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地区的中原人口及汉匈关系

虞常等中原人口在匈奴社会里的实况,诺颜乌拉墓葬中出土的实物皆说明:两汉时期在匈奴地区匈汉人民之间,不存在相互敌对的思想意识。匈奴南下入塞“寇盗”中原边郡是不争的事实,但其目的是为生存而获取经济物资。匈汉争夺只是发生在局部的、暂时的现象,双方关系的主流是和平相处、互通有无。     

和平天使——论昭君亲属与汉匈关系

昭君出塞和亲,播下了和平友好的种子。不仅自己为汉匈关系的友好贡献了力量,而且在她的影响下,她的亲属继续为汉匈友好事业积极奔走。自公元33年昭君出塞到公元30年王飒出使匈奴,前后六十余年里,大都是由昭君的亲属完成着匈奴和西汉、莽新、更始、东汉的交涉与来往的使命。这充分说明昭君亲属在汉匈关系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从考古资料探索汉匈关系——以和亲与文化交流为例

纵观汉朝与匈奴的关系,和亲与文化交流在汉匈关系史上有着突出地位。近年来,随着匈奴考古学的深入展开,在匈奴人活动的中心地域(即今蒙古国),发现了大量的墓葬、城址、聚落遗址等文化遗存。这些发现使我们对汉匈和亲政策及诸多方面有了更加清晰的了解和认识,提供了丰富而详实的实物资料。本文拟就蒙古国匈奴贵族墓葬出土的汉代中原地区的物质文化遗存为主要考察对象,并结合文献史料,将汉匈和亲关系及北方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交流、互鉴与融合等方面做一探索。     

河西汉塞浅论

河西汉塞是伴随着汉武帝攻伐匈奴的战争而构筑的,在河西汉塞的构筑过程中,丝绸之路得以畅通。汉王朝建立的边塞防御体系,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推进了欧亚交通及经济文化的交流。     

匈奴与西汉频繁密切的使节往来

匈汉之间,除经济文化及军事交往外,使节往来也非常频繁密切,有时其交涉还很复杂激烈。平城之役匈奴曾成功瞒哄十辈汉使。汉使本为窥探匈奴是否可击,却将刘邦送进白登重围,刘邦又利用汉使营造出的局面乘机脱围。匈奴贵人使者作为单于先行而入汉,死于中原。匈奴扣留汉使苏武与其初衷绝对相悖。使节往来为军事、政治、经济服务,其主动权因势力强弱变化而易位。无与伦比的强大凝聚力将匈汉人民聚结在一起,共同创造了伟大祖国的光辉历史及灿烂文化。     

论西汉对匈奴与西域诸国的经济文化渗透

西汉王朝为打击匈奴而通使西域。为了使西域诸国与匈奴断绝关系,和西汉王朝一起攻打匈奴,达到断匈奴"右臂"的目地,西汉对西域诸国进行了经济文化渗透。匈奴在汉武帝的打击下,对汉朝称臣;汉王朝为巩固汉匈的君臣关系,对匈奴进行了经济文化渗透。     

汉文化对匈奴社会影响初探

匈奴自与汉地发生联系后,就受到汉文化的较大影响,这种影响强烈地表现在各个层面上.具体从语言、文字、思想、典章制度、生产技术以及社会风尚等六个层面,较详细地介绍了汉文化对匈奴社会的影响,指出汉、匈两族的文化交流是双向的,汉族文化同样受到了匈奴文化的影响,并使汉族的经济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另外,中原农业文明的发达、和亲政策的实施、汉匈两族的互迁,尤其是民间交往密切并自愿融合,是匈奴汉化的主要原因.     

论西汉对匈奴政策的演变

西汉对匈奴政策的演变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汉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以前,基本上实行与匈奴"和亲"的政策;此后十多年间,试图通过军事打击以制服匈奴;漠北之战以后,又代之以政治招抚为主、军事威慑为辅的策略;汉武帝以后,汉王朝对匈奴实行了较为宽松的"羁縻"政策,汉匈双方虽有君臣名分,实为兄弟之国。西汉对匈奴政策的演变,是与其内外形势的变化和汉匈双方的力量消长密切相关的。     

两汉和亲理论的创立、发展与完善

两汉和亲理论的创立始于汉初娄敬.其意图是对匈奴的侵扰暂且妥协和退让,以求得一段时间的安宁,也是汉匈国力强弱的一种体现.西汉前期的和亲政策取得了一些效果,但也带来了对匈奴一味妥协和退让的弊端.至汉武帝即位,为了实现大一统的宏伟目标,对匈奴发动了大规模的威服战争.在汉匈国力强弱的转换中,西汉中后期的和亲理论及政策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改造,就是要将和亲作为匈奴对汉求和臣服的标志.从长远来看,西汉王朝也终将使匈奴臣服.东汉王朝的和亲理论更为完善,成为一种积贮力量、等待时机、重新武力征服匈奴的战略设想,并在实施过程中具有国家统一、匈奴臣服、汉族与匈奴等非汉民族和平友好交往的象征意义.     

两汉时期匈奴和羌在今兰州地区的活动述论

两汉时期匈奴和羌两个民族在今兰州地区活动频繁,羌汉、匈汉各民族势力互有消长。两汉民族政策有一定矛盾性     

试论地缘条件对汉匈关系发展的影响

汉匈关系的发展演变是两汉时期重要的政治现象,双方强弱位置的转换与两汉时期的政治地理条件关系密切.研究发现汉匈双方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对双方综合实力形成有重大意义;阴山、河西走廊等战略要地的得失限制了匈奴势力的发展;长城防御体系的形成则使汉政权获得了战略优势.?＃     

试论匈奴分裂的原因

东汉初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造成匈奴分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内在的历史原因,又有外部因素的影响。争夺单于继承权的斗争直接导致了匈奴的分裂。匈奴贵族归汉事件的屡屡出现;政治制度的不完善;汉匈联系的加强、南北差距加大,使匈奴从内部逐渐瓦解,促使国家走向分裂。自然灾害严重、汉政府和其他民族政权的军事打击以及王莽的民族政策影响,使匈奴内乱加剧,加速了匈奴的分裂。     

试论中行说的民族关系思想

中行说是西汉时期投降匈奴的宦官,颇受老上单于和军臣单于的器重.他的民族关系思想主要包括匈奴之强因其风俗,抗礼汉庭、反对民族歧视,以汉之长补匈奴之短等观点,其民族关系思想以反对汉化为主要特征.中行说民族关系思想的形成,既与汉朝对中行说的排挤有关,也与匈奴单于及其部众的支持有关.他的民族关系思想虽然立足于匈奴的现实,但也片面夸大了汉朝文化的作用以及汉与匈奴的对立,对汉匈关系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论西汉时期匈奴地区的中原逃人

西汉时期,汉匈双方通过战争、婚姻、使聘、归附、俘虏等方式有着频繁的人员交往.在频繁的人员交往中,中原逃人在匈奴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活动十分引人注目.大批中原逃人涌入匈奴地区,无疑对匈奴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冒顿请婚新说

《汉书·匈奴传》所载冒顿向吕后请婚被视为汉匈关系中极为典型之事,而《史记》中却不载此事。前人多认为司马迁出于政治"忌讳"不载此事,东汉时班固不再"忌讳",因而在《汉书》中重新记载此事。这种解释虽有合理之处,但也存在一些疑问。从《汉书》增补内容的疑点以及匈奴对汉朝社会的影响来看,冒顿请婚一事应为谣言。谣言约产生于太初四年之后,为司马迁所未见,故《史记》不载。东汉初年,由于汉匈关系再度紧张,冒顿请婚之事重新被勾起或被创作出来,又为班固所见,从而被载入《汉书》之中。谣言虽然不可信,却反应了时人恐惧匈奴、憎恨匈奴、希望德化匈奴以及不满吕后女主干政等社会情境。     

从两汉简牍看匈奴与中原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两汉时期很多中原商贾经边疆郡县,再出入关塞,驱赶着牛车往来转输货物,经商贸易。匈奴商胡贩客日款塞下,骡驴驼马衔尾入塞,还常有渡越天田者及逃亡人员出入。汉朝对出关物品虽屡申律令限制,但仍阑出不禁。汉简的记载与正史内容吻合,匈汉经济互为补充互相依赖,风俗文化互相影响。双方始终保持着密切繁盛的经济文化交流,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并得以巩固的强劲纽带。     

西汉与匈奴前后期和亲之比较

西汉与匈奴前、后期和亲有诸多不同：就和亲的形势与主动权看，前期是“汉弱胡强”，主动权在匈奴手中，后期则是“汉强胡弱”，主动权在汉方；就单于的作用看，前期不仅没有对和亲起积极的推动作用，反而破坏和亲，挑起战争，后期则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就和亲的性质看，前期不是和平友好性质的，后期则是和平友好性质的；就和亲的意义与影响看，后期比前期对汉、匈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起了更为积极的推动作用     

汉匈质子关系及其作用述评

西汉和匈奴之间的质子关系,经历了征取质子、质子入侍和王莽杀质三个阶段.汉匈质子关系,不仅对维护当时良好的民族关系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且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文帝处理与匈奴关系的思想探析

汉文帝采取的处理与匈奴关系的策略,是冷静、理性而又得当的。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承认汉匈双方是“分疆自立、和睦共存”的关系;能够体恤理解匈奴的生存环境与所遇困难,必要时给予援助和支持;信守与匈奴的和亲协定,从大局出发尽力维护双方的友好关系;当匈奴违约侵汉时,则组织力量进行有力回击;同时加强骑兵建设,巩固北部边防。汉文帝的上述策略取得了明显的效果,适应了双方经济上互补性和政治上统一性的要求,避免了大规模的战争发生,是一种双赢的战略选择。     

如何评价汉武帝时期的汉匈战争

汉武帝时期的汉匈战争是古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课题,也是老生常谈的问题。《天津社会科学》一九八四年第二期刊发了王连升同志的《关于汉武帝评价的两个问题》一文,对汉武帝打匈奴及其推行的工商政策进行了“重新研究”,提出了新观点。王文认为汉匈战争是汉武帝时崇武派占了上风挑起的.汉武帝是战争的肇事者。对此,笔者不敢苟同,谨提出不同意见与王文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