章帝元和年间四次巡狩的颂美。《四巡颂》的文本序列和出巡时间,反映了章帝顺时出巡对阴阳中和之气的尊奉;对章帝巡狩时敬天保民的书写,构建了天人和合的宇宙秩序,体现了东汉对“中和”的神圣王权空间的建构;巡历之地的历史感怀,始终贯穿着洛阳为“天下之中”的地理文化的审视视角。崔骃《四巡颂》以上三个方面的书写,反映了东汉洛阳为“天下之中”的地理观的深刻影响。     

“物的意义”：保罗·鲍尔斯作品中的物质文化书写

美国作家保罗·鲍尔斯是二战后北非最著名的流散作家。他的作品凸显了物质文化书写的重要性。聚焦鲍尔斯早期作品《在山上喝茶》《遮蔽的天空》和《让它下吧》中的物质文化书写,不难发现,物在推动故事情节发展、塑造人物形象、影响人的生存情态以及反映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礼治与王权的客观化

儒家学者对宗法和君子概念的问题意识是一方面批判和牵制特定的国王变更和侵害王权的宗法纪律,使得王权具有公共性和客观化进而使王权得到安定;另一方面作为国王的教正者同时也作为礼治的实现主体,想确立儒家的政治作用和地位。这样的问题意识通过儒家学者对春秋战国时期君权强化的回应表现出来,并且成为以后东亚历史中儒家学者抵抗王权专制的基础,对东亚政治的安定给予了积极作用。     

新时期以来彝族长篇小说民族志书写研究——以冯良《西南边》为例

新时期以来彝族作家创作的长篇小说呈现出民族志书写的趋势,冯良《西南边》是较为典型的一部。彝族作家冯良有与生俱来的民族志书写优势,其作品形成了具有田野调查基础的民族志书写的范式,长篇小说《西南边》作为其民族志书写的集中体现,描述了彝地独特的自然地理风貌和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有较高的文学审美性。对文化的阐释是作家探索民族发展和心理历程的重要渠道,在《西南边》中,作者通过对奴隶制、“毕摩”文化和民俗的阐释表达和探索了从民族改革到改革开放时期彝族的发展史及彝族人们的心路历程,同时,作者也通过对典型人物的塑造展现了彝族的民族精神与品格。     

文艺政策影响下歌剧《白毛女》的经典化过程

从延安时期到新中国,歌剧《白毛女》的历史地位和内容版本的变化实际上离不开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调整的影响。在《讲话》影响下歌剧《白毛女》作为诠释党的文艺政策的经典之作面世,而后又经历了十七年时期文艺政策变动之下由构建经典到解构经典的戏剧性命运变化,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奉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造成了歌剧《白毛女》的彻底失语,新时期以来通过对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的全新调整实现了思想领域内全面的拨乱反正,使得歌剧《白毛女》得以重登舞台再见光明。不同时期党的文艺政策的调整较为集中地反映在《白毛女》具体样式、文本内容、演出情况的变化上,从这些变化中可以厘清延安时期、十七年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以及新时期以来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变化,同时在政治文化的观照下也会对当前的文艺现状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藏文世俗法典文献概要

中华法系中藏文世俗法典与藏族演化史相伴而生, 并不局限于藏族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 也不专指具体的某部成文法典, 而是涵盖上至唐代吐蕃王朝下至涉藏地区民主改革之前, 多种形式、多种层次的法律格局和国家法、地方法、宗教法、习惯法交叉调整的规范样式。藏文世俗法典主要有吐蕃时期的吐蕃本土的法规碑文、 敦煌藏文世俗法典文献、《三十六章法典》, 帕木竹巴时期的《十五章法典》, 藏巴王时期的《十六章法典》《十三章法典》,甘丹颇章时期的《十六章法典》《十三章法典》《十二章法典》等不同写本文献。不同时期制定颁布的藏文世俗法典与藏文史籍中藏文世俗法典文献材料之间有相互补兩的作用。这些材料从不同时期、不同个案、 不同教派、不同层次、不同角度、不同背景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藏文世俗法典制定颁布及实行状况。这些规范是附随历史的脉络递进形成的,在内容上涉及刑事、民事、行政、宗教、政治、军事等方面, 呈现出较强的多元性与互补性, 并在实践中发挥出法律的功能。历史上,藏文世俗法典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维护边疆稳定、稳定民族内部关系、促进涉藏地区经济繁荣、推动与周边地区交往等方面产生了积极作用。     

论苯教在吐蕃王朝时期的地位

苯教(bon)是吐蕃的原始宗教,最初流行于象雄(zhang zhung)地区,故又称象雄苯教;后经辛饶米倭(gshenrab mi bo)改造为颇有体系的宗教,即雍仲苯教。辛绕米倭遂被尊为苯教始祖。吐蕃王族在雅隆地区兴起后,也逐渐接受了包含于象雄文明之中的苯教文化。在吐蕃早期历史上,苯教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无可置疑的。藏文文献指称,用轿子抬着吐蕃第一位赞普——聂赤赞普(gnyav khyi bt san po)登上王位的十二位贤人,即是苯教徒。藏文诸史大都记载了苯教在上丁二王(stod kyi sting gnyis)时期广为流传的     

战国秦汉时期巫觋社会地位下降之原因探析

战国秦汉时期,巫觋的社会地位呈日益下降之趋势。这主要是因为巫觋集团对王权的依附性,使中国的巫没有象西方的祭祀集团那样走向独立,发展到可以与王权分庭抗礼的程度,而是随着王权与神权的衰落一并衰落了;巫对文化知识垄断权和祭祀垄断权的丧失,使其逐渐远离神权中心和政治中心,开始向民间滑落;巫觋自身素质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这一职业的神圣性,也进一步降低了他们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