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一种政治史与思想史的联合考察

汉武帝朝政治的核心内容是对外持续的大规模征伐、对内实行各种兴利政策以及严刑峻法的酷吏政治,三者前后相续、迭为因果,构成了武帝政治三位一体的有机整体。因此论及武帝晚年政策转折必须以这三者为主要考察对象。然而根据这个整体看《轮台诏》,以至整个武帝晚年的政治态势,都不能得出武帝对其政治方略有根本转折的打算,更没有转向"守文"即转向儒家政治的意向。武帝去世六年后的盐铁会议才真正开启了政策转折及"守文"的有力呼吁。而从进一步对武帝朝后的霍光主政时代诸项内外政治方针转换的详细考察中更可以看到对武帝统治方略的调整是一个缓慢、复杂的过程。我们既不可否认《轮台诏》有重民生的调整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政策转折,但也要看到其远未完成这一过程。     

挖掘开发徐州汉代饮食文化

正《诗·小雅·大东》:"维天有汉,监亦有光"。天汉、天河,银河大貌;监如明镜,光照大地。诠释"汉"有此义。徐州是大汉发祥之地,历24帝,经406年,奠定汉民族及文化基石。关西大汉,山东大汉,徐州人有汉,一个汉字含义广泛;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天文、地理、人品素质,生活习惯……等,在此不述。今天,要谈的是汉代徐州饮食文化方面的历史。     

学《尚书》札记

今本<益稷>"懋迁有无化居"句当在"化居"之前断开;<益稷>"在治忽"历来异文众多,当依<汉书·律历志>作"七始咪";<益稷>"朋淫于家"本或作"风淫于家";<高宗肜日>"天既孚命",汉石经作"天既付命",汉石经"付"为本字,今本作"孚"者为借字,今本<康诰>"殪戎殷",汉石经作"壹戎殷",当以后者为宜;<尚书·武成>"一戎衣而天下大定"释为"一着戎衣而天下大定"为牵强附会之词,应理解为"一次用兵伐殷而天下安定".     

孔子的社会理想

提起孔子的社会理想,便不免使人想起他的如下一段话: “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下引《论语》只注篇名)     

班固的“赋颂”理论及其《两都赋》“颂汉”的赋史意义

汉儒言《诗》有"美、刺"之义,影响至赋即为"讽、颂"二端。西汉赋偏重于讽,东汉赋主于颂,而完成这一变化的标志性人物是班固。生逢东汉中兴之时的班固,既承儒家《诗》学传统,更受社会清明、帝王倡导、颂文兴盛等时代氛围影响,作赋与论赋皆以"颂汉"为旨归,所谓"述叙汉德"、"润色鸿业"、"光扬大汉",不仅实现了汉赋由讽而颂的转圜,也从此奠定了盛世而赋的"赋颂"传统,颇具"赋史"意义。     

“翦商之志”的落实：再论晋武帝的建政地理模板

魏晋嬗替,四镇→八都督区→十六州是基于不同层面对晋帝国＂天下＂的三次界划,彼此之间是一种平行、而非隶属的关系,这是晋武帝的第一块控制结构,此外,晋武帝又用＂封国＂与＂五等爵＂之制布置了第二块、第三块控制结构。三块控制结构合为一事,即树立＂藩屏＂体系。＂八王之乱＂就是在武帝＂经制＂下受到遏抑的第一群人与武帝暮年改动＂经制＂时受到边缘化的第二群人之间,基于武帝遗留的＂藩屏＂体系（尤其是＂四镇→八都督区→十六州＂的多元复合控制）乃至政治文化论说,因缘附会,燃起的政治斗争风暴。而武帝临终前排挤异姓功臣这个事项反过来汇流于前述两群人的动乱中,加速了晋帝国的沦落。从汉唐史宏观角度看,晋武帝遗留的帝国政治地理模板影响巨大,值得重视。     

西汉前期的儒学发展

刘邦建汉之初,儒家思想凭借其积极入世的思想,率先进入汉政权的权力中心;惠帝时,由于好黄老的吕后掌权,以及宰相曹参大力提倡无为而治,历文景而至武帝之初,儒家思想虽发展很大,但始终不能成为统治思想;武帝建元六年,窦太后死,武帝广用儒生为官,并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以儒术治国,开创了儒家思想发展的新局面。     

内部秩序与外部战略:论《轮台诏》与汉帝国政策的转向——谨以此文纪念田余庆先生

田余庆先生《论轮台诏》一文,在索隐探幽中将散见文献背后武帝晚年内外形势,隐然的武帝、太子集团矛盾边界清晰而又深刻地呈现出来,给人以认知深处的强烈冲击和震撼,对汉史研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汉武一朝内外格局始分,内朝作为战略决议机构对汉武帝时期内外战略的展开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汉帝国的内部秩序和外部战略交互展布实现了大汉世界帝国的崛起。肇始武帝早年夺嫡之争,其意识形态的建构一直藉重于方术集团,造成了帝国信仰的巫魅化,为各夺嫡势力利用,终酿巫蛊之祸。巫蛊之祸对武帝内政造成重大打击,在对外战略基本完成的情况下,也无力进一步拓展。以《轮台诏》颁布为标志,汉帝国对内对外政策出现重大转向。《论轮台诏》一文的基本结论难以动摇。     

“秦人三喜”与刘邦的成功之道

秦朝被推翻之后,逐渐形成以项羽和刘邦为主角的楚汉之争。而结局以处于弱势的刘邦的胜利而结束,并创立了大汉王朝。刘邦成功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从"秦人三喜"可以看出刘邦的成功之道,刘邦的性格决定他能使秦人喜,他为人宽容,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大大得到秦人的支持,这是刘邦得天下的原因之一。     

“合说”辞格释例

《墨子·天志上》:“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圆。”据文意而析言之,“轮匠执其规矩”就是“轮(人)执其规”、“匠(人)执其矩”,也就是说,“轮匠执其规矩”是“轮执其规”和“匠执其矩”二语的合说。《韩非子·五蠹》:“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据史实而析言之,当是:桀暴乱而汤征伐,纣暴乱而武征伐。换言之,“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是“桀暴乱而汤征伐”和“纣暴乱而武征伐”二语的合说。这是一种修辞手法,并二为一,我名之曰“合说”。与其他辞格一样,“合说”也有其修辞作用。“合说”的作用是:长话短说,使语句简炼,收辞约     

代位权行使效力的研究

关于代位权行使的效力, 有入库规则说、平等受偿说、优先受偿说等几种观点。从立法目的、法律功能、法律成本和效率、其他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中国司法解释的性质和来源来说, 中国应选择优先受偿说的观点, 赋予代位债权人优先受偿权, 建立代位权上优先受偿权的现代理念。     

民国时期武术的科学化变革

作为现代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民国武术置身于当时人们追求＂科学＂的话语背景之中。以＂传统＂为特征的国术（武术）与当时的＂科学＂话语形成了较大的反差与抵牾。国术界要实现以武图强的远大抱负,国术的＂科学化＂问题首当其冲。鲁迅与陈铁生的论战围绕国术是否有提倡的必要展开,一方面为国术的科学化做了舆论上的铺垫,另一方面也促使国术界开始反思传统武术的痼疾。进而,国术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了国术科学化的改造,其实质是确立发展国术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国术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标准

当前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如何认定犯罪中止,司法机关在办理中是仁者见仁,法学人士在讨论研究中是智者见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应以行为人自动停止犯罪并有效地阻止其他共犯利用其先前行为继续实施犯罪或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为标准。     

论当代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编辑视野的转移

当代期刊编辑理论研究,已经逐渐淡化了对期刊本身的功能、基本属性,办刊特色等的讨论,因为编辑学的理论发展,已经解决了这些基本问题。对于人文社科学术理论刊物,现在更多的是在关注人文社会科学的编辑出版与全球化背境下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关联性;当代学术批评与编辑的选择性思维方式;当代学术期刊的编辑过程及编辑活动与学术评价的关系;当代网络化条件下的学术活动与编辑活动的关联研究等与文科期刊相关的更为重大的理论课题。     

行政机关违法设定许可的法律责任探析

对于行政许可违法的法律责任问题,人们往往是从行政许可实施违法的角度进行研究,而对于设定违法及其责任追究的探讨却相对薄弱。然而,行政许可设定一旦违法,其对相对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将会更大,因此,对许可设定的违法及其责任问题进行研究,以避免违法行政行为的发生,促进政府依法行政,不仅必要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     

还本售房合同的法律效力分析

本文通过对案件的深刻剖析,论述了认定合同的依据、广告行为的效力、公司与股东的责任以及公司主体的混同等重要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高校贫困生认定工作面面观

国家贫困生资助政策实施以来,对贫困生帮助很大,同时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提出贫困生认定工作仍需要进一步采取各种相关配套措施,以推动和保障贫困生资助工作更好地开展。     

提单之债的性质及其诉权的构造

在不签发提单的情况下,利他契约理论能很好地解释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当事方的权利义务。但在签发提单的情况下,该理论就不敷使用。借助罗马法中的准契约理论,既能对提单下的义务转让进行合理解释,也能解决在实务中诉权的确定之难。     

从美国修订《1930年关税法》看我国外贸战略转型

2012年3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修订《1930年关税法》的法案,以便对中国、越南等“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近几年,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处于高发期,金融危机加剧了我国外贸出口中遭受的贸易摩擦。应尽快转变原有增长方式,提高产品附加值、降低对少数国家的路径依赖,开拓多元化市场、促进内外贸一体化,以实现我国外贸战略的转型升级。     

朱自清编《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卷过程梳考

良友版《中国新文学大系》丛书出版的背后,有一些文学史细节被遮蔽。其中诗集卷因图书审查委员会的反对不得不“临阵换将”,由郭沫若改为朱自清,这确系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文化围剿政策之体现。朱自清编选的范围来源一方面依靠他在清华大学授课的讲义《新文学纲要》,另一方面得益于《新诗年选》、《分类白话诗选》两种诗选提供的“启示”。朱自清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新诗集卷编选完成,选了五十九位诗人的四百首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