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徒、圣地及其关系——藏传佛教信徒朝圣的特征

宗教学者或宗教人类学者对仪式的研究,既有社会功能的研究取向,也有个人功能的研究取向.个人的研究取向更能使我们理解当代藏传佛教徒为什么仍然保留传统的朝圣模式.通过大量调查材料分析发现当代藏传佛教徒的朝圣主要表现为神圣对象性、时间性、仪式性、诱因性、心因性、社会支持性、我与无我的二元性这样七大特征.     

藏传佛教与青海藏区社会稳定问题研究

社会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为保持我省藏区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文章从十个方面论述了影响稳定的宗教及其相关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试论藏传佛教的“宗派无偏向”与宗教对话

在当代世界范围内兴起的＂宗教对话＂论域与近代藏传佛教著名学者嘉样钦则汪波、贡珠元丹嘉措等所倡导的＂宗派无偏向＂运动之间有一种内在的关联,这说明,古今中外的学者之间有共同的运思取向和思维规律,我们应充分利用藏传佛教关于＂宗派无偏向＂的学术资源来丰富、提升和发展有关宗教对话的框架体系和思想内容。     

论执政党指导思想的内涵、特征与功能

指导思想,是执政党的理论旗帜,是指导党全部活动的思想理论体系,也是动员、凝聚、约束党的成员的一整套认知信仰体系.它一般具备整体性、稳定性、发展性和开放性等基本特征.它具有五大功能导向功能、论证功能、凝聚功能、动员功能和约束功能.     

也谈藏传佛教与藏族文化的关系

长期以来 ,藏族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 ,与藏传佛教形成了密切的联系 ,丰富了藏传佛教的内涵。文章分析了藏族文化体系中诸要素的关系 ,并通过中外学者对文化与宗教关系的理解 ,对藏传佛教与藏族文化关系进行了阐释。     

执政党制度资源:特征、矛盾与开发的基本要求

制度资源具有有效性、稀缺性、层次性、公共性、可塑性和全局性的特征。在执政党的制度资源系统中,存在冲突与耦合、继承与创新、开发与利用、均衡与博弈、成本与收益的矛盾,执政党处理好这些关系有助于提高执政党制度资源开发的成效。制度资源开发的基本要求是要实现制度资源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开发。     

区别对待宗教信仰和宗教社会制度——甘孜州民主改革中对藏传佛教制度的认识

在20世纪中后期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开展民主改革中,对于藏传佛教中不合理的剥削制度,从"暂时不动"到"四反运动",实施了全面改造,保护了宗教信仰.这是藏区民主改革中的必然产物,也是当时中国社会发展过程的必由之路,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宗教、文化和生态的互动关系——尕藏加对藏传佛教的诠释

尕藏加《藏区宗教文化生态》一书系统性地对藏区的宗教、文化和生态进行研究并试图从多学科交叉的角度分析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理论与案例相结合的方式,从宏观和微观的不同角度探讨了藏传佛教对藏区文化和生态的多方面影响,注重藏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社会文化变迁,重视从宽角度、多层次审视藏传佛教的社会功能,期望通过历时性和共时性的比较,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和谐发展,使藏族地区摆脱经济文化滞后的局面。     

藏传佛教生态伦理试析——兼论藏传佛教生态伦理与儒、道及西方生态伦理之同异

本文从理论的角度,探索了藏传佛教生态伦理的哲学世界观基础、根本原则及戒规戒律;从行为价值观出发,揭示了藏传佛教生态伦理的行为措施,及其在保护藏区生态环境中所显示出的重大价值;运用比较学原理,把藏传佛教生态伦理放到更大的理论域境中,同中国传统社会中原地区的儒、道两家及西方的生态伦理进行了横向比较,凸现了藏传佛教生态伦理的特色和优势;从历史发展的视角,指出了藏传佛教生态伦理的当代价值。     

执政党理性、公共理性与我国的政治现代化

现代公共理性应成为沟通、协调和统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个人理性与国家理性、大众理性与精英理性的中介与桥梁。在现代社会里,执政党的活动只有置于公共领域的监督和批判之下,其决策和管理过程才更体现公共理性,即决策和管理具有公共性、民意性、正当性和合法性。执政党的现代化也是执政党由个体理性走向公共理性的过程。     

自然适应还是因势利导——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路径分析

自中央提出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以来,藏传佛教以其适应性强的特点很快实现了社会适应,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藏传佛教逐步跨越传统民族宗教的边界,开始向世界宗教发展,与此同时,藏传佛教也在此过程中结合民族特点逐步进行自身的文化整合。面对新形势,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发挥宗教的正向功能,需要牢牢把握现代化与信众生活适应、世俗化与市场经济适应、法制化与宗教事务管理适应等层面,做到对藏传佛教事务有效引导,牢牢掌握对藏传佛教工作的主动权。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创新——党的十六大精神研究

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创新是深层次政治体制改革的逻辑前提,党的十六大通过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全面阐述,为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创新开拓了广阔的空间,并将改革执政党自身确立为执政党意识形态创新的重大主题,从而重塑了党的执政基础,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开辟了道路。     

论列宁工人阶级执政党保持团结统一的价值观——列宁的执政党建设理论与实践钩沉

防止和反对宗派分裂活动,确保党的团结和统一,一直是工人阶级执政党执政的组织基础和保障。十月革命后,列宁和他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先后同左派共产主义者、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等宗派活动和分裂错误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出色地保证了布尔什维克党在无产阶级革命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和统一。并且,为预防和消除寡头政治带来的分裂危险设计了集体领导、改组工农检察院等一系列制度方案。列宁的执政党建设理论与制度设计对工人阶级执政党的建设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藏传佛教的入世与出世观分析——从八思巴与迥丹热智的对话谈起

元朝时期萨迦派领袖八思巴积极入世,推动了西藏纳入中央管理的历史进程,萨迦派获得长足发展,八思巴本人也受封帝师,备享尊荣.批评八思巴入世观的迥丹热智代表了噶当派出世修行、不慕世荣的取向.这两派的宗教观念对教派的发展影响很大:噶当派逐渐衰落,萨迦派一度鼎盛后也因腐化而失势,出人意表.承续噶当派法脉崛起的格鲁派不仅在宗教上影响深远,,而且长期主导了西藏的政治活动.因此,西藏出现"政教舍一"的现象有其自然、历史和社会条件,而民主改革废除了"政教合一"制度也属必然.对藏传佛教而言,如何借鉴历史经验教训,进行自我调适,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汉地藏传佛教寺庙建筑的历史价值与审美特征研究——以成都白岩寺为例

藏传佛教是佛教的重要流派之一,随着西藏与汉地交往的深入和频繁,藏传佛教在汉地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藏传佛教寺院建筑在汉地的大量兴建。以成都白岩寺为例,文章主要从藏传佛教建筑的材料选择上注重继承藏地佛教建筑的历史传统和古代优秀的建筑思想,色彩搭配上注重对佛教传统内涵的彰显,装饰艺术上突出对宗教教义弘扬等角度出发,探讨汉地藏传佛教建筑作为藏传佛教在内地传播的历史实物见证,其所呈现的历史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     

近代日本人在西藏的活动及与藏传佛教的联系——兼述十三世达赖与日本人的关系

19世纪以后,日本人开始进入西藏,并与西藏地方建立了一定的联系.文章对日本僧人及特务在西藏的活动进行了介绍,并对他们与达赖喇嘛的关系作了探讨.     

藏彝走廊多元文化视阈下的藏传佛教与民族社区互动研究——基于丽江市永宁乡的研究

藏彝走廊是一个历史——民族区域概念,指古中国西北地区民族和西南地区民族间交通往来的重要通道,久而久之在此形成了复杂的多元民族文化。藏传佛教对藏彝走廊诸多民族的社会生活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在对丽江市永宁乡采用个案分析研究,重点研究分析藏传佛教与当地民族社区互动关系的基础上发现,藏传佛教是永宁地区主要的宗教信仰,它与当地的经济、生活、文化相互交融,在交融互动过程中逐渐成为当地民族社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藏传佛教在一定程度上担当了民族特色文化和社区归属感的符号象征,在保持藏传佛教与民族社区的良性互动中,维护了藏彝走廊地区各民族的团结、民族社区的安全与稳定。     

冲击与反弹:基督教与藏传佛教的早期遭遇——以保安教案为例

近代中国教案频发,究其根底,乃因基督教在传播过程中的多重面目,形成了对中国固有政治结构、社会结构与文化传统的冲击。在冲击与反弹的模式中,中西文化的冲突构成了教案的重要内容。然而中国传统文化亦因类型繁多,不仅有占主体地位的汉族文化,也有各种形态的少数族群文化,从而使中西文化的冲突也呈现出各异的形态和内涵。在早期基督教传入安多藏区的过程中,两种宗教因基本教义、信仰体系和传教形式的不同,在相互的接触中,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两种同样对社会具有强制性干预色彩的宗教的冲突。藏传佛教对基督教的排斥,既是一种宗教文化对外来文化形态的排异反应,也存在现实利益的考虑。1899年发生的保安教案,清晰地展现了宣道会在保安堡传教的努力与隆务寺对传教士的不满与敌视,最终演变成为一场驱逐传教士的暴力事件。