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畏兀儿的界定及其文化区域

元代是畏兀儿文化发展的兴盛期,由于多种因素的交互影响,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区域。本文通过对分布于新疆、中亚等地畏兀儿人的界定,以及对各区域不同文化类型的分析,认为蒙元时代的畏兀儿文化大致可分为三大区域,即以喀什为中心的伊斯兰教文化区、以吐鲁番为中心的佛教文化区和异彩纷呈的内迁文化区。     

元明时期内迁畏兀儿人研究

元明时期的畏兀儿人，缘于地域环境、政治环境、社会环境的变化，其内迁之后于族群上呈现多元流动、文化上表现为多元取向、生活方式上凸显为多元模式，最终形成了不同的民族与文化形态，成为中华民族的有机组成部分。     

高昌畏兀儿亦都护谱系管见——兼论其与蒙古统治者的关系

高昌畏兀儿亦都护巴而术阿而忒的斤在蒙元时期较早归顺成吉思汗并与蒙古统治者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蒙古统治者在畏兀儿地区建立机构管理和控制畏兀儿地区.由于西北藩王的叛乱迫使畏兀儿人内迁,畏兀儿亦都护也迁居永昌堡.亦都护谱系的变化反映了元廷政局的变化.由撒连的斤、火赤哈儿之死到帖睦儿补化、太平奴之死,无不反映了元廷局势的变动对亦都护家族的影响.内迁之后,畏兀儿亦都护变成了元廷丧失原来领地的特殊大臣.     

元代畏兀人偰百辽逊的送别诗

“华夷一体”是元代文坛的重要特征。高昌偰氏家族在元代多族士人圈中活动频繁。偰百辽逊的别集孤本藏于韩国,待阐发处甚多。其送别诗投赠对象有汉儒、西域亲友、入华穆斯林、僧道等,这证实了中华文化是中华各民族共有之精神财富。其诗歌呈现出西域人善于理财的文化特征,乐观幽默、勇武任侠的民族性格,为诗坛增添了新的光彩。在体裁选择上,偰百辽逊将西域音乐特点融于汉语诗歌创作中,五句诗、六言诗等“杂体诗”别具一格。其诗感情真挚,证实了元代多族士人间关系之紧密。西域诗人对于科举的关注,畏兀家族连胜科场,当是元代文史不同往古的新异之处。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可以发现元代诗歌有别于唐宋的“异量之美”,更好地构建涵括多民族文学的“中华文学史”。其中教益,可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历史借鉴。     

从谭记儿形象看元代女性的主体觉醒意识

元杂剧中塑造了一大批光彩照人的具有反抗意识的女性形象,这些女子在与残酷的现实斗争中力求掌握自己的命运,尽力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谭记儿正是关汉卿极力塑造的一位富有反抗精神的女性,她在追求理想爱情、维护幸福家庭的道路上大胆地反叛封建礼教,挑战夫权,与权豪势要做出决不妥协的斗争,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功,这一典型形象充分反映了元代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     

汉化与西化:从《刑法志》看清代的立法修律

本文通过对清代立法修律（主要是大清律）的沿革演进及其性质的考察,勾勒了清代法律其早期从“参汉酌金”到乾隆定制的“汉化”过程,以及自嘉庆以降从固守“祖宗成法”到“新律萌芽”,被迫走西化之路的过程,并对晚清的修律运动进行了评述,指出晚清法律近代化过程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对当今的法制建设仍有现实意义．     

洗儿诗:从中国到朝鲜的文化旅行

兴起于唐宋并大盛于其后的“洗儿”习俗，不仅在汉族聚居的中原地区流行，还影响到了边疆地区和其他兄弟民族。流风所及，朝鲜亦有洗儿习俗。因洗儿而生的洗儿诗，是一种为新生儿祈福、祝愿的诗歌样式。朝鲜洗儿诗中，对新生儿的期许主要表现在追求寿富、仕宦顺遂与诗书传家三个层面。洗儿之时还常有赐名之举，它与洗儿一道成为敬念先人、和睦亲族的重要方式。由洗儿习俗到洗儿诗、洗儿文化，反映出中华文明对朝鲜的影响，经由最初的民俗最终上升到了文化层面，这是东亚汉文化圈形塑过程中的鲜活案例。     

从“畏”到“无聊”——从情调的角度理解海德格尔对生存论视角的修正与补充

海德格尔认为,此在在世总是已在某种情调(Stimmung)而不是理论态度中预先展开了。在生存论视角中有"畏"的情调,在元存在论视角中有"无聊"的情调,而海德格尔也正是通过选取和描述这些具体而微的现象而不是通过思辨进行哲学思考。海德格尔对不同情调的选取背后有着充分的学理基础:基础存在论以先验论的思路处理了此在的存在,从(基础)存在论—生存论视角来看,畏的作用在于使此在从日常状态的非本真状态还原到生存论的本真状态,此在的非本真状态与本真状态共同构成了此在的存在。而无聊的作用在于对基础存在论进行再次翻转(Umschlag),这种翻转是对"生存论视角"的再次还原,并且其最终通向了元存在论,元存在论的主题亦即"整体中的存在者"是此在在存在状态上(ontisch)的基础。然而,情调所开启的思索远不止于此,海德格尔最终试图寻找的乃是基础存在论与元存在论更深层次的统一。     

词的文质及理论探微──从《词论》到《词源》

词是我国独有的文学样式，随之伴生的理论自成体系。本文认为，李清照的《词论》是词的独立宣言；《花间集序》划清了词与宫体诗的界线；辛弃疾对词学有贡献；针对着词作堆积材料的弊病，张炎在《词源》中提出了“清空”说和词创作的系统理论。     

从曲子词到独立新诗——词、乐关系之变化对词体演进的影响

词与乐的关系是一个不断发展和演进的过程,这个过程既影响了词体本身的性质特征,也决定了词体的演化和蜕变。文人词摆脱音乐最终独立,这从音乐的角度讲,固然是一种遗憾,但从文学的角度讲,则又未尝不是一种解放或创新。对音乐的疏离虽然消弥了歌词"别是一家"的特立性,但同时却也确立了它在文学史、诗史上的独特地位,这正是词体文学性不断发展完善的必然结果。     

从"伶工之词"到"士大夫之词"--论苏轼黄州词的创作

"乌台诗案"改变了苏轼的政治命运,也改变了其词创作的价值取向,使词在文化品格和文化层次上发生改变,得以与传统的立志之诗并驾齐驱.实现了黄州词从"伶工之词"到"士大夫之词"的转变.     

词:一体两面--从宋人对东坡词的批评与东坡词论考察宋代的词体观

词的文体特性问题之所以众说纷纭 ,难以形成定论 ,并呈现出相互矛盾的态势 ,是因为宋人对于词体的看法就有两重性。这种两面性 ,最先是由苏轼词体观的两面性所引发。宋代词论中这一具有原生色彩的矛盾 ,一直贯穿到后代的词论中。词论的两面性 ,自然影响了词史发展格局的多样性。而词史格局的多样性 ,反过来又支持了词体观念矛盾性的发展。     

日常化与女性词境的拓展——从高景芳说到清代女性词的空间

人们对女性词的认识,大多集中在或是伤春悲秋的情爱之思,或是社会动荡的家国之思。事实上,女性词的创作空间一直在不断扩大着,涉及社会生活的不同层面。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兴盛,从明代已经开始展现。进入清代以后,女性词的日常化趋势逐渐增强,成为女性文学发展史上的新的发展阶段。清初女词人高景芳词的日常生活化,表现在题材上,有着非常琐细的一面,这不但可以让我们感受此类女子对生活的别一种体验,而且突破了已经被批评史确立为经典的对女性生活的文学表现方法。藉此,我们可以更具体地看到古代女性生活的多个层面。同时,还需要进一步思考,尽管生活的诗意化可能是普遍的追求,但是,让琐细的生活真正进入诗中,仍然是清代以来才出现的大趋势。日常生活因而也就不存在是不是诗的问题,而是怎样来写的问题。     

从性向政治到身份政治：酷儿理论的层进

酷儿理论是当今西方文学理论中具有较强解构性和政治性的一支,它产生于性别运动,却从性向政治经由性别政治而最终发展到身份政治,成为不容小觑的政治诗学话语。酷儿理论以对异性恋霸权的批判切入,深入到对男女性别分配以及由此带来的身体束缚的抗争,并进而要求打破身份标签的规训,实现真正的自由。无论从酷儿理论的纲领本身,还是其在西方社会产生的广泛影响来说,酷儿理论都具有极强的革命性和先锋性,是性别理论的新突破。     

从悍妇到贤妻良母的变型——浅析李瓶儿性格演变之社会文化背景

《金瓶梅》的女主角李瓶儿以进西门庆家为分界点,此前,凶悍泼辣、狠毒势利、冷酷绝情、风流淫荡;此后,宽厚贤淑、慷慨善良、谦恭怯懦、温柔顺从.前后性格迥然,判若两人,令人费解.然而,这并非作者兰陵笑笑生的创作疏漏,而是有其内在的心理根据:李瓶儿归属感的确立及自身情爱的满足和母性的力量是其性格演变的内因;客观境遇的变迁、潘金莲的欺凌、西门庆的家庭暴力是其性格演变的外因.诸多因素共同作用,促使了李瓶儿性格的异化.     

从悍妇到贤妻良母的变型——浅析李瓶儿性格演变之社会文化背景

《金瓶梅》的女主角李瓶儿以进西门庆家为分界点，此前，凶悍泼辣、狠毒势利、冷酷绝情、风流淫荡；此后，宽厚贤淑、慷慨善良、谦恭怯懦、温柔顺从。前后性格迥然，判若两人，令人费解。然而，这并非作者兰陵笑笑生的创作疏漏，而是有其内在的心理根据：李瓶儿归属感的确立及自身情爱的满足和母性的力量是其性格演变的内因；客观境遇的变迁、潘金莲的欺凌、西门庆的家庭暴力是其性格演变的外因。诸多因素共同作用，促使了李瓶儿性格的异化。     

从强盛到衰落：莫卧儿帝国统治下的社会矛盾与隐患

莫卧儿帝国是欧亚大陆近代早期历史中著名的陆上帝国,其早期的专制帝王依靠传奇的军功、个人魅力和高超的统治技巧,使帝国的军事扩张与国家繁荣并存、社会秩序与宗教包容并立,然而在帝国走向强盛的顶点后,盛世的表面下隐藏着巨大的社会矛盾与隐患：印度教与伊斯兰教信仰方式的差异、制度性国家治理方式的缺失、陆上帝国对海防的忽视、内卷的村社经济,这一切造成的结果是一个包容却并不团结的社会依然延续对外来入侵麻木不仁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